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璋 黄恩鹏

   ●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非虚构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荣耀，是瑞典文学院对非虚构作家的高格肯定，也给“民间写作”以最大的鼓励。阿列克谢耶维奇站在民间立场，写在“国家利益”驱动下的诸多个人命运。她采录的是受历史大事件影响的底层“小人物”的声音，倾听他们的“说法”，体验国家给底层社会带来的难以平复的生命苦难。由此，在中国兴起不久的“非虚构写作”又被重新认知。

   ●何谓“非虚构写作”？广义上说，是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真实反映现实的写作，即是非虚构写作。它首先被西方文学界重视，且完全是独立的、忠实内心的、不服膺外来因素的写作。这个“外来因素”，当然是指官方写作对民间写作的干预和遮蔽。

   ●非虚构写作，不是写实散文，也不是游记，它是民间叙事文本。所谓“民间叙事”，是指作家个体的写作行为，而非集体的写作行为，是反映现实的“见证文学”。不是冷眼旁观，而是参与其中。体验和验证，是社会实证主义（个体经验主义）驱动下的一种写作。也可以对社会大环境下的人文生态、农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田野调查。本质上说，非虚构写作是拓展文学观念的进步。它让原有视野更为宽阔，更有纵深的思想开掘与现实意义。

   非虚构写作，关涉人文地理和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由此带来了写作的难度：一是准确无误的信源。作家所需的是一张精细的地图和一块精准的罗盘，进行缜密独到的研究。操作态度必须一丝不苟；二是不能添枝加叶。它的真实性在于呈显事件本身，否决主观臆断。编造和虚构，让作品的性质改变。像小说般编排故事、像戏剧那样设置悬念，都要不得。在资讯快速传播的世界文化大环境里，写作者要有谦逊的文化品格和巧妙的文本策略；三是囊括所有。与文本内容关联的历史、自然、人文，都可以为文本写作服务。

   这三个难度，考验作家的水准，检验作家的耐性，挑战作家的能力。不能有离奇，不能有编造，不能像PS图片那样增添什么去掉什么，从而让原有的色彩失真，让原有的图像变形、模糊。杜绝设置个人意志主导的荒诞，但不能拒绝现实或历史存在的荒诞。当然亦不能否认特定的地理情境下出现的一些非同寻常的“特别”现象。好在，非虚构文学不以情节取胜，它要的是真实的记录。非虚构与虚构的区别，在于具体的操作。小说家以假设和真实掺杂，揭示人类的处境和命运的问题；非虚构作家是用事实告知人们“问题”的存在，通过细节，让我们认知、对证，消除疑虑。是“还原”世界的“观察笔记”。

   为达到效果，作家需要取消片面性的主体认知。花些时间，迈出步子，深入实地，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挖掘原始事件。或是陈年旧事，或是历史典藏，或是正在进行时的社会和个体事件。把故事的碎片，拼贴成一块完整有序的生态图谱，厘清规则或不规则的脉络。复活记忆，复原意识，让心灵的方向和智性的写实，在某个地点找到一个理想的出口。从而引人入胜，将读者带进一种奇异的、令人难以抵达的神秘地带。

   普林斯顿大学新闻学教授，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认为——非虚构作家是通过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地点与读者沟通。如果那些人物有所发言，你就写下他们说了什么，而不是作者决定让他们说什么。你不能进入他们的头脑代替他们思考，你不能采访死人。对于不能做的事情，你可以列下一张长长的清单。而那些在这份“清单”上偷工减料的作家们，则是仗着那些严格执行这份清单的作家们的信誉，在“搭便车”。

   非虚构作家是行走作家，但行走作家不一定是非虚构作家。非虚构作家以亲历的写作，比闭门造车、虚构编撰的作家更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或许，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是较早的非虚构作品。而爱默生、梭罗、约翰·巴勒斯、巴斯顿等自然主义作家，亦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们以自然为师，以时代为镜，以真实的笔录，记载了自然天地大境，提纯思想要义。文本呈现的是自然乡土对人类情感的培育、人类自觉的心灵在天地间弥漫的道德感。它与利奥波德“生态道德观”和约翰·缪尔“自然中心论”之理念相附合。

   主体审美视域，离不开外部世界的浸染。作为非虚构写作者，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不能有所顾忌和惶惧。比如：社会恶性发展对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破坏；世界观的偏离对人类伦理道德的冲击；大环境下的经济竞争带来的非常规手段的搏弈；大众化民生本态与小众化生存状态之差异等等。在田野的探研和调查过程中，民生环境、人文历史，都将活脱于文本。自由的素材，忠实的经验，直抵时代的疼处。以独特的语境，“敞开”许多被历史和现实“遮蔽”的东西。非虚构写作，不是陈年乌托邦，它是现代人类学，更是区别于意识形态主导的“报告文学”等新闻写作。

   作家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关怀者、监督人，是社会变革的体验家。但有时候，作家的行为体验，会带来道德困窘。面对息壤的民生，是否扰忧了其本态的生活？叙事与析理，全景式的呈现，又会不会陷入迷惘？而心境的外在延伸，又必然要展示它的客观性——格雷安·葛林式的抵达之境，列维－斯特劳斯式的抵达之思，约翰·贝伦特的抵达之梦，奈保尔式的抵达之谜等等。超越“本我”局限，将原象意义群注入文本，是对内容负责的严肃写作。唯有真实，才会让写作不会成为一种徒劳，才能挖掘到文学对当下社会所起到的真正作用。

   “大地纪事”非虚构作品，本着主体写作与大地文本联系为主旨，亲历边缘，为社会记录田野调查式的生存之相。精确和准确，细致和缜密，都毫不含糊。这套书由作家担任主编，也是因为作家对作家的熟悉和了解，有针对性地约稿、有针对性地选题，关注那些不被关注的地域和群体。我们所选择的作家，都是有着多年丰富的民间写作经验的作家和注重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由此，编辑这套书的深意就不言而明了。即为了留住此时代与彼时代的记忆，让文本有效地成为岁月变化的证词。这些作家在珍贵的调研中，以沉静的讲述，将秘密解蔽、敞开、呈现。真实地道出了一个客观的、具体的、不加伪饰的、被无数理念改变了的大地状态。为我们记录下了人们共同的记忆、一切可能的集体印象的存在。我们应该感谢这些作家以辛勤的脚力和心力，写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作品，为我们“捞回”正在丢失的或者正在淡化了的东西——这是对“记忆之死”的抢救，亦是对“国民记忆”的抢救。

   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认知的、非虚构文本的最重要的写作价值和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