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通村寨。 紫夫 摄

从村寨遥望大渡河。 紫夫 摄

   ◎樊觅韵

   从前高高在上的土司风光无限，可如今都已烟消云散。随着大渡河滚滚向前，曾经的威严过往早被时间冲刷殆尽，只在大地上留下些微印记尚可凭吊，风起云涌的前尘往事都成了历史记载里的几行笔墨。

   说到“鱼通”，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其实它离成都并不远，自蓉城驾车一路向西，只需约三个半小时，便可进入到鱼通的地界。

   鱼通位于康定市以东的大渡河流域。“鱼通”一词，既是地域的名称，也是族群的名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被称作鱼通藏族。它们操被称为“贵琼语”的地脚话，这种方言与周边地区都不相通。

   鱼通一带自古就是汉藏接触的前沿，还处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范围内，川康之间的茶马古道也途经这片区域。这里民族交往频繁，各族文化随着人群的迁徙，在这片土地上传播、渗透、交汇。

   大渡河、横断山、汉藏交界、川康茶马古道，这几个要素构成了鱼通的基础底色，共同造就出鱼通独特的文化。

   土司宫斗剧

   历史上的鱼通，曾分别归于明正、木坪、鱼通土司治下。

   史书上有关鱼通的记载，可追溯到元代。据《元史》记载，元宪宗二年至四年（公元1252年——1254年），忽必烈奉命南征大理，兵分三路。中路由他亲自率领，从阿坝草地循大渡河谷向南推进，鱼通、长河西和岩州等地土酋率民归附，平定大理以后，元朝便在此地设置了黎、雅、松、茂、碉门、鱼通、宁远等处宣抚司，并授玺书及金银符。

   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朝正式授予当地土酋阿旺坚参“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之职，世代承袭，也就是明正土司。鱼通虽然被列入明正土司的封号之中，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鱼通都处于董卜韩胡宣慰使司——也就是位于雅安的木坪土司控制之下，每年也都在木坪土司处认纳夷赋。

   清康熙三十九年，康区发生了著名的西炉事变。营官昌侧集烈打死了明正土司。清廷檄调木坪土司等随征。事后，寡妇工喀继明正土司位，并将独生女桑结嫁给了雍中七力。十年后，雍中七力阵亡，但儿子尚幼，于是桑结暂时持有木坪土司印。又十年后，工喀病死，无子，依例由桑结承袭明正土司。这样，历史上就出现了第一个身兼明正、木坪两地统治者的女土司。

   而桑结出嫁时，鱼通一带作为嫁妆，被划归木坪土司管辖，双方以边坝梁子为界。

   清嘉庆年间，因夺嫡事件，鱼通土司从木坪土司中分裂出来。时任木坪宣慰使丹紫江初（甲凤翔）娶妻包氏，生有儿子甲天恩，但甲凤翔又格外宠爱小妾，小妾也生有儿子。于是一妻一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夺嫡争印很早就在土司官寨中拉开了帷幕。

   妻子包氏和儿子甲天恩在土司官寨中得不到土司甲凤翔庇佑，母子两人逃亡到上鱼通地区邦普一带躲藏。在当地头人的支持下，包氏带着甲天恩自立门户，管辖鱼通一带，与木坪形成了事实上的对峙，并极力争取木坪土司的继承权。

   为了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移居鱼通的包氏及其子甲天恩，竭力效忠清廷，为剿匪征讨出力卖命，终于在与木坪的夺嫡争印案中，争取到了中央政府“鱼通长官司”的认可，有了独立的土职世袭封号，与木坪土司不再是从属关系。

   然而鱼通的地域势力仍然不及木坪，所以封号只是“长官司”，为正六品，是康区土司世系的最低等级，而木坪是“宣慰司”，为从三品，是康区的最高等级。因此两地间的承袭之争一直到光绪年间都依然存在。直到光绪五年，候补道宝森才将此案办理完毕。

   到了西康省政府时期，虽然改土归流早已完成，但事实上并不彻底。随着国内外局势的不断变化，鱼通土司的势力在此时达到了顶峰，历届地方政府无不另眼看待。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时，鱼通土司的势力才最终瓦解。

   在麦崩乡为舍村，我们见到了鱼通土司衙门的遗迹。据说，曾经的鱼通土司官寨坚固、雄伟、舒适，并不是鱼通地区传统的碉房建筑，而是汉式带天井的四个彼此相连的四合院落。衙门内还有精心设计、栽培的花园，又称“怀远堂”。只是如今，除了几段残墙仍在，官寨早已不存，遗址之上已经建了一排崭新的房屋。

   锅庄石是“户口本”

   鱼通人的住房被称为碉房，房顶多采用汉式的人字形坡屋顶，覆盖物也是汉式的小青瓦。不少碉房的檐角采用了汉式飞檐的样式，房梁架构中明显有汉式穿斗结构的影子，在房檐下墙脊上还有龙头形象的装饰物。在一层的生活区，除了藏式的地火塘外，还砌有汉式的灶台。不过汉式的灶台一般没有使用，大多是在家里宴请客人，来访就餐的人较多时，才会使用起来。

   碉房内部的厅堂里有一处地火塘，上面架着的三块锅庄石（用于支锅生火的三块石头）。在旧社会，它是当地的“户口本”。有了锅庄石的人家，才能被称为正户，才能和脚下的土地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如今，在一些藏民家中的锅庄石上，仍然可见精美的花纹，雕刻着太阳、月亮、星星、花、鸟、鱼等图案。只是它所代表的阶层划分早已失去了意义。

   “皮勒勒”是额头上的负重工具

   鱼通人好像都格外勤劳。清晨，各家各户的碉房里散出炊烟，代表着鱼通人一整天的劳作就已经开始了。家中的女主人一大早就会起床，为一家人准备餐食。在鱼通人的餐桌上，有玉米红豆制作的苞谷面饭，晶莹透亮的熏腊肉，酸菜酸汤，质朴简单，风味独特。

   日头再升高一些，收拾了早饭的餐桌，他们劳作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田间地头。在湛蓝天色的映衬下，女主人们背着背篓，拿着农具，穿着青布长衫和山羊皮袄的背心，系着素色或者刺绣了花纹的围腰，发辫缠绕盘在头顶，头上还戴着绣了彩色花边的头帕，成群结队地说着笑着去劳作。

   头顶带帕是鱼通独有的服饰习惯，女性带帕，男性则用青布缠头。鱼通有形容传统服饰的俗语：“伴肚子火镰子腰间挂，长衫子皮褂子身上穿；裹脚草鞋脚上有，头帕子通鞘子再添彩。”

   关于鱼通人的来源说法颇多，有一种说法认为，“鱼通”意思就是“缠头的人”。头顶带帕的习惯似乎留有羌族服饰的影子，也有的学者认为，鱼通人极有可能是古羌人的一支。在鱼通当地，除了使用藏语与汉语以外，还有一种没有文字只有语音的“地脚话”，也就是本地方言，学界称之为“贵琼语”。这种“贵琼语”不与藏语或是汉语相通，只在鱼通当地使用。

   对于下地干活儿的人们来说，还有一个必备的物品不可或缺——“皮勒勒”，它是鱼通人独特的负重工具。所谓的“皮勒勒”其实是一根皮绳。一端勒在头部，另一端绑住重物，从脑后自然后垂在背上，用额头承重。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几位鱼通女性正在用皮勒勒搬运砂石，其中的张秀芳大姐说，一般负重40斤以上的时候，他们都会采用这种方式来背负重物。

   勤劳的鱼通女性们，即便是在空闲时候，也停不下手中的劳作。她们搬出绣床，或者手拿针线绣布，在高原的阳光下随意地坐下来，一针一线地，对比着眼前的风景，绣出花草树木、藤萝枝蔓的各种模样来。

   “哑巴经会”禁食禁言

   在鱼通繁杂的信仰体系中，“公嘛”是其民间信仰中十分重要的角色。鱼通地区现在还有两位公嘛。这一职业基本都是在家族内部传承，担任这一职业的人，平时仍旧在家从事劳动，与普通居民别无二致。他们的职能主要有请神祈福、禳灾驱鬼、占卜等等。占卜、看日子时，所依据的是九宫八卦。在受人邀请时，也会前去念经，使用的经典少数为本教经典，多数为宁玛派经典，法器与藏传佛教各派所使用的基本相同。

   公嘛与喇嘛、端公、道士等性质类似，却又有所区别。在民间信仰里，他们是沟通人与神灵的媒介。但回到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是普通的藏民，是藏传佛教的信仰者，结婚生子经营家庭。

   每年农历正月间，鱼通高山上的寺庙会举行“哑巴经会”。哑巴经会举行期间，要求参与者禁食，不能说话——这也是“哑巴会”的由来。参与者第一天要清洗全身，第二天则必须完全禁食且不能言语，参与者们只能在寺中不停地转经、念经、磕头，第三天方才可以正常说话饮食。禁言期间，参与者在表达意思时，全部要用六字真言代替。实际上，这是一种沐浴斋戒的活动，目的是为了以此体现虔诚之心，降福免灾。

   鱼通还有在庆祝活动中跳锅庄的民俗。跳锅庄前，人们先摆好一张供桌，桌上放好腊肉、米、酒，腊肉上还要插香。跳锅庄时，人们手牵手在供桌旁围成一圈，合着哼唱的歌谣，跳起传统的舞步。

   位于大渡河与茶马古道相交之地的鱼通人，繁衍在20多公里的狭长河谷上，周旋于多种民族与多样文化之间，既兼收并蓄、包容交汇，又传承来自祖先的习俗，在横断山的褶皱里，在大渡河畔的高山上，展示着属于自己的、带着鲜活质感的生活细节。

   （转载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