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妥全貌。 杨俊林 摄

得妥移民新村。 杨俊林 摄

晨曦中的得妥新村。 杨俊林 摄

在得妥遥望贡嘎雪山。 杨俊林 摄

   ◎本网记者 马建华

   连日阴雨，我静静地站在窗前看着咆哮的折多河，浑浊的河水推动着河底巨大的石块奔涌向前，石块碰撞的闷响，让房子也在颤抖，河边的柳叶垂在河面，任由湍急的河水冲刷，一场滂沱大雨忽然而至，路上瞬间就没有了行人，街边的雨水如小溪哗哗流淌。远在成都的母亲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这是她到成都定居后，每天雷都打不动的习惯......

   80年代： 改革开放，小山村困不住“发财梦” 姐姐离开山村闯蓉城

   母亲打来电话也无大事，无非就是问问我康定的天气，问我是否吃得饱穿得暖。作为她50多岁的“老儿子”，因为工作原因，常回家看看，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我平常难得打电话向母亲请安，这让母亲有些不满。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5年了，像越走越远的影子，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母亲总爱絮絮叨叨地讲述她和父亲的陈年旧事，泸定得妥的一草一木从来没有模糊过母亲的记忆：汛期到了，大渡河又该涨水了，这个季节，秧苗已经下田了，又到了管理玉米、种花生的季节了……。

   托改革开放的福，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乡上的“文化人”，父亲经常在《甘孜报》上发表新闻和科普作品，还获得过全州好新闻一等奖，在全州和乡上都小有名气。有一次，父亲在《农业科技通讯》杂志上看到，湖南益阳在举办毛衣编织培训班，一心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父亲决定让毕业在家、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姐姐去湖南益阳学习这门技艺。虽然已经包产到户了，但家里除了粮食满仓，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母亲喂养的鸡和猪，除了少部分出售，都是自家食用。学费加路费上千元，对我们家来说，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

   父亲决定了的事情，驷马难追，他到了平常往来多的亲戚家借钱，但谁也不愿意把这么一大笔钱借给一个也许无还款能力的亲戚，很有可能收不回来就打了水漂。终于，一个平常没有多大往来的亲戚，慷慨解囊，父亲说立一个字据，亲戚爽快地说，字据就不用了，我相信你的人品。

   1985年9月10日，姐姐花了4.4元钱从得妥坐客车，到了汉源县的乌斯河火车站，又花了4.4元钱，坐火车第一次到了成都，又坐了一天多的硬座火车，到了湖南益阳。姐姐的“发财梦”从益阳起航，10天后，姐姐从湖南益阳回到了得妥，在街上找了一个铺子，摆开编织机，穿针引线，在织机上哗哗地推动机头，一片毛衣就出来了。

   那时候，很多乡民并没有看见过编织毛衣的机器，街边卖木耳、菌子、山药等山货的山民，好奇地把姐姐的毛衣编织店围得水泄不通。“看到女人一针一线地织毛衣，十天半个月还织不出一件，这个机器一个小时就可以织一件，还真挺新鲜。”年长的山民吧嗒着叶子烟，一声不响地凝听乡民的议论。

   毛衣编织机对于山民来说，是一个稀罕之物。但在那个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年代，山民们依然舍不得花几十元钱织一件时髦的毛衣。“赚了吆喝，赚不到钱的买卖，我们不做。”看到姐姐半个月才接一单生意，父亲喝了二两烧酒，抽着一支“飞雁牌”香烟，心事重重地说：“得妥的塘子小了，你就去成都办培训班吧，借亲戚的钱，要尽快想办法还上，我们不能做不讲信用的人。”

   姐姐便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带着父母的殷切希望，只身闯蓉城。当她来到火车南站旅馆，表示要长期租房间时，服务员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穿着并不时髦的乡下人在说梦话。姐姐在火车南站安顿下来后，立即通过“摇把子”电话给湖南益阳的毛衣编织机厂达成了口头协议，姐姐以培训和代销的方式，在成都开办了西南第一家毛衣编织培训班。

   厂方负责人经过深思熟虑后，给姐姐颁发了西南片区经销毛衣编织机的委托书，并派人到成都来进行了考察。因为是代销，姐姐不用担心资金积压。租了住宿房间，姐姐又租了一间教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姐姐走进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四川广播电视报社，将拟定好的广告词交给了两家省级媒体，通过持续播放和刊登，全省各地的学员都到姐姐的培训班来学技术。

   90年代： 转观念，父亲追寻新的“土地梦” 重教育，妹妹圆了大学梦

   父亲在一次农耕时，不幸被牛角擦伤了左眼，鲜血直流，乡卫生院不具备手术条件，让父亲赶快到成都，因为交通落后，泸定每天到石棉县的客车只有两班，父亲辗转到成都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父亲的左眼球被迫摘除了，而右眼也是近2000度的近视，失去了劳动能力的父亲，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曾经想到过轻生，在子女们的安抚下，父亲度过了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

   面对越来越多的学员，姐姐有些力不从心。母亲心灵手巧，在村子里手工织毛衣是数一数二的，父亲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家里的承包地转租给村民，让母亲一心一意去成都帮姐姐教学员。那时候，还没有打工一说，很多村民守着贫瘠的土地，艰难度日，听说父亲要转租土地，邻居纷纷上门，父亲拟定了一份土地转租合同，并把合同内容念给邻居听，双方满意后，签字画押，父亲和村民兴高采烈地拿着合同找村主任盖章。

   村主任一听，拍着合同怒吼道，全州可能只有你才敢做这样“违法乱纪”的事情吧，你看看，每年还要给你交多少粮食，我们刚消灭了剥削阶级，难道你又要想当地主，收租子吗？要是没有能力耕种，就把土地退回村集体！村主任怒不可遏，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父亲和邻居只好找乡党委书记。

   “我家里的娃娃都在读书，我又是残疾人，仅靠爱人一个人已经无法耕种土地了，土地又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没有收入，我们怎么生活？我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父亲见到乡党委书记就大倒苦水。邻居也说，我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又不会给你们找任何麻烦，你们何不顺水推舟做个人情。

   “你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但全州还没有先例呀，违反政策的事情，谁都不敢轻易表态。”乡党委书记说，涉及政策性的问题，还要请示县上。几天后，乡党委书记在土地转租合同上盖了公章。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母亲在泸定中学初中毕业，本来已经考上了师范学校，外婆却死活要她留守家里，给她养老送终，外婆的一个错误决定，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经过几年的发展，姐姐的培训班办得风生水起，教室里学员座无虚席，母亲在黑板上画毛衣的款式，教学员毛衣编织计算公式，指点学员勾边、挑花等技艺。

   那时候，山东有了“电脑提花”毛衣编织机，工艺更先进，母亲又到山东青岛接受了瑞士技师的培训，掌握了电脑提花技术。随着毛衣编织样式的多样化，母亲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新潮毛衣，过目不忘，加工出来的毛衣往往在成都市“仅此一件”。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妹妹高中毕业，姐姐打算让妹妹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帮助她打理毛衣编织培训学校的事情，父亲断然拒绝，认为做生意风险太大，必须要上学，于是，妹妹顺利地考上了本科院校，现在是成都一所中学的老师。

   新世纪： 小山村日新月异 再回乡乡愁不再是“梦”

   陪伴姐姐和我们成长的老宅经历了几十年的光阴，早已破败不堪。但挣到了钱的姐姐没有在老家修房的想法，她是想让父母都到成都去享清福。姐姐的好意，父亲并不“领情”。父亲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修建新房。他说，在得妥生活了一辈子，大渡河水的涛声，山上苍翠欲滴的树木，鲜花遍野的山坡，偶尔斗嘴的乡邻，这里有他的根与魂，他已经和家乡的一草一木须臾不可分了。

   父亲把卖耕牛和卖粮食的积蓄拿出来，准备建房。当时，交通不便，建房的材料无法运进来，他就请了一个赶牲口的老头儿，每天从大渡河边驮运河沙水泥上来，备好建材后，他草拟了一个图纸，请来匠人开始了他的“新居梦”。2006年，一楼一底的新房在父亲一个人的操持下，终于落成。乳白色的墙砖、褐色的地砖，门外百花争艳的风景，父亲坐在沙发上，惬意地喝着茶，心花怒放。

   在成都打拼10多年后，姐姐还是没有能够在成都站稳脚跟，在她的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和姐夫听不进父亲的善意劝告，没有形成一套严格的公司管理体系，毛衣编织红火了10多年后，走进了人们的记忆。姐姐的公司不得不宣告破产。不服输的姐姐依然在成都打拼，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家乡对于姐姐来说，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如今，姐姐的两个女儿也在成都工作，她也算是没有了后顾之忧。

   妹妹在成都购买了房子，面临生小孩和带小孩的压力，妹妹希望母亲到成都来帮助她，母亲义无反顾地又到了成都。长期一个人在得妥生活的父亲成为了一家人的牵挂。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生活自理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多次给父亲做工作，让他到成都去，父亲始终觉得故土难离。

   因为视力很差，父亲在得妥购买过无良商贩贩卖的过期食品；因为家族隔阂，父亲在得妥无依无靠。有一年春节，我们回家帮父亲找好了看房子的邻居，不容分说，把父亲接到了成都。过了两年，我们回家看到邻居并没有爱惜房子，竟然在房间里面养鸡，窗台上长满了青苔，父亲一怒之下变卖了房子。

   记得在搬离老家前一夜，母亲在清理家里的财物时，拿出一张张过去在得妥照的照片，望着照片就是一声叹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母亲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从磨西来到得妥，她和父亲借助在邻居家猪圈旁边，有了姐姐后，父母披星戴月在一片荒芜的竹林中，开垦出一片空地，砍伐几根很细的木头搭成架子，又就地取材，用竹子编成的篱笆围拢四周，盖上稻草，就成了简易的“家”。

   这个茅草房我们一住就是20多年，包产到户后，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父母精心操持，掀掉了茅草房，买了瓦，到公社申请了木材指标，修建了木头架子的瓦房，算是有了一个像样的家。摆弄一件件陈旧的物件，母亲自言自语，每一件东西她都能够讲出其中的故事。

   离开得妥的那天早上，朝夕相处的村民们都来了：“不管你们走得再远，这里还有你们的根，记得经常回来看看。”老宅卖了以后，我只是偶尔出差到过得妥。曾经穷乡僻壤的得妥已经今非昔比了，电站建设，修建移民安置点，幢幢高楼平地起，曾经让我引以为豪的老家住宅，与旁边的林立的高楼相比，显得十分逊色了。村民们种青果、佛手柑，种羊肚菌……，一个个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鼓了乡亲们的钱袋子，曾经为柴米油盐发愁的乡亲们住上了好房子，还过上了好日子。

   今年春节前，母亲、妹妹和我从成都驱车回到了得妥。表姐家住在半山上，过去走路下山要一个小时，背东西上山要两个多小时，现在，汽车可以直接开进她家院坝，表姐和表姐夫都已经年过古稀，留守在家的侄儿修建了两层楼房，10多间房间，都贴了地砖，还有卫生间。清晨，云雾缭绕，70多岁的表姐夫就带我在他家周围转悠，“你看，那个雪山就是贡嘎山。”顺着表姐夫手指的方向，我看到群峰环绕的贡嘎山在初升的朝阳辉映下，洁白耀眼，得妥库区平面如镜，一幢幢楼房环绕在湖边，薄雾在湖面上渐起，得妥犹如仙境。

   “我家新房落成的时候，我到街上专门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挂在客厅正中，我们能够告别行路难、住房难，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的领导。”表姐夫感慨地说，“过去，卖一头猪，要请几个壮小伙，把猪抬下山，基本上一天时间就没有了，我们住的周围，全部是乱石，出门走路都成问题，现在乱石已经被改造成梯田了，还修建了‘产业路’，种庄稼也不再需要拼劳力了，耕地有旋耕机，拉粮食和肥料，有三轮摩托车，我们现在是‘懒人’种庄稼呢，而且，我们家还种了重楼、佛手柑、羊肚菌，一年的开销不愁了。”

   离开得妥的时候，我又深情地眺望了得妥的全貌，日新月异的得妥，已经找不到儿时的记忆了，人是物非，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故乡永远是我心中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