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殖民主义
   南非的伤痛，即是曼德拉的伤痛，殖民主义是其源头。库切在小说《耻》中严肃探讨了殖民主义。什么是殖民主义？殖民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如何对待殖民主义？如何重建人类社会？库切深刻思考南非及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库切的问题，也正是曼德拉的问题。
   笔者之见，殖民主义，仅文明意义的“越界”是难以概括的。越界仅是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探寻殖民主义，需回到欧洲文明的源头。首先，要了解欧洲的地理环境。地理具有长期的力量，可以影响人类事务。欧洲大陆的地理特征为：轮廓破碎；大陆东宽西窄；多半岛、岛屿和内海、边缘海；大部分地区地处北温带，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茂盛。欧洲森林覆盖率总体为30％ ,有关资料介绍,欧洲各国的森林覆盖率普遍很高,一般国家都达到40%以上。欧洲大陆多海洋、多森林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欧洲人早期的生活方式是渔猎与狩猎。4万年前出现的以狩猎为生的克鲁马侬人，在猎光了所有大野兽后，他们从非洲向欧洲和亚洲转移。欧洲多森林适宜狩猎的地理特征，让克鲁马侬人的狩猎特长得以发扬。欧洲人主要从狩猎聚居民族繁衍而来，已由科学界从欧洲人的基因调查得到结论。狩猎在欧洲成为文化传统。据记载，早在罗马统治英格兰时期，狩猎就成了当时王室所特有的休闲方式。对于一个18世纪的英国贵族来说，身穿猩红的猎装，头戴黑毡帽，骑着骏马，猎犬引路，策马扬鞭，追逐猎物，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和财富的证明。因此，以农耕、狩猎、采摘、渔猎四种人类直接从大地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来划分文明的种类，那么，欧洲文明应属狩猎文明。
   文明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狩猎的特质是，进攻与杀戮。自然，在狩猎文明环境下生活的欧洲人，以非此即彼的直线为思维方式；以进攻为生存方式。此生活方式，自然产生“占领、奴役和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行为。诞生于欧洲的殖民主义，是狩猎文明发展的极端结果。这是16——18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像猎人一样在非洲的土地、美洲的土地、亚洲的土地上抢劫、掠夺、屠杀的根本原因。
   殖民主义的诞生，根本在于文明，与经济没有本质关联。虽然，殖民主义与欧洲的资本主义有着联系，但，并非发达的经济催生了殖民主义。
   可以以中国为例作正面说明。1750年，即清朝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几乎是世界的1/3。当时的中国，可算世界超级大国。然而，中国并没有对周边或边远国家发动殖民。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殖民主义。以农耕为主体的中国，在五千年历史中，形成了和的文化。
中国具有适宜农业耕作的地理环境。农业生产，需要灌溉，需要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自然，“和为贵”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故而，农业文明下的中国，尽管汉、唐、宋、明、清时期都可谓世界超级大国，但从未对周边或边远国家发动过殖民活动。
   归根结底，殖民主义是文明的产物。是欧洲狩猎文明的结果。狩猎文明的特质，让欧洲国家，从罗马到美国，沿袭了丛林法则，即圈占领地、弱肉强食，同时，沿袭了非敌即友的思维模式。至今，美国仍以狩猎文明模式处理国际事务。殖民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即为帝国主义及人类中心主义。
   归根结底，殖民主义并非人性的根本。若从人性根本出发，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都可被超越。经过漫长革命岁月的洗礼后，曼德拉如此坚信。
   三 反殖民主义
   与殖民相伴随的是，反殖民。
   不得不提到，圣雄甘地、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这两位成功反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改变人类文明格局的人物。他们也是曼德拉的精神导师。
   机缘巧合的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肇始于南非。19世纪，印度与南非，同为英国殖民地。相同的殖民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了甘地的非暴力运动。
    在印度主张万物平等的佛教文明下成长的甘地，心中有着慈悲与爱的种子。15岁时，甘地偷了哥哥手镯上的一小块金子，良心受到谴责。由于不敢当面认错，他写了一封悔过信交给父亲。甘地原以为会受到重罚，没想到病榻上的父亲读后泪流满面，竟原谅了他。甘地感动得哭了。这是甘地人生中第一堂“非暴力”课。他认为，父亲信任与慈爱的力量远远胜过责骂和棒打。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些爱的眼泪洗涤了我的心灵，抹拭了我的罪污。只有亲自经历这种爱的人，才能认识它的价值……”。第一次“非暴力”体验，让甘地体会到了爱所蕴含的洗涤罪恶的巨大能量。这次体验，成为甘地“非暴力”运动理念的基点。
    1893年，甘地以律师身份前往南非谋生。在南非，甘地品尝到了种族歧视的滋味。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在印度，甘地因家族高贵的出身，对种族歧视没有感受。而当甘地为了生活来到南非时，他看见：印度在南非的“契约工人”在矿上或农场工作5年后，要么得到一份船费回印度，要么可以作为“自由”印度人留下来，在南非的英国人或布尔人领地只能处于半奴隶状况。在南非所有的印度人都被称做“苦力”或“沙弥”。乘坐火车时，因印度人身份，甘地只能坐三等车厢，尽管他购买了头等车厢车票。当对不公平表示抗议时，甘地迎来的是列车员、警察的拳头。对于种族歧视，曾在中国上海滩树立过的“华人与狗不能入”的牌子是最好的说明。
    尽管，亲身体会了拳头的滋味，然而，甘地心中并没有涌出仇恨。不过，曾留学英国学习法律，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甘地，对身体遭受的痛苦无法仅以佛教教义中“臭皮囊”一词轻易打发掉。甘地直面肉体的痛苦。他决定，“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还是表面上的，只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种沉重的病症罢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甘地要做的，不是复仇，而是治病。这让他的革命不以传统暴力手段进行，这也让甘地显得与众不同。甘地一生中曾16次绝食，18次进监狱，5次遇刺。在殖民主义盛行，充满暴力的世界里，甘地仅以血肉之躯、仅以对人性的信任，以彻底的柔弱对抗压迫，这样的革命，自诞生之日起，就让人赞叹。
    促使甘地非暴力运动除从小生长的环境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欧洲文化的迷惑性。“我们是为了 保持大英帝国宪法的完整而斗争的，为的是某一天实践能尽可能地靠近理论……消极抵抗……现在是不适用的，它的使用仅限于一个社会普遍含冤受屈，并感觉到它的自尊和良心受到伤害时。……我们的冤情……可能每天都在朝这一地步迈进……在那之前，只有普遍的补救措施，如请愿等，是目前可以使用的。”作为被殖民者，甘地看到大英帝国文化中的一个矛盾现象：“自由、平等、博爱”写在大英帝国的宪法里，而且大英帝国在统治印度期间，改变了印度的落后面貌，兴建铁路、公路，成立电报服务，改进公共卫生等，这些都是依靠印度本身的力量难以做到的。然而，大英帝国一面带给印度人“福祉”和美好期望，一面也带给印度人歧视和压迫。这种矛盾，深深地迷惑了甘地。甘地不知道，这是欧洲狩猎文明的属性造就了这样的二律背反。不过，天真如处子的甘地在矛盾中看到前进的方向，他相信大英帝国终能兑现“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目前的状况，仅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此，要做的，不是用暴力推翻“自由、平等、博爱”，而是让“实践尽可能地靠近理论”。 
 
   从暴力革命者的眼光来看，甘地的做法实在太冒险，无异于以身饲虎。然而，天真的甘地却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敌人？如何对待敌人及敌人的东西？
   欧洲丛林法则回答，入侵者或潜在危险者即为敌人。对待敌人的手法是，将敌人消灭掉。
   中国“和”的文化回答，世上没有敌人，只有友人。对待友人，唯礼尚往来。
   甘地却回答，世上没有敌人，只有人。对待人，唯有爱。因此，凡人的人性中美好的东西都值得学习和保留。当甘地以不服从的非暴力手段，避免了两个对立国家的大范围冲突，成功实现民族解放，并将大英帝国的优秀部分延续到印度共和国中时，他对何为敌人的理解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启示了曼德拉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
   甘地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运动是向海洋进军。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食盐公卖制，他从德里到艾哈迈达巴德游行达400公里，被称之为德里游行(或称“盐队”)。 数以千计的人们徒步到海边自己取盐而不是给政府交税。没有税收，殖民政府无法运行。而英国殖民者不可能将不服从的印度人都杀掉，因此，他们只有妥协，只有离开印度。英国人走后，甘地及其后继者承续了大英帝国统治期间的民主、科学、法治等现代文明内容，这保障了印度的经济与社会不倒退到被殖民前的小农经济时代。
   甘地相信，有爱的地方就有生命，仇恨导致毁灭。他的非暴力运动不仅让大英帝国分崩离析，而且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最终，在世界范围内结束了殖民统治。
   当然，非暴力并非意味着无牺牲。在甘地的非暴力革命中，也牺牲了不少手无寸铁的群众，如1919年，在阿姆利则，英国政府向和平政治集会的人群开枪，数以百计的印度教徒、穆斯林被杀害。然而，与暴力革命动辄百万、千万人丢掉性命相比较，这样的牺牲其代价已算最低。通过非暴力，甘地很好地示范了实力绝对悬殊的双方，弱者如何取得胜利。弱者的出路并非要么变成强者，要么永远是失败者。强弱双方解决问题的方式，并非仅拳头一条路。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正义、平等、仁爱成为人类共同遵循的准则，以武力以暴力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逐渐受到人类的诟病，拳头大小逐渐不再成为强与弱的标志。
   在甘地的成功中，世界发达的新闻事业为其助了一臂之力。20世纪，先进的通讯手段让全球成为一体。弱小国家得以有话语权。甘地一生曾创办和主编过四种刊物。此时，印度与英国的事，绝非仅限于印度与英国，而是世界人民共同的事。当屠杀在阳光下进行，在世界人民的眼光下进行时，没有道义的名义，屠刀实难落下。当英国在阿姆利则制造惨案时，世界谴责的声音让英国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并赔偿印度人民。过去，殖民之所以能发生，就在于，屠杀在黑暗中进行。殖民者在非洲、在美洲、在亚洲进行掠夺时，不能立即被世界所共知，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制止。当全球一体化时，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都暴露在众人的眼球下，屠杀不再能够随心所欲，不再能够成为强权者的福利。世界一体，“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人类共同维护的章程，这时，种族、民族、国家之间平等对话不再仅以军事与经济力量做后盾，文明成为对话的重要筹码。这为曼德拉反种族主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王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