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洞峰 殷洋宝

   在康巴作家群中，达真似乎是尝试史诗写作的不多的一位，也就是说，达真是一个不想将自己的写作限定在一个狭小范围内的作家。与许多所谓固守成熟的风格和叙事特征的作家相比，我们发现达真是有意地突破题材和模式。作为藏族少数民族作家，少数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创作而言，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偏狭的文学而没有普遍性。这无疑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基于个人经验，其中包含了族群记忆和个人感悟，进而上升到人类共通的情感。

   从这个角度来看达真的《命定》，长篇小说《命定》是达真“康巴三部曲”（《康巴》《命定》《家园》）中的第二部。则从民族性和地域性超越到关于人、人性、信仰与爱，苦难和超越的共通性主题和统一的审美风格，将康巴少数民族个体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大历史形成互照，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诗作品。

   壹

   达真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时，曾说：“国人必须意识到，大量西方知识体系中的评判规则很多是不适合评价中国的。因为，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版图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用什么方式脱离这个大群体都是不成立的，中国是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书的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曰战场那样，是命中注定的。”作为藏族作家小说，这部小说的“形式”与“内容”都给我震撼，《命定》是达真将“伏藏”在雪域高原的故事整理出来的一篇史诗性的著作，继《康巴》之后的“里程碑”式作品。

   “伏藏”一词，见于《命定》的后记，以往并没有被论者注意，达真说道：

   这些英雄标志也令我深思，我采访过的那些康巴籍抗日军人们的英雄故事仍然“伏藏”在雪域，似乎离纪念馆纪念碑墓志铭太遥远了。俗语常说“是金子就会闪光”，因此我深信：“伏藏”的金子一定会闪光。于是一种神圣力量驱使我像一个刻玛尼的石匠那样，把遗漏在历史微尘中震撼心灵的“亮点”用文学的形式“刻”给读者。

   达真的“伏藏”仍然是从“深信”出发。在“后记”中，达真谈及了历史的大问题，包括对人生、社会、信仰的思考，这种对民族历史的思考也体现在《康巴》中。“康巴”作为地理概念处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四川盆地过渡地带的横断山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大江河平行地贯穿全境，高山深谷是这个区域最主要的地貌特征。作为雪域高原的康巴拥有奇特和神奇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康定情歌和格萨尔王的诞生之地。达真就是依靠这片生活的神奇之地进行创作。康巴地区人的信仰与人的生存存在密切的关联，而二者如何演绎，达真以独特的视角来展示人性和爱这类问题，刻画冲突来触及问题的实质。

   在小说《康巴》中开始，他找到一个非常典型的又被边缘化的人物：回族青年郑云龙，勾连起人性和信仰的伦理秩序，本人信仰伊斯兰教，在带情人私奔的路途中，历经艰险，机缘巧合，来到康巴地域，为了更好地生存，在藏传佛教的土地上，他开始学习佛教，始终在佛教和自己的信仰之间挣扎、困惑，“莫非在藏地，真的有凡界看不见的神在转悠？”，“藏地信仰的魅力源于心灵重叠在山水间的一种集体情绪，一种对自然深不可测又无从解释时的敬畏”。《康巴》的这部小说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问题，就是在“现代性”的今天，如何去重新讲述“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

   达真的策略类似于经典现实主义，也就是再造“典型人物”，“人物”本身负载的“身份”有效地体现着、印证着民族内部的结构、纹理。在《康巴》的封底，麦家写道：“这是一部康巴藏人的史诗，每一处细节都包含着人性最深处的美好与感动”，李敬泽指出：“（达真的）作品不仅仅属于康巴的历史和文化，更属于康巴藏人的深刻人性，……这是藏族文学题材的又一收获。”在《命定》的封底，谢有顺谈到：“达真小说的民族经验和精神质地，如此特异、灿烂，他所寻找的多文化的冲突与和解这一交汇点，也值得各民族正视。”

   在读完《康巴》《命定》后，我认为达真呈现康巴的历史是我们不熟悉的抑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样式，正如有研究者认为：“达真怀着创作‘史诗化’作品的抱负，以独特的历史文化视角，对康巴大地百年的历史风云成功地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强调了康巴藏区民族、宗教、文化和平共处给人们的启示，并通过塑造颇具特色的人物谱写了大爱与宽容的人性赞歌。”与许多读者一样，我习惯从后记开始阅读作品，《命定》的后记云：“我认为时至今日：奉献给读者的书必须从人性出发、从爱出发，如果不具备这两点，一切的精彩都是昙花、都是浮云、都是彩虹。基于这两点，《命定》的出版发行无疑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不是我写出这些故事，而是这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我。”达真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应该是信心十足的。这里应该加以说明：首先《命定》试图抒写中华民族抗日的伟大历史，意味着是在重写抗战史，“仍然继续写枪炮里的宣泄吗？还是写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等二元论一类让读者看一页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故事？”因此，他决定再返回那段历史，挖掘“伏藏”在历史深处的故事。其次，这句话表明他要以新的视角来观照这段历史，而放弃一直以来的写作战争的模式。在重写抗战历史中，达真有重新认识和表现“故事”的必然“命定”。

   贰

   当达真有了如此的创作实践意图后，我们必然关注的问题是其在《命定》中想要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在讨论此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注意一下其写作的缘起，这也许可以窥见他是如何决定以“人性”和“爱”为主题描写抗战历史。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真实”，文学与历史的纠缠与相互体认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文学之所以有自身书写历史的合法性，乃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自立于历史之外的别样记忆体系。如果以这个视角来看待达真《命定》则包括了军事、成长、藏地历史题材的形式和结构。小说以藏族边缘的小人物为主人公，通过抗日战争时期土尔吉和贡布的经历，但这并不是重点所在。“我不是历史专家，但作为一个中国藏人，历史常识和我亲身履足的中国空间让我坦言；文学的立场永远是作家个人的立场。因此，我只能从我的立场出发去表达个人的情怀。”进一步说，尽管是通过描写抗战历史来表达作者的价值立场，但如果没有个体的情感的介入，那《命定》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即没有灵魂，可以说，抗战的大历史与个体的小历史互为表里，这是达真创作《命定》的用心之处。

   《命定》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藏族青年土尔吉和贡布的经历。不妨说，康巴青年土尔吉是达真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之一。同时也通过土尔吉和贡布的形象构建了一个民族寓言：在个体和民族的双重困境下自为的少数民族族裔青年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现代转型。战争的洗礼使他们具有了现代精神和战士的坚强：滇西大反攻开战以来的惨烈让土尔吉悟出了在藏地难以悟出的道理，人的灵魂与肉体的较量与人的肉体与钢铁的较量，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战争告诉他，在人的肉体与钢铁的较量中，人的肉体显得如此的脆弱，像摆放在桌上的瓷花瓶，像阳光下的积雪、风中的云朵那样脆弱，那样悲壮。

   但悲壮中往往显露出卓越，卓越所创造的奇迹和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的精神驱使肉体与钢铁的较量。这种精神可以把阳光下的积雪融化为滔滔的洪流并以翻江倒海之势摧毁一切。在洪流的浪尖上，再次出现获得全军战斗英雄称号的贡布的身影，他将一面仿制的岭·格萨尔王征战时期的旗帜像背子弹带一样偷偷捆在腰间，再次发出康巴男人狂放不羁的吼声——根嘿嘿！冲进枪林弹雨……

   或许对达真而言，土尔吉和贡布这样的转变是“命定”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描述就是民族抗战的全部，或者说战争、人性的全部。但无疑是作家想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和情感。达真在创作《命定》的时候就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完整的中华民族抗战史应该包括康巴籍抗日军人的历史，作家希望将康巴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同构。从这个意义上看待达真的写作，就体现出作家的创作意图，“这不唯是两个藏族士兵的成长史，也是整个现代‘中华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中成长的历史。”因此，如何将少数民族叙事融入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是解读达真《命定》的关键，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命定》如何表现“中国问题？”在讨论此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顾《命定》创作主题。

   《命定》结构上主要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题为“故乡”，下部题为“异乡”。《命定》围绕两位主人公的生活足迹展开，犯了淫戒的喇嘛土尔吉和因赛马纠纷而杀人的康巴汉子贡布展开，上部“故乡”分别讲述了土尔吉和贡布在家乡的生活，下部“异乡”讲述在逃亡中相遇后，土尔吉和贡布两个人一起参加抗日远征军奔赴战场的故事。无常的命运将这两位藏族青年推上逃亡之路，他们从麦塘草原上与现代社会隔绝的生活，走上了现代民族国家反抗侵略的国际反法西斯征途，这一切在他们看来仿佛是命定的结果，但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土尔吉作为喇嘛因动了儿女私情而被寺庙驱赶，在与头人女儿私奔的过程中遭到追杀，只能逃离故乡；贡布为了尊严也逃离家乡，达真塑造的贡布是典型的康巴血性男儿，敢爱敢恨，为了得到心爱的女人雍金玛，他上演了一出“人杀刀”的传奇故事：徒手握住情敌刺来的刀刃，一掰两半。这个故事传遍草原，与格萨尔王“地狱救妻”的故事齐名。对贡布而言，爱情固然珍贵，但还有比爱情更珍贵的，那就是“卡颇热”（意即为了面子也要给自己争口气）：从贡布能记事的那一天起，就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体会到卓科部落的男人和康巴男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为面子而活着。等他长成大人后，他在赛马场看到骑手们在为“卡颇热”这句话较劲；在部落与部落间为争夺操场的较量上，也在为“卡颇热”这句话较劲……总之，“卡颇热”这句话在某一件事情上一旦在心中或嘴里说出来之后，接下来的演变和发展有时就无法控制了，它也许会给当事人、家庭、部落带来好处，甚至带来荣誉，反之也许会带来不利，甚至是灾难。

   《命定》“原生态”呈现了康巴藏族族裔生活、风俗、争斗、历史和未来，其中包括 环环相扣的故事，以及由于偶然的原因成长出来的抗战英雄人物。在这样的叙事中，达真不仅重写了抗战的历史，又在重写历史中反省了作为“少数民族”的出身和履历，在来龙去脉中拆穿了很多虚幻的康巴想象，从而对康巴藏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我们在小说中读到康巴藏族的各色人等，读到康巴族的风俗人情和世间百态。读到与我们不一样的雪域高原的世界和不一样的抗战历史。我觉得，这是《命定》最独特之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