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向东小说创作论（下）

     ◎战玉冰

   边地志“过渡地带”的主体性塑造

   民族文化与民族身份的复杂性在尹向东的小说中进一步体现在其对于边地空间的塑造上。恰如魏春春所言，“尹向东是康巴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主要围绕理想之境夺翁玛贡玛草场与现实之域康定城展开书写”。而无论是“理想之境夺翁玛贡玛草场”，还是“现实之域康定城”，本质上都是尹向东承载其对于汉藏人民生活方式书写与想象的空间寄托。用英国学者迈克·克朗的话说，文化与空间的关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人们并不单纯地给自己划一个地方范围，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意识来定义自己，这是问题的关键。若被问及我们是谁，许多人一张嘴准会用‘我是苏格兰人’‘我是英国人’‘我是纽约人’等来回答，这些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方，每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

   从具体的地理空间来看，尹向东所生活和书写的康巴地区处于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圈的交界地区，是两种文化、语言、宗教与生活方式的“中间地带”，并因此呈现出某种过渡性与混杂性的特点。而这一地理空间特点在尹向东的小说中也被反复突出和强调，从康巴地区、康定城、锅庄，莫不如此。比如康定是一个“深深地陷在大山的折缝中”的城镇，“康定是那种无论民族人种，无论贫富贵贱都能安身立命的包容之地”（《相隔太远》）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康巴地区、康定城与锅庄又因此具有某种同构性，即“锅庄的历史功能既是旅店，又是交易场地，承担着茶马易市的重要职能；康定城由锅庄汇聚而成，康定城就是最大的锅庄。”

   康巴地区/康定城/锅庄的这种地理空间特点一方面有些类似于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中间状态”，或者霍米·巴巴所说的“间质空间”——来自不同空间的文化力量在这里形成差异、对比和张力，并由此塑造成了这些“中间地带”文化的独特品质。但另一方面，与萨义德和霍米·巴巴论述所不同的是——他们二人的空间理论更多是建立在后殖民的话语基础之上的——康巴地区作为文化“过渡地带”在体现出不同文化彼此间张力与相互协调的同时，更是中华文明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具体投射和缩影。即我们不能仅仅是从“边地写作”的角度来简单理解康巴文学，其在“边缘化”与“跨文化”的意义之外，更有着其本身独特的文化主体性特点，这一文化主体，则是博大悠远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尹向东在对这一“过渡地带”进行主体性塑造时，所经常采取的方式就是回到历史，回到宏大历史与私人历史两条脉络之中来试图勾勒出康定的发展轨迹和人民的生存状态。

   除了汉藏文化的交界与过渡地带之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康巴地区还经历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不断洗礼，这集中体现在长篇小说《风马》中。小说里仁泽民与仁立民兄弟在康定第一次见洋人、第一次初识基督教、第一次在西洋医院里见到电灯，乃至第一次见到飞机……这种现代性物质元素在康定的轮番上演背后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和演变的折射。而尹向东在沿着康巴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推进小说情节的同时，却又极力避免正面书写历史，他所采取的书写策略是将康巴地区/西康省的历史大事打碎，又将碎片镶嵌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比如《风马》的上部中，小说就采取了一种“变奏式的写法”——小说在单双章节中将仁泽民、仁立民这条底层小人物生活的线索和日月土司的政权更迭、历史发展线索交替来写，且分别采取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进而达到了一种“小历史”与“大历史”相互印证、彼此推进的效果。而在对这两种历史的叙述过程中，尹向东显然更重视对“小历史”的书写，甚至于他在小说中多次正面提及那些看似值得被记载入史册的“大历史”，其对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可能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巨大和深远。比如刘成勋取代了陈遐龄，这一当地“改朝换代”的历史大事，“直接影响大家的是早炮、中炮和晚炮给取消了。许多人由此睡过头，还有一些人总忘掉吃午饭的时间。不过没多久，大家也都适应，没早炮，身体自己调剂，只几天时间，到那时刻，人就猛然醒来。没午炮最初还看看太阳是否当空，也不过几天时间，一到该吃饭时，肚子自己咕咕叫起来。”类似的，宛如“风乍起”的一场兵变似乎也难以真正“吹皱”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池春水”。“一场兵变并没扰乱康定普通人的生活秩序。政权的更替也没有打乱他们。殷承献走了，来一个陈遐龄。就像当初李方久走了，来一个殷承献。兵变之后该经商还得经商，我该割马草上马料还得照旧。”

   尹向东小说里“小历史”与“大历史”之间更深层次的张力体现在其历史观与时间观方面。即不同于一般“大历史”采取革命史观或进步史观来建构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尹向东小说里时常流露出一种传统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原始的）循环史观。比如在小说《风马》中，仁立民后来又一次见到了王怀君，“时间奇妙地绕了一个大圈衔接在一块儿”。而从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上部中交替推进、彼此分离的日月土司家族大历史与仁泽民、仁立民小人物生活史两条叙事线索在小说下部中完成了某种“合流”。一方面，仁泽民、仁立民与正在施医行善的江升相遇；另一方面，仁泽民因为被诬陷偷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金灯而被枪毙。而在小说最后，一场突然其来的地震让整个故事戛然而止，这看似突兀的结尾如果结合整部小说的开头就更能够看出作者的别有深意。仁泽民与仁立民兄弟二人在小说开场因为部族仇杀而丧失家园（夺翁玛贡玛草原），流离到康定。而小说结尾处的那场地震即意味着仁立民即将被迫开始新的一轮流离与漂泊，这在无形之间再次形成了一个“时间的循环”。

   如果我们暂时抛开现代革命历史叙事的一般框架来看尹向东在《风马》中所展现出来的循环史观，就不难发现这种时间观和历史观是和当地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对于草原上生活的藏民来说，“这样一群人，是地球上生活要求最简单的人，是最容易快乐的人。这样一群人，除了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不断交替，除了太阳和月亮轮流呵护，他们没有时间概念。草原的草一茬茬生长，牛也一茬茬吃草，人更是自幼年直到生命尽头，仿佛只过了一天的日子。”（《草原》）而从这个意义来看，尹向东的长篇小说取名《风马》，似乎是寄予着作者想让自己的小说成为一面风马旗，来铭记下康定这方土地上人民的生活与历史。正如冯至在诗中所说：“但愿这些诗象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十四行诗·第二十七首》）或者又如萨义德所言，即“一切都发生在土地之上，与土地有关或者由土地引起。”

  生活志 小镇底层人物的精神“暗疾”

除了民族性特色与地方性知识较为浓厚的上述两类小说之外，尹向东还有一类小说着墨于对当代城镇底层小人物的书写和描摹，从早期的《对一座城市的怀念》《蓝色的想象》，到后来的《冬季爱情》《陪玉秀看电影》《晚饭》《相隔太远》等，皆可放在这一小说脉络之下进行集中考察。尹向东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少数民族特色与文化元素相对淡薄，有时甚至不容易判断出故事主人公的民族身份和生活地域空间，反而是与当代中国一些关注家庭题材、日常生活和小人物刻画的汉族小说呈现出某些相似性和共通性。

   学者张莉在分析鲁敏的小说时曾说道：“某种意义上，鲁敏的大多数人物是‘越界者’与‘脱轨’者，或者，他们渴望着一个脱离‘常规’的世界。于是有两处风景便不断地复现：一个是遥远的、迷离的、具有传奇意味的乡土世界‘东坝’：随着《思无邪》、《离歌》、《风月剪》、《纸醉》、《燕子笺》的问世，‘东坝’迅速构成了鲁敏具有标志意义的纸上乡原。它与我们生活中的世界有着远为不同的特质与美好。另一处则是都市人身上微小的疾患与怪癖。鲁敏热衷于对暗疾‘显微’的书写，很多人物都出现了某种‘暗疾’：窥视欲、皮肤病、莫名其妙的眩晕、呕吐、说谎。她的人物于暗疾处脱轨，也于暗疾处渴望重生。”借助张莉所论述的鲁敏小说人物身上所患有的“暗疾”，来看尹向东关于城镇底层人物生活的一系列小说，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很多人物身上同样患有某种“暗疾”。比如《冬季爱情》中苏延对“自己结婚都没什么激动”，在婚礼当天早上只觉得“又一次感到睡意袭来”，见到亲友时，“苏延忽然觉得脖子某处一阵瘙痒，他伸手去挠，却找不到具体的痒处，似乎连着一条手臂都在痒，他就伸了手到处乱挠”。又如《晚饭》中姐姐宋瑜，是“一个爱精彩的女孩”，“她对这种平淡的生活极不甘心，她又不能说清楚这生活该怎样过才能让自己满意，她只是静静地期待那未知的精彩，她那不安宁的心脏有力地搏动着，时刻等待破孔而出。”只可惜“那样的精彩以后就少了”，因而宋瑜的人生后来不断呈现出一系列飞蛾扑火的悲剧行为。或者是在小说《相隔太远》中，培德的爷爷有“收字纸的怪异行为”，培德本人也是“与往来的人们格格不入”、“孤单而脆弱，还夹杂着一点儿神经质”、“和现实生活相隔太远”。就连《城市的睡眠》中的天成，说不出具体患有什么“暗疾”，但就是感觉到“事事都不顺心，事事都不对劲”。尹向东小说中人物的“暗疾”大多是源自于日常生活的消磨与在这一过程中新奇感的丧失，比如小说《冬季爱情》里苏延结婚五年，但“这五年的时间里，他没有新的变化，单位，家庭，和五年前并没什么区别，只是五年之前，他还憧憬，他还希望，他还对未知的时间和生活抱有一种新奇”。其实他与陈茹的婚姻一开始还算是幸福的，“但这种幸福没能持续多久，这种幸福在日复一日生活中渐次消失殆尽”，“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仅仅停留在认识却不理解的阶段”，“因为我们的自私，在这个家中我们只熟知了对方一切恶习和丑陋”，“我们互不忍让，仇视厌倦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人”。反过来看，《陪玉秀看电影》中的玉秀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时，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有爱好的男人是让普通生活飞翔起来的翅膀。”

   但不同于鲁敏更加着力刻画各种都市小人物身上的“暗疾”，尹向东的城镇小人物系列小说仍不失对生活本身美好与温暖一面的塑造。比如玉秀虽然经常与丈夫谭明康争吵，甚至动手掀棋盘，但“他们后来的争吵像一种生活的习惯，像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肴，因此这争吵具备某种温暖的特质。”（《陪玉秀看电影》）而《晚饭》中父亲面对各种家庭矛盾与生活纷争的处理方式就是做晚饭与吃晚饭，通过晚饭来抵抗生活的“暗疾”与种种不如意：“父亲特别喜欢一家人团团圆圆吃晚饭的场景，他每天一大早去医院上班，忙忙碌碌干到下午回家，无论怎样累他都会潜心准备好一家人的晚饭，好像他这人一出生就为着每天的晚饭，好像我们一家人在傍晚坐上饭桌时间就会停滞，幸福生活会无限延伸，我再也不会长大，姐姐再也不会四处闯荡而见不着踪影，我们一家四口被定格在这样一个场景中，世界的瞬息万变再也与我们无关。”就连婚姻生活几乎完全失败的苏延，也不曾否认其婚后生活存在着一些小自足和小快乐：“婚假于苏延来说，是这一生中一个重要的交界点，前半部分的生活是自由而憧憬的，充满暗示和希望，而之后，则是对生活质的抚摸，焦虑无奈与负重，以及穿插其中的一些小小的类似花絮的自足与快乐。”（《冬季爱情》）

   既看到小人物身上的暗疾与生活无奈的一面，同时又看到生活得以抚慰人心和不断存续的另一面，尹向东的这一系列小说因此具有穿透力且不失温情。在这个意义上，其在《陪玉秀看电影》中对婆媳关系的一段描述可谓是对他书写日常生活题材小说的一个精准概括和生动隐喻：“往往婆媳间的矛盾都来自绵延不断的普通生活，在鸡毛蒜皮中一点点磨出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矛盾，要辩辩不明，要理理不清，各人把矛盾小心藏心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点儿小绊，放点儿小鞋，以此来平衡还得持续的日子。”而如果我们借助鲁敏的“东坝”系列和“暗疾”系列小说来进一步对尹向东的小说进行整体性观察，或许也可以将他的小说分为“康定系列”/“夺翁玛贡玛草原系列”和“城镇小人物系列”，只是尹向东的城镇小人物系列所生活的城镇其实也往往是有着康定的影子，或者他们根本就是生活在康定之中。

   从早年零散的短篇小说创作，到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走向成熟，再到《风马》中尝试向长篇小说创作转型，尹向东的文学创作之路是在不断探索、反思和突破的。而其在二十多年文学创作实践过程中，对于民族神话传说资源的挖掘、对于民族性和民族关系问题的思考、对于“边地”康定的主体性和中心化塑造、对于康定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独特体悟、对于城镇底层小人物生活精准而不失温情的生动描摹，都构成了尹向东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创作实绩。而这些创作实绩，也成为我们重新检视现今康巴作家创作、藏族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过程中的一个生动个案。并且已经从短篇小说创作“突入”到长篇小说领域的尹向东，其未来的创作更是十分令人感到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