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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边地志与生活志

甘孜日报    2021年04月07日

   ◎战玉冰

   藏族作家尹向东的小说创作始于1995年,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九十年代以零散的短篇小说见诸各文学期刊,可视为其创作的“酝酿期”;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出版为标志,是其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期”;三、以长篇小说《风马》为代表,是他尝试由短篇小说进军长篇小说创作的“转型期”。纵观尹向东的文学创作历程,不难发现有三个主题一直贯穿始终,即对于汉藏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展示、对于夺翁玛贡玛草场和康定古城的的空间塑造以及对于小镇生活中底层小人物“暗疾”的日常化书写,本文将其概括为“民族志”、“边地志”和“生活志”。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尹向东小说中的这三大母题从最初相对零散、各自独立,渐渐形成了彼此缠绕、交融的发展特点,而这也体现出作者本身思考的日渐深入和创作的逐步成熟。

   具体而言,在九十年代的尹向东小说中:《蓝色天空的琐碎记忆》(《西藏文学》1999年第3期,作者署名“骞仲康、尹向东”)中神奇的“白牦牛”是非常典型的作者主动将藏族文化传说与图腾用于小说情节的一次尝试,《野鸽子》(《西藏文学》1999年第1期)更是可以视为后来《鱼的声音》的创作先声,这些作品即是尹向东“民族志”小说的起点;尹向东的“边地志”写作则可以追溯到《掠过荒野》(《西藏文学》1998年5期),恰如学者魏春春所言,这篇小说“故事背景是朗卡扎,不同于之后明确标识的夺翁玛贡玛草场,但可以看作尹向东此类型文学写作的起点”;尹向东《对一座城市的怀念》中的高老头形象则开启了其城市小人物与底层书写的先河,而其早期创作的另一篇小说《蓝色的想象》(《雨花》1999年第9期)中的姐姐陈丫这一人物身上更是带有其后来小说人物“陈茹”、“玉秀”、“宋瑜”等女性人物序列的影子,是其“生活志”小说的雏形和源头。而这三种主题取向在尹向东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中得到进一步成熟和发展,并在其后来的长篇小说《风马》中进行了彼此融合的书写尝试。

   民族志

   汉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作为一名用汉语进行创作的藏族小说家,且以藏区人民生活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尹向东,毫无疑问,必须面对两个基本的小说创作问题:如何处理藏民族文化传统中丰厚的神话与传说资源;如何描摹和展示汉藏人民生活方式的差异及彼此间沟通的可能。

   在小说如何处理藏民族文化传统中丰厚的神话与传说资源这一问题上,以《格萨尔王传》为代表的藏民族史诗文学传统和诸如转经、藏药、青稞、牦牛、唐卡和天葬仪式等为标志的藏民族文化符号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这同时也形成了某种创作上的束缚,一名缺乏足够警惕的作者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对古代神话传说的简单复述,或者通过一些已为大众所知的、带有奇观性的文化符号来强化汉语读者对于藏族文化的某些“刻板印象”,甚至是“偏见”与“误读”。当然,另一条可资借鉴的创作道路是重走阿来、扎西达娃等藏族小说家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讲述藏民族历史故事与人民生活,而且这种创作道路已然获得了某些实践的印证和成功的范例。但尹向东显然不愿仅仅做一名亦步亦趋的追随者,最好的明证就是他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成分非常稀少。在其长篇小说《风马》中,屈指可数的“魔幻情节”可能仅有花婆婆疯了以后具有了某种预言的能力,她玩牛尾巴,而不久之后清朝瓦解,大家才明白这和“割辫子”有关;以及从寺庙里偷东西的本巴因为被寺庙喇嘛施了咒语,因而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充满了不幸这么两处而已,并且这两处“魔幻情节”都是相对疏离于小说情节主线(如果我们将仁泽民、仁立民的故事与日月土司一家的故事视为小说情节主线的话)之外的散碎细节。

   更令人值得玩味的是小说中有关于传说中的神奇藏药仁青日布的设计,仁青日布在小说中不仅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奇药效,更是土司家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之物。这样一个本来是极容易被构建和想象出魔幻性和传奇性的“道具”,却被尹向东赋予了某种消解传奇的功能——拥有这种神药的日月土司家族成员几乎都没有机会来展现这种神药的力量,他们或被砍头、或被枪杀,皆死于非命。更为荒诞的是日月土司江意斋本人,他本想在九死一生之际利用仁青日布的神力,整颗吞下药丸,却不幸被药丸卡住喉咙,窒息而亡。被期待可以救命的传说中的神药竟然成了土司本人至死的直接原因,小说在这里出色地完成了一种对于神话与传奇的解构和反讽。或者我们可以说,尹向东在这里是有意在用“荒诞”来抵抗“神话”。

   另外一个作者有意消解草原传奇的细节体现在小说《鱼的声音》中,小说里生活在藏地草原的苏医生在听惯了各种传奇故事,尤其是有关于自己医术如何高明的传说之后,逐渐发现了这种传说本身的不可靠:“凡他治愈的病例,无论是关于人或牲畜,都被牧民们四处传颂”,“甚至说他是藏医始祖宇妥·云丹贡布的转世”。当苏医生从传说的听众变成了传说的“主角”,其对传说本身的神秘感与敬畏感也就此完全消失不见,甚至于他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畏惧于有关绒布英勇的传说,而开始将其视为一名普通人:“他是一名医生,他在阿须草原已待了十四个年头,他不再是当初那个不谙草原之事的异乡人,他也没理由继续惧怕绒布,他只是去看一个病人而已。”

   当然,尹向东也并非完全排斥和拒绝民族传说的文化滋养,他有意拒绝的是那些已经被反复塑造成为刻板印象的陈腔滥调。尹向东更重视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日常见闻中发掘出更具原创性和生命活力的民间传说,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藏族人民的日常传说已然足够传奇且丰富。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言,“在西藏东部叫贡玛草原的偏远牛场,属于这里的人和牦牛,总有一些让我们匪夷所思,对他们却再正常不过的事发生着”(《草原》),更何况“那些故事多得像草原上翩飞的蝴蝶,随处可见”(《鱼的声音》)。关于这些藏地草原上的传说故事集中体现在他的《牧场人物小辑》之中,这组小说里,在夺翁玛贡玛草原上:有爱喝鲜牛血、吃鲜牛肉、最后变成了一头牛的索(《索》);有醉到连四个孩子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亲生的酒鬼阿禾(《酒鬼阿禾》);有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草原上的孩子、小狼与流浪者,宛如大地之母般的仁青志玛(《仁青志玛和洛彭措》);以及一个流落到草原上名叫罗银初的汉人,后来随着不断被藏民们叫做洛彭措,就真的变成了藏人洛彭措(《仁青志玛和洛彭措》)等等。而这些专属于尹向东的“草原传说”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其小说的故事原型,并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比如偷吃牛的索和被叫成洛彭措的汉人就又构成了小说《草原》的主要人物,而《鱼的声音》中绒布骑熊的传说到了《风马》中则发展成了仁泽民骑熊的故事。

   而在关于描摹和展示汉藏人民生活方式的差异及彼此间沟通的可能等方面,尹向东小说里体现出了更为复杂的面貌与深入的思考。在尹向东看来,所谓汉人与藏人并非截然不同的民族,而是存在着相互理解、认同、甚至于转化的可能。当然,这种转化需要切实的生活实践和一定时间的积累。比如《鱼的声音》中的苏医生,他原本是个土生土长的汉人,一开始非常不能适应草原的生活,“除开饮食,最难熬的是时间,苏医生从没感受过一天会如此漫长,每一秒钟都被拉开了。懒懒地在乡大院里晒太阳,盼黑夜尽快降临,但是太阳迟迟不动,整个草原像凝住了。好不容易盼到天黑,那些年乡上还没有通电,在蜡烛的映照下,黑夜比白天更漫长。”后来在草原生活了十多年,“十多年时间让苏医生和过去截然不同,那时候在河边他听不懂绒布的藏语,他只能傻站在那里。但现在,他的藏语已经像母语那样纯熟。十多年前,他还有这白皙的肌肤,还是个戴眼镜的小白脸,但现在,他的肤色早被太阳一次次涂镀,黑里透红。”汉族人苏医生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太阳的“涂镀”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名藏族人。类似的转化方式还发生在《草原》中的罗寅初身上,因为长得太白嫩,他脱光衣服暴晒自己,直晒到自己“脱皮”,直到和藏人一样“黢黑的皮肤能泛出一层暗色的油光”。而经历了这番暴晒的汉族人罗寅初,也就真的慢慢变成了藏族人洛彭措。

   甚至于在作者尹向东看来,所谓汉族、藏族无非是一种命名,或一种话语而已。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命名和话语构建并强化了所谓民族间的差异。比如汉人罗寅初被藏人们因发音习惯而叫做“洛彭措”,“三年之后他不再计较自己的名字,他习惯了洛彭措这个称呼,再后来,他渐渐忘掉了自己的本名。”在小说《风马》中仁青翁呷与仁青多吉兄弟俩的姓名转化似乎更为容易,他们只是在康定被临时遇到的王怀君随口起了汉名仁泽民和仁立民,便就此欣然接受了这两个汉名,并且一直沿用了下去。而对新名字的接受本质上意味着对新身份的认同,小说作者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某种民族身份认同与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当然,关于作者这类情节设计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民族身份的认同与转化是需要经过充分的民族了解和一定时间的民族生活方式与实践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比如苏医生十来年的藏地生活或者罗寅初“三年之后”才“不再计较自己的名字”),就此来看,仁泽民和仁立民在背负着血海深仇的情况下,对新身份的接受是否有太过容易之嫌?

   与此同时,尹向东也不无深刻地认识到跨民族与跨文化理解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以及深层次意义上的不可同约性。比如前文中所提到的《鱼的声音》中似乎已然成为藏人的苏医生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藏族人民内心深处对自然的热爱与对生命的敬畏。小说结尾由此也显得格外惊心动魄:“惊异地看见绒布、多吉和瘦弱的泽央都站在崖壁下,他们手中举着长长的木条,正试图阻止那些野鸽子回到崖壁的巢穴中。”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细节是《风马》中关于八斤还债的情节设计,小说里八斤欠了赌债,无力偿还,债主邀请长者举办布弄都木仪式,即立下誓言,让八斤把今生无法偿还的赌债放到来世还清。八斤的妻子桂枝觉得这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但八斤却因此而感到紧张,连“大声说出的话也带了颤音”。因为对于一个相信来世的人而言,这场仪式意味着他来世的生活将更为困苦和艰难。而通过对这一仪式的不同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出虽然感情日笃的八斤与桂枝夫妇,其内心深处仍存在着文化上的隔膜和相互理解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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