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有

   每次翻阅珍藏着的一张张旧得发黄的黑白照片，恍惚间有重回阿里的感觉。那深深烙在心底的绵延的山脉，壮丽的冰川，辽阔的草原，那些于山坡、于草原挥舞牧鞭的牧民和略带忧伤的牧歌。让我时常觉得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的阿里离我非常近，近在咫尺。因为每一次回忆都是那么的真切，真切得犹如刚刚发生，立体而鲜活的显现在我眼前。

   1959年3月，西藏部分反动农奴主背信弃义，擅自撕毁了与中央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公然发动武装叛乱。我驻藏人民解放军奉命同西藏人民进行了平息武装叛乱的斗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

   1959年7月，州上组织第二批中央调干工作，从丹巴抽了9个人，由我带队，同行的还有公安局副局长、区工委副书记等。在州委报到后，来自全州的进藏人员共196人乘坐15辆军车，在7部装甲车的护送下开始浩浩荡荡的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边走边打，艰难地到了昌都。先后在江达、贡觉、洛隆等地开展平叛改革工作。在工作中，我们始终坚决贯彻执行“边平息武装叛乱，边民主改革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

   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了西藏全区的武装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促进了西藏改革和建设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1964年我被调到了拉萨，随后就分配到阿里地区去工作。阿里山高路远条件恶劣，地处于西部，位于喜玛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脉之间，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

   有人说，阿里是屋脊的屋脊，高原的高原，是地广人稀、气候恶劣，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但我却与阿里结下了深深的情缘。从1964年到阿里嘎大克，我一呆就是13年。和人们所说的一样，在阿里工作确实苦，苦得让人难以想象。但我们没有退宿，因为祖国需要我们去，因为西藏百万农奴期盼着我们去。那时我们始终背负着一个永恒的信念“不辜负党多年的教育，以苦为乐”，用自己的似金青春和满腔热血为雪域高原的老百姓真情奉献。

   1964年7月我们到阿里地委驻地的噶尔藏布河畔的噶尔昆沙。机关驻扎在一个小院里，屋子都是部队干部自己盖的，门上充当门帘挡风寒的一块麻布袋时常在风中摇曳，床是用土块垒的；办公桌是用土块架上红柳棍再抺一层泥，铺上一张纸或者一块布；椅子是土块垒起的四方墩子，总之，所有“家具”的原料都是土块。

   阿里严重缺氧，因为气压低，开水温度只有60度左右，煮东西根本煮不熟。食堂的米饭经常是半生不熟的，馒头也因为缺氧而发不起像个铁蛋。出差下乡，交通条件也很差，不是骑马就是骑牦牛，睡觉经常露宿野外，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睡觉时还必须戴帽子，否则会冻感冒。我们自己带米、面、锅，用牛粪、羊粪烧水做饭，有时候也将罐头盒当成锅做饭，在石板上烙饼。尽管当时的条件是那样的艰苦，但同志们却从无怨言，依然笑声不断，十分乐观。

    阿里地区的每一步发展、每一点变化和取得的每一点进步与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是分不开的，与热爱阿里、热爱边疆建设事业的人们的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

   在地广人稀的阿里，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到群众中去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广大藏汉干部深入农牧区，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畏雪雨风霜住岩洞、睡羊圈、住马棚。骑马步行、翻山越岭把党的政策送到农牧民家中去。总之，想尽一切办法将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那时在阿里有一项铁的规定，就是干部在下乡工作中不能给群众增加任何负担，不能打扰群众，口粮自己带、饭自己做。在下乡工作过程中，既要做好群众宣传关爱工作，又要做好团结头人、喇嘛的工作，还要与巫婆和所谓的“神汉”作斗争。

   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心阿里，毛主席曾指示:“阿里地区自然条件十分困难，生活艰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内外阶级斗争尖锐而复杂。要非常注意关心阿里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生活以及身体健康。”周总理于1971年春天亲自给阿里地区指派北京医疗队274人，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自接见了第一批医疗队。医疗队到阿里时，严重的缺氧导致大家强烈的高原反应，但他们没有退缩，翻山越岭进行送医送药，为阿里人民带来了健康。他们还协助阿里人民办卫校，培养当地民族医务人员、培养赤脚医生等。不但做到送医送药，还将先进技术和人才摇篮种植在阿里大地上，为阿里地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救死扶伤的“好门巴”。

   善良的阿里藏族同胞，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正如歌中常说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他们深深的懂得翻身农奴当家做主人，从此过上好日子靠的是毛主席、靠的是共产党。

   过去的阿里没有一所学校，大多数藏族同胞都是一天学也没上过目不识丁的文盲。解放后，政府为老百姓建了很多所小学，让孩子们能够读书、写字，成为有文化的人。在狮泉河建立了阿里地区的第一所中学，为阿里地区社会的全面发展壮大输送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在过去，阿里的群众生病了只能求神占卜，而现在各县有了医院，生病可以享受免费治疗。藏族同胞们真正感受到了从水深火热中煎熬的过去一步跃进沐浴着和谐阳光的今天，从过去“小病等好、大病等死”到现在的免费接受医疗……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党对阿里地区广大藏族同胞的的关怀。“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不仅仅是说在嘴上一句话，写在纸上的几个字，更是深深镌刻在阿里广大藏族同胞的心坎里的情。

   阿里的藏族同胞们是十分友善的，邻里之间很少发生吵架打架的事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落后闭塞的地理条件等诸多客观原因，阿里人民过去很贫穷，生活相当的苦。但是，老百姓们却非常的守本分，那里的民风非常纯朴。纵然是穷得揭不开锅，也从来没有偷盗行为的发生，因为他们认为偷盗行为是极其不道德，极其丢人的事。如果有人偷盗被发现，他将无法在当地生活下去，从此只有背井离乡。我在阿里工作期间，深深的感受到了阿里群众对我们进藏工作同志的关心爱护。融洽的民族关系是藏汉民族共同浇灌的结果，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从亲身经历的一点一滴，阿里人民意识到广大汉族干部与解放军是真正帮助他们的，是诚意的来建设阿里的，是毛主席派来的的“菩萨兵”，是血肉相连的好兄弟。他们的内心感受到翻身当家做主人全靠共产党，能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全靠党的领导，取得的所有进步离不开党派来的汉族同志的帮助。

   “文革”席卷全国，阿里也不例外。我们都被“斗”靠边站。面对这样的局面，藏族同胞感到万分惊奇，觉得我们被“斗”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好多人都同情的说：“本布拉（领导同志），你们为什么被斗？你们辛辛苦苦的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机关成天乱哄哄的，好多干部害怕了，有的人说“我们赶快走，等恢复以往的秩序后我们再回来。”当时革县县委书记叫余庆祝，他为阿里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却被斗得很惨。无助的群众迷惑了，“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斗他？”有的群众含着眼泪偷偷为余书记送去酥油、糌粑，这就是群众的真心善意，多么好的群众啊！

   阿里地区边防线很长，进出口特别多，叛匪进出境很方便。当时有两千多叛匪外逃到尼泊尔木斯塘地区，在境外反动势力蛊惑下，不断回窜骚扰，袭击我基层政权和工作人员。抢劫群众牛羊残害百姓。1970年，扎达县组织了若干个工作组下乡。某夜突然遭境外回窜叛匪偷袭沙让村，副县长张光明，秘书郑澈然两位同志牺牲。万恶的叛匪一手制造了血淋淋的扎达县沙让事件。

   1971年由我带队的地区和县政法委和有关方面组织的工作组，跟我们随行的还有地区医院院长王纯道带的医务人员。我们深入到海拔4500米的革吉县亚热区，这个地方是叛匪经常回窜的必经之道。一天，我们从群众中培养的情报人员从很远的地方骑马来报告信息，说境外叛匪要来袭击我工作组、还要进行抢劫。于是我们立即进入战斗状态，要求一切活动必须听从安排。不分职务高低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站岗放哨，特别是夜间站哨，必须一丝不苟的进行换哨交口令，介绍哨位周围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组织力量进行主动追击。发现叛匪正赶着牛、羊逃窜，我们趁着夜色靠上去就给他们来了一顿猛揍，叛匪吓得到处乱窜，屁滚尿流的沿山脊向外逃之夭夭了。为群众夺回了叛匪抢走的牛羊，群众未受丝毫损害。可恨的叛匪就活该了，不但袭击特工组的阴谋未得逞，还被揍得鬼哭狼嚎。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群众，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同时也把我们当着兄弟姐妹看待的群众提供情报信息的结果。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离开阿里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在这几十年中，我又走了很多地方，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但在阿里的那平凡而不乏精彩的十三个春秋对我精神的充实、灵魂的洗礼、人格的升华是无限的。对阿里来说，我只是天空中的一颗流星，但阿里对我来讲，却是我心中光芒永久的太阳。这份无可取代的温暖，值得我用一生去体会和感恩。我是一个阿里人，是狮泉河历史的见证人，是狮泉河的一代居民，我为此而感到无比骄傲、无上荣光。

   阿里，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那山、那水、那些人、那些事如今几乎是我梦境中的全部。享受着儿孙满堂之天伦之乐的我深知生命是有限的，这是自然规律。但对阿里魂牵梦绕的思念却是无限的。年过八旬的我不可能再去阿里重踏当年的足迹，但我会将所有的思念化成一句话“愿我心中的太阳——阿里的明天更加美好。”（作者系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