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国

   近年来，“文学川军”中涌现出一批聚集康定古城，书写康巴文化的“康巴作家群”。他们根植于康定厚重的历史文化故土，以雄奇瑰丽的视野不断开拓文学书写的新领域，创作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品。其中以意西泽仁、列美平措、格绒追美、达真、高旭帆、尹向东、雍措等为代表的康巴作家，如同七支文学的响箭直冲云霄，掀起了康巴文学自觉书写和自信书写的热潮。“康定七箭”的文学创作立足康巴、穿越历史、面向未来，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丰富了中国文学版图。康巴地区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创作，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不仅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翻译界也行动起来，翻译出版了康巴作家系列作品，以期助推康巴文学“走出去”。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康巴地区文学相关翻译话语问题进行再释与再思。

立足康巴

   “康巴作家群”的集体书写

   “康巴作家群”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和四川省部级文学奖，已然成为康巴地区文化发展一张响亮的名片，其创作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康巴作家群”作家们母语是藏语，但都用汉语写作，他们以自己的非母语再创书写康巴藏族历史的文化记忆，探寻深层的康巴文化基因。这种对康巴文化集体性书写与族群文化共同体建构的非母语创作，以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鲜明艺术风格给当代中国文坛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民族精神气韵和独特审美体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康巴藏族文化自我书写开始于益西泽仁，后经越来越多的甘孜籍作家，以康巴广阔雄奇的高原主人的面貌，书写这片身处多元文化交汇的边缘大地，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前所未有的生活。据此完成了康巴文化由“他者”书写到“自我”书写的嬗变，实现了康巴文学与主流文学、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这是藏族文学、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的文化事件。无论是益西泽仁在维系意识形态主旋律与现代主义探索之间，为了提升自我而对多元文化的主动吸收；还是达真描述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极具包容性的康定，能够从容和谐地交汇，在“中华民族”视野下，描写了康巴人充分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抑或是格绒追美站在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视野的角度，描写藏民族的生命状态，写出了康巴的过去、现在；如此种种无一不是在脱离了以往被书写者的角色而进行的“寻求和谐，文化开放”的中华民族自我书写。借用达真本人的话而言，那就是：“民族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友情第一，智慧第一，才是全人类寻找和谐的终极目标。”

   不难发现，康巴文化的藉蕴存在于物质和精神的双向空间中，即康巴高原的地理环境和佛教信仰的宗教情怀。如果说格绒追美是关注高原之“风”，那么，达真则是青睐高原之“梦”。前者《隐蔽的脸》以“神子”的神灵和凡人双重之眼，通过《风轮》、《风云》和《风马》来透视雪域村庄从神话、口语时代一直到当下的急剧变革历史风云，是隐蔽的西藏面向世界打开的一扇多彩之窗；后者《康巴》则将生活在康巴的三个家族故事分《大梦》、《悲梦》、《醒梦》展开叙述，全景式地展示了一部藏人的心灵史。达真说：“康巴这片多个民族、多个信仰的交汇地，同样告诉我，大量‘混血’的故事在风中受孕、怀胎、分娩、成长。能将这些题材演绎为‘混血’精品，让人在阅读中领略杂居地多个民族的秘史，是我的终极目标。

   康巴作家群立足于康巴草原而又面向世界，作家们在自我表达的同时，又对多元文化主动地吸收与融汇，并为最终走向世界的多样化表达奠定了坚实的康巴文学、文化文本。正如俞蓓和朱霞所言：扎根草原、以母族血缘文化为根基的同时，意西泽仁更将视野向外拓展，面向世界、寻求多元文化的融合。而康巴文学面向世界的宏愿离不开其走向世界的文本旅行，即康巴文学的对外翻译，现阶段主要是英译。

文化阐释

康巴文学的文本迻译

   康巴地区文学鲜明的文化特色不仅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翻译界也对其关注，在出版机构的推动下，康巴作家群的部分作品已经被翻译为英文出版。2015年底，三部特色鲜明的康巴长篇小说，即达真的《康巴》、亮炯·郎萨的《布隆德誓言》和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同时由中译出版有限公司负责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据悉，《康巴》已经与韩国惠江出版社签下了韩文出版合同，《隐蔽的脸》也将由英国Aurora Publishing LLC（欧若拉出版公司）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显然，作为中国文学新兴版图的康巴文学，已经在走向世界的征途中走在了前列。虽然由于时间和地域所限，对这三部长篇小说在经英语和韩语外译后的海外传播效果如何，接受效果如何，短期内我们还未能及时跟踪调查。但无论如何，康巴作家群的作品已经走出了国门，尤其是翻译为阅读面更广的英文译本，这个事实是不能被忽视的，需要翻译界作出相应的研究和评价。

   康巴文学的翻译概览

   康巴文学的英译既得益于其自身独特的文学成就，又于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有关。康巴作家群的三部长篇小说入选中译出版有限公司组织策划的“走出去”产品线：阅读中国·藏族青年作家丛书（英文版）系列丛书。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中译出版社”），源自于1973年国务院设立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中译出版社出版了“阅读中国·藏族青年作家丛书”英文版，这一套丛书共收入八部藏族青年作家作品。除了上述英译的三位康巴作家外，还有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Love in Lhasa）、尼玛潘多的《紫青稞》（Purple Highland Barley）、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The Way of Khams-pa）、严英秀的《纸飞机》（Paper Airplanes）和次仁罗布的《界》（Realm）五部藏族青年作家作品的英译本。“康定七箭”作品中，《隐蔽的脸》（The Secluded Face）、《康巴》（Khams-pa）、《布隆德誓言》（The Oath of Polungde）三部长篇小说入选了该系列丛书，被译成英文对外推介。《康巴》、《隐蔽的脸》、《布隆德誓言》同时入选得以英译，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康巴长篇小说“走出去”的可贵尝试。然而，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力度而言，都与康巴文学创作的现状发展不相匹配，没有达到理想的同步对外传播盛况。

   康巴作家群的三部小说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拓展了康巴地区文学对外传播的跨学科话语空间，对藏地文学以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化“走出去”，乃至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增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模塑作用和启发意义。中译出版社出版的三部小说英译本都是由外籍译者和本土译者董锐合作完成的。《隐蔽的脸》（The Secluded Face）由美国译者Andrew Stevenson和董锐合作翻译；《康巴》（Khams-pa）由美国译者Ruth Graham和董锐合作翻译；《布隆德誓言》（The Oath of Polungde）由美国译者Stephen F Pomroy和董锐合作翻译。这三位外籍译者和董锐现都供职于重庆市因特传思翻译公司。可见，整套系列丛书经由集体翻译，呈现出出版社主导、企业参与、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特点，体现出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外传播发展的新阶段。

   三部康巴作家群作品英译本的出版，为我们了解康巴地区文学、历史、民俗、人文地理等情况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持；为我们思考如何书写藏族文学史、翻译史提供了一手的个案资料；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通过翻译“走出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出版模式，会进一步引发中华多民族典籍翻译传播的学术思考。2017年笔者曾以《隐蔽的脸》的英译本为研究个案，对该英译本进行了翻译学视野的多维阐释，探析了康巴地区文学对外传播的翻译策略、翻译主体、出版渠道与传播途径等多重视域，拓展了康巴地区文学翻译传播的跨学科话语空间。论文刊载在《阿来研究》2017年第2期，2019年入选了欧阳美书编著的《康巴作家群评论集Ⅱ》，为康巴文学的对外翻译话语阐释作出了翻译学界适时的评析。整体而言，这些英译本体现出紧扣原文的直译与删繁就简的意译策略交叉使用；灵活多变的语序调整与译文重组；康巴意象的文化阐释与深度翻译等特点。下文在《隐蔽的脸》英文本评论的基础上，重点对《康巴》英译本进行评析，有关《布隆德宣言》英译本以及这三个译本之间的比较研究，由于篇幅所限待后续跟进。

   康巴文学中文化意象的翻译

   “康巴作家群”创作的康巴文学中，对神山、大河、草原等自然景观和婚礼、庆典、锅庄舞、僧俗生活等人文景观进行了细致鲜活的展现。康巴小说中大量关于藏地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带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学印记和民俗叙事。民俗事项是康巴文化景观的集中展示，既是潜藏在康巴作家内心深处“集体无意识”的文学表征，又是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自觉选择，还是康巴作家对当代文学审美创作的另类开拓。而围绕其展开的文学表述，是通过凝聚着藏民族智慧和经验的大量文化意象和民俗事象词语，这些内容恰恰是康巴地区藏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征，具有独特的文学性，为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传播带来不小的困难和障碍。

   康巴小说中的文化意象词多集中在人名、地名、宗教活动、民间艺术、文化活动等领域。能否恰当地对文化意象词进行文本迻译和文化阐释，成为衡量译作标准，乃至决定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走出去”从而“走进去”的关键所在。仅在《康巴》中就有土司（Chieftain）、糌粑（zanba）、荞麦饼（buckwheat cake）、酥油茶（buttered tea）、寺庙（lamasery）、经幡（尼玛旗prayer flag）、转佛塔（went around the tower）、煨桑（burn incense）、诵经（recite sutras）、打卦（ask the fortune teller）、（阿訇）imam；晨礼 （fajr）；转经筒（pray wheel），背夫（porters），唐卡画（Thangka painting）、莲花生大师（Guru Rinpoche） 等众多文化意象词汇。还有一类是藏语词汇，但是附有意义解释，再翻译为英语。如“包金呷乌”藏语音译，意思为护身符，英译为amulet；“扯格娃”藏语音译，意思是混血儿，英译为 a mixed-race man；“驮脚娃”藏语音译，意思是马帮，英译为caravan；“达些”藏语音译，意思是讨口流浪汉，英译为migrants等不一而足。当然《康巴》中呈现的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康定，所以文化词汇中呈现出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苯教的等众多宗教术语。这次词汇的翻译基本上按照紧扣原文的直译与删繁就简的意译，间或有的词汇用音译，如跑马山（Paoma Montain）、大雪山（Daxue Mountain）等。这些文化意象词的翻译除了直译、意译、音译以及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外，就是借鉴文化人类学深度翻译来进行文化阐释。

   文化阐释是指译者通过注释来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助译入语读者理解，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在《康巴》英译本里既体现在小说的标题英译，也体现在文化意象词的翻译。小说《康巴》原文并没有副标题，英文译本加了一副标题：“AN EPIC OF TIBETAN PEOPLE（一部藏人的史诗）”。英文副标题，即副文本的增加，会使英文受众加深对康巴“KHAMS-PA”特定地域的文化认知，提升了受众对这片地域中生活的人的命运的认知，从而有助于对原小说文本的认知。再如，译文对“巴宫（印经院）”加以注释，进行说明：“Parkhang，transliterated from Tibetan， literally means Sutras Printing Lamasery。”还有类似对“香樟木托盘”的解释性翻译：“a camphorwood tray engraved with patterns of Dharma-cakra and conch” 和“茶马重镇——康定”的解读：“a town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the Tea-Horse Road， Kang”。用英语阅读这些文化意象的时候，不仅是对康巴，乃至对整个藏族文化都会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也有译者在翻译康巴文化意象词时侧重于音译。和《康巴》英译一样，葛浩文在《尘埃落定》英译本中，也将“土司”译为“chieftain”。倒是在《隐蔽的脸》英译本中，译者将“强人、王族、土司、头人”等称呼语全部音译为“qiangren， wangzu， tusi and toren”，这样的直译令人耳目一新。实际上，在英语文化中，“chieftain”意为“the leader or head of a group，especially of a clan or tribe”，即“一群人（尤其是宗族或部落）的领袖或头领”。事实上，“土司”是中国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的世袭官职。“chieftain”与“土司”的文化蕴涵是完全不同的。将“土司”译为“chieftain”，译入语文本不能向英语读者传达“土司”所蕴含的中华文化信息。倒不如直接音译，逐渐让译入语读者像原语读者读原作所获得的同样的感知。可见，如何翻译文化意象词既是翻译理论界长期探讨的问题之一，也是优秀译者为之而奋斗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