建立新生人民政权

   为了顺利地开展接管工作，1950年3月27日，在部队和南下工作团进康定后不久，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成立。在康定军管会的领导下，向各县派出了军事代表和军事联络员，军事代表和联络员均为南下进康的县、区一级领导干部。为了缅怀这些前辈，我们共同来回忆下他们的名字：军事代表17名：康定王实之、泸定王泽民、丹巴康慎、九龙张耀南、雅江刘泽、乾宁任庚尧、义敦王建、巴塘柳溪、理塘（乡城、稻城）罗铭、道孚昝英、炉霍苏克、甘孜冀怀义、新龙郭维淮、德格李森、邓柯刘乃发、白玉张茂岐、石渠匡立德；联络员4名：义敦李九林、稻城李青山、乡城任志高、得荣李旭（资料来自甘孜州档案馆）。在派出军事代表的同时，康定地委根据各县的不同情况，在1950年内先后建立了康定、泸定、巴塘、丹巴、炉霍、义敦六县工委，1951年内建立了九龙、乾宁两县工委，其余十二县于1952年内先后建立。各县工委书记中只有平措旺杰、钦饶两名藏族同志，其余都为南下干部。随后在各县工委的领导下，相继通过召开协商会民主选举出各县正副县长。正副县长大多为当时拥护党的领导、支持新生人民政权的部落首领、宗教高僧等上层人士。比如：炉霍县长相子益西多吉、康定县副县长土登却隐、甲安仁，九龙县长罗洪则拉、康定县长甲联升、新龙县长甲日尼玛、乡城县长冷龙达娃等，当然后来有的上层人士与党离心离德，发动武装叛乱，走上了不归路。巴塘第一任县长由巴塘县共产党员曾却扎和刀登两位同志同时担任。

   南下老前辈罗铭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建立新生人民政权有这样的记述：1951年1月，我参加了康定县各族各界的人民协商会，这是康定解放后第一次体现各民族大团结的大会，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与上层人士协商办事，具体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康定军管会的直接领导下，选举出康定县正副县长，成立了康区解放后的第一个县级人民政府。

   康定解放后，康定地委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开展民族工作的方针和行动指南，始终坚持“团结上层为主”和“慎重稳进”方针，把中心工作和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民族、宗教上层联络团结上，以最大限度、最宽容、最广泛地依靠和团结争取当地民族、宗教人士与人民政府同心同德合作共事。

   康定军管会副主任阿旺嘉措（甘孜县人）曾是西藏色拉寺堪布，因反对西藏亲英势力，被当时的噶厦政府通缉，他到重庆反映西藏情况，反而被国民党软禁，重庆解放后他到了成都，在成都期间，他亲眼见到成都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热烈场面，深切感受到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在成都期间他受到贺龙的接见，贺龙希望他能为康区解放发挥作用，随即被西康省委派回康区工作，他不辱使命，为康区政权建立和西藏的解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他历任康定军管会副主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州法院院长、州民干校校长，1963年调全国佛协任副会长等职。

    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是值得说一说的人物，康区解放后，康定军管会派往德格县军事代表李森同志在康北工作团（李占林团长、夏克刀登为副团长）的指导下，坚持“团结上层为主的”民族工作方针，多次找她谈话，帮助她提高思想认识消除顾虑。成功地调解了她与大头人夏克刀登之间的矛盾。1952年，她作为西康藏族自治区国庆观礼团的副团长到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赠送她一件紫红色锦缎藏袍。她先后担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委员、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甘孜州政府副州长、省妇联副主任等职。

   在团结、动员上层人士中当然还有德格大头人夏克刀登、康定日库活佛 、九龙大家支首领罗洪则拉、丹巴巴底土司王寿昌等等，这些头人和上层人士在康定地委的动员下，都参加了工作，成为军管会成员、自治政府委员以及各县人民政府的正副县长。

   在建政之初，各县与当地土司头人及宗教上层的协商工作也是一波三折，极不平凡。原州政协主席、藏族离休干部钦饶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由于历史原因，在色达的大小头人和上层人士思想中自认为色达是“独立国”，按他们的话说“我们色达从来没有投降过汉人”。1952年，色达建政先遣组一行4人12月18日抵达色达，开始了极为艰难的工作。大头人仁真邓珠以闭关念经为由，拒绝与钦饶同志见面协商，为尊重他们提出的“住进寺庙不合适”的意见，工作组在寒风刺骨的冬季在离洞嘎寺3公里的小山沟搭建了两顶帐篷办公，由于协商工作的不顺利和群众基础的不牢固，色达县只好先建立办事处，于1955年11月才得以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色达县人民政府。

   时任理塘县军事代表的罗铭同志在回忆录《高原工作纪实》中讲到：动员理塘寺交出国民党二十四军旅长曾言枢是统战工作和民主协商工作的成功实践。康区解放前夕，曾言枢交出兵权后躲藏到理塘寺当喇嘛，受到理塘寺的保护和隐藏。1952年5月通过西康省、康定地委和理塘县三级对理塘寺堪布等上层人士耐心讲解政策，沟通协商，理塘寺终于交出了曾言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