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才

   我们到达康定时，雅江还没有解放,于是就在康定、泸定等地工作了一段时间。1950年11月，我们正式出关去雅江，和我一起去雅江的还有五六个伙伴，我们没有骑马的经验，一路翻山越岭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当看到路边一个写着雅江字样的牌子时，已经走了5天了。过了立牌子的地方，我逢人就问雅江县城在哪里，当别人告诉我雅江县城已经到了时，我感到无比惊讶，那时雅江的荒凉、遥远、闭塞勾起了我无限的乡愁，那个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1952年，我到雅江县祝桑区驻点工作组工作，祝桑区辖八依绒、米龙、祝桑三个乡。当时的祝桑区，说它与世隔绝也不为过，特别是语言，我刚到时，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交流只有比手势，好在组织上先后安排马腾骧、杨育才等人当翻译。那时州、县都号召藏汉干部相互学习对方语言。

   祝桑区语言学习氛围十分浓厚，规定藏汉同志之间互交流时藏族同志必须用汉语，而汉族同志必须说藏语。刚开始我带着浓厚“山西味儿”的藏语和藏族同志本地味十足、张冠李戴的汉语时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后来，随着大家一点一滴的进步，用藏汉双语交流的能力越来越强了。我在1953年任祝桑区工作队队长时就基本能用藏语跟群众交流了，每天走村串户，发放农具，宣传民族政策，和群众打成一片，刚翻身得解放的群众沐浴在幸福的阳光里，非常乐意和我们拉家常，不久，我们完全掌握了三乡八百来户群众的基本情况。

   在学习藏语的过程中，我有过丰收般的喜悦，也有很多啼笑皆非的趣事。有一次上县开大会，我要上台汇报交流工作情况，当时县上领导为照顾我这个汉族干部就给我找了一个翻译。不料我们工作队的一名同志跟县上领导说我藏话说得可好了，不需要翻译。这样，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我开始用藏话汇报工作。开始还比较顺利，后来说到要保护森林时，一个口误将“纳乌松雄协贵”意思是“要保护好森林”说成了“纳姆松雄协贵”意思是要保护好女人，引起了哄堂大笑。当然那次领导没有批评我，同志们也没有责怪和嘲笑我。有了这次经历后，我更加努力的学习藏语，对常用词进行强制记忆。经过努力，后来我获得了“雅江县学习藏语模范人员”称号。学会藏语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派上了大用场，在“四反”运动中还被选派到州上去当了会场翻译。

   1956年初，伟大的民主改革迈开了坚实的步伐。我时任祝桑区工委书记、工作队长。那时，群众中私藏枪支的现象非常严重，而我们干部队伍没有进行武装，祝桑区几十名干部只有两支步枪和一支手枪，手枪由我佩带。由于我们平时工作做得细致，祝桑区在民改期间没有发生叛乱，而其他区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叛乱。雅江三区（恶古区）的干部就遭到叛乱分子的袭击，除了几个干部幸存外其余全部牺牲了，我的山西老乡——时任雅江县委组织部长的李洛川同志就在那次匪袭事件中壮烈牺牲。收缴枪支的行动要等州上召开会议统一部署才得展开，干部的情绪出现了一些波动，同志们都说：“李书记，我们的安全就靠你腰间的那支手枪了。”我当时觉得他们说的那句话分量很重。于是决定让工作组先到群众家去借枪，好在我们群众基础很好，借到了不少的枪。

   不久，参加了州委会议的县委书记樊洪智同志回来对我说“老李，这次州上开会让我们开展收枪工作，你就放开手脚去干吧！”说干就干，短短几个小时，我们就完成了祝桑乡的收枪工作，其余两个乡的收枪工作不久后也完成了。

   收枪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有个别人还是不愿意将枪交出来。当时祝桑区有三个土司，最大的叫尼玛勒布，在收枪工作开展前，我曾经向尼玛说过我要在他那里借枪，他跟我说过家里有三支枪，即两支步枪、一支手枪。我们到他家中收枪时只有他儿子在家，他儿子只交了两支长枪，还赌咒发誓说只有这两支枪。我知道尼玛勒布不在家，因为那几天我安排他去康定参加学习和协商民改工作相关事宜，我没有让工作组的同志跟他儿子过多的争论，打算等他回来再做工作。过了几天，尼玛勒布回来了，我立即上门去找他。尼玛勒布狠狠地批评了他儿子，将手枪也交了出来。

   有了枪，我就组织干部和民改积极分子组成自卫队，除了搞好自己区的各项工作，还不时的组织力量支援其他区，记得支援了三区8支步枪，子弹300发，手榴弹2枚。得知恶古区发生叛乱时，立即组织十几名自卫队员沿着雅砻江巡查，走到茨马绒村时，发现并赶走了一名持枪分子。

   调离祝桑区后，我任雅江县农工部部长。“四反”运动期间，工作团到四区麻郎错乡开展工作，由罗通达任团长，我任党组书记。那时，叛乱分子都躲到山上去了。有一次，我穿了一件藏装，装成叛匪的样子到一个叛属家，先用藏语说了他儿子的名字，说他儿子跟我在一起，山上没有口粮了，让他准备些粮食并告诉了他送粮食的地点，同时我们事先安排一名队员隐蔽在那里，就想等他来送粮食时抓他个现行。当我们赶到指定地点时，发现粮食就放在不远的地方，但送粮食的人不见了，于是断定可能是我们的队员没有隐蔽好被叛属发现后他丢下粮食跑了。我们立即赶回那个叛属家，发现大门已关上，我先用藏语让他开门，他不出声也不开门。后来我换了衣服，亮明我的身份，他开门后先是赌咒发誓不承认，直到我用物证将他揭穿后，他才低头承认并表示一定痛改前非，第二天我们开会对他进行了教育。通过双方不懈的努力，最后将他的儿子争取了回来。

   后来，我在雅江任了县委委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等职。于1965年调离雅江到道孚工作直至离休。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离开雅江五十多年了，但每次回顾这段历程，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尽管我在雅江期间未能作出闪光的业绩，但在雅江工作的这段时间是党在康区建政以来最艰辛、最复杂的关键时期，我为能够参与其中深感自豪。觉得自己没有辜负当初南下时党的重托，和当初贺龙同志对我们进藏区工作同志的希望，我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今天我离休在甘孜州雅安干休所休养，我要感谢党的教育和培养，感谢组织对我的关爱，我将迈着“南下”光荣的步伐，继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