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 2020年09月23日
◎古滕客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如果没有了历史,这个民族就患上了失忆症。不管怎样,我要把历史记下来。”台湾作家白先勇是中国文化圈鼎力推崇的大家,与鲁迅、张爱玲齐名。现在,我读到他的全新作品集《八千里路云和月》,书写一个时代的生命轨迹与历史魂魄,是故事的日积月累,更是填不满的文化乡愁。
书中记录了白先勇童年得病的孤独与寂寞,年少的梦想与激情,初涉文学征程的欣喜与激动,更有母亲逝世、父亲归真的震撼与打击,异国他乡的感伤与乡愁。全书对于生命来路的追索显得从容不迫,其中蕴蓄着成长经历中的每一份生命感悟。面对母亲的离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他描绘了一幅至真的生命画卷,引领读者逐渐碰触热得发烫的文学家胸怀。
白先勇有着独特的人生轨迹和情感经历,出身宦门却走向没落。他敏感、细腻、孤独、落寞,这让他的文字中总流露出一种无所归依的沧桑。书中不止一次出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样的词语,时光的流转星移,使他有着一种对人生了然于胸的淡然。多年后,他重登中山陵,历史兴衰递变的沧桑,海外游子漂泊无根的怆然,一齐涌上心头,他不禁发出了深刻的感慨:“然而阅尽兴亡的石头城仍旧矗立在那里,人世间数十年的风波转折,在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长河中,恐怕也不过是一个随生随灭的泡沫罢了。”这是一种对流逝时间的怀念与追寻,更是对世事无常的慨叹。
有人问白先勇:你的家在哪里?白先勇说中国文化就是他的家。白先勇在桂林、南京、重庆、上海度过童年,在台北念中学、大学、办杂志——很有意思的是,他写来写去,写的常常是童年的事。幼年时吃过的米粉,走过的那些桥、那些山,还有那些童年的记忆统统回来了。他在美国虽然过了40年,可他从没觉得那儿是他的家。因为历史的原因,内地和台湾,在他看来,政治是一时的,文化则是永恒的。他心中的中国是《诗经》《楚辞》,是黄河长江,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哪儿还有什么隔阂呢?
对于中国文化,白先勇认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他还提议,如果要写华文文学史,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一段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时代。而大陆缺少重要作品,刚好台湾文学填补了这个空。在保留某些传统方面,台湾不见得做的好,可是至少有一种延续性,不像大陆起伏太大。对于台湾的族群关系,白先勇说,台湾人哪个没有外省的亲戚,外省人哪个没有台湾的亲戚?通婚那么久了,都有这种关系的。
白先勇在评人论事时,很少做非此即彼的是非评价。他关注更多的是人物风风雨雨的人生经历,或是一段值得回顾的人生片段,或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悲剧故事,或是一次命运变迁的详尽过程,他表现出对人生最大的理解和宽容。他在《谪仙记》中,写林青霞拍过上百部电影,扮演过人生百相,享尽影坛荣华,也历尽星海浮沉。演艺生涯,变幻无常,有时不免令人兴起镜花水月、红楼一梦之慨,一个演员要有多深的内功定力,才能修成正果,面对大千世界,能以不变而应万变。“我不禁纳罕,青霞是凭着一股什么样的内在力量,支撑着她抵挡住时间的消磨,常常不期然在她身上,我又仿佛看到了《窗外》那个十七岁的清纯玉女。”美人林青霞,是永远的。
给书取名《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因为在白先勇小时候,父亲白崇禧总唱一首歌《满江红》,里面有词为“八千里路云和月”。那时并不能十分了解父亲唱这首歌的情感,长大后白先勇才明白,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到处贴有“还我河山”的标语,父亲定是有感而发。白先勇说,当他走过与父亲息息相关的12个城市之后,对自己是种洗涤和敬畏,得以真正了解父辈那种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怀。
《八千里路云和月》就像委婉的长河,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余韵,在寂静无声的文字中,含蕴着丰沛的生命力。白先勇没有浓艳的词语和激烈的口气,也没有倾泻无余的情感喷发,有的只是他理解人生的一颗赤子之心,哀伤而不流于虚假,痛惜而不流于做作,淡淡的叙说中传达出渗透于心的沉痛。这种对来路的回首,充溢着他对风雨历程的苍凉慨叹,更灌注着他对浮世人生的理解与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