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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的表叔

甘孜日报    2021年05月07日

南下干部唐桂荣烈士

◎裴嘉 文/图

前不久的一天,我利用出差路过道孚八美镇的机会,特地去八美烈士陵园拜祭我的表叔唐桂荣。现在,道孚县政府拨款对陵园进行了修缮,安排专人管理,保留了建立之初的原貌,也修复了过去模糊不清的墓地、墓碑。心里非常感激道孚县委、县政府对陵园的保护和对先烈的敬仰。这次去,也有一个愿望,是想告诉长眠在这里的表叔,他为之流血牺牲的甘孜大地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族人民生活得幸福安康。今天的甘孜的发展是他们这一代南下到康区的前辈们的所愿,当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说起我的表叔,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却对他很熟悉。从父亲留给我的照片里,我认识了他,在“康定解放一周年公安处干部合影”的照片中,我找到了他的身影,一个个子高高的,相貌少年老成,但帅气十足的年轻的公安战士的形象。从父辈的口中,我听到了他的故事,他的趣事,当然还有他的烦恼,他是一个南下干部、一个为了大西南的解放事业抛家舍子的革命者,一个为了藏族同胞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年轻生命的革命先烈。

1956年7月,就在他26岁的那一年,他牺牲在当时乾宁县的一次平叛战斗中。就在那年的年初,他刚从州公安局机关调到乾宁少乌农场任生产干事。翻开一张父亲留下的发黄的照片,将我的追忆带回了父辈们当年南下离开山西革命老区的那些岁月。照片上标注:西北政干分校赴康工作16名同志合影。这张照片中16张年轻稚气的面庞意气风发、朴实无华,表叔唐桂荣就在第二排,他前面第一排的是我的父亲,表叔的手搭在父亲的肩上。每次看这张照片,我总能从照片上体会到一路南下的途中他对比他年幼的兄弟的关爱和照顾。南下时,按照北方老家的习俗,表叔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娶了媳妇。本可以留下在老区工作的他,听说我父亲在西北政干校学习,已报名参加西北南下工作团,不久将南下解放大西南,他按捺不住内心想参加这个光荣任务的愿望,三番五次说服家中的老人和新婚的妻子,毅然报名参加了山西南下工作团。谈到南下,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些往事,南下工作团在山西临汾集中培训后,即将离开家乡南下,家中的亲人们为了看他们一眼,多方打听他们南下要经过的路线,提前几天等待,我父亲的奶奶是一个小脚老人,怀中揣着她亲手纳制的一双新鞋硬是走了几天,就为了想见我父亲一面,可是因为南下路线的改变,他们没能相见。父亲说,几年后奶奶去世了,当时正在白玉昌台地区参加民改平叛工作的他,接到家里的电报,连奶奶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的他却只能向着北方默默流泪。表叔的新婚妻子在知道他要南下离开家乡的那天起,天天以泪洗面,在接到“光荣之家”的牌匾时,她心酸的说,以后这就是我的男人了。可更让人更为心酸的是,这个“光荣之家”的牌匾仅仅几年后就换成了“烈属之家”的牌匾。我小时候随父亲回老家山西永济时,亲眼见到了挂在表婶家门上的这块牌子,也见到了守着这快牌子独自一人生活的表婶。

父亲和他这位一起并肩南下的表兄感情非常深厚。他曾给我讲,我这位表叔非常好学,在山西老家参加革命时,他只读过两年私塾,但他非常喜欢读书,经常向文化程度比他高的我父亲讨教。1950年南下入川进康定后,他分配在中共康定地委公安处工作,父亲说,当时供给制改为薪金制的第一个月,他就从康定城一个陕西商人手中买了一个小书桌,两个小抽屉,下面一个脚踏板。表叔下决心提高文化程度的行动可见一斑。1956年初,接到调令,他将要离开康定到当时的乾宁县工作,离开时,他把这张小书桌暂时送给了我父亲。为什么说是暂时,是因为当时他说过,如果有机会回到康定工作,他还要把书桌要回来用作学习。可是,他却一去不再回来。从那以后,父亲视这张小书桌为珍宝,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家新添了一些新家具,这张中间已经开缝的小书桌却始终没有离开父亲的卧室,几次搬家,父亲第一批搬走的东西里都有这张书桌。80年代父亲离休后到成都居住,他首先搬走的还是这张小书桌。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还要这张斑驳的中间开缝的旧桌子,言语不多的父亲每次就只这样一句话:“那是我表兄留给我的”。一句朴实的话语里,我知道那是兄弟之间的情谊,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之情,也是一个远去的亲人留下的念想。如今,这张书桌也承载了我对南下到康区父辈深深的怀念,更是他们不畏困难奋发上进的精神见证。

如今提起道孚县扎坝区,我们知道的都是大峡谷、走婚文化、玛尼经舞这些字眼,可1956年春到年底,两次发生在当时的乾宁县扎坝区的武装叛乱却很少有人知道了。为了找寻我表叔唐桂荣烈士牺牲的经过,我翻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录。1955年12月26日至1956年1月5日,中共康定地委召开了地委第六次扩大会议,按照中央的要求,从甘孜州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出发,决定采取和平协商的方法进行民主改革。然而时至1956年2月,正当甘孜州民主改革试点和三项改革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之际,一些反动上层不甘特权利益的失去,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打乱了民主改革的进程。扎坝区是乾宁县发动武装叛乱最严重的地区,据当时参加乾宁平叛战斗的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余淑珍和州纪委退休干部谢宗全同志回忆,由于叛匪的嚣张和诱骗,许多群众被裹胁上山,加之武装力量的薄弱,平叛形势异常艰难,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叛匪袭击,被惨无人道的残害。县委书记任庚尧同志也是一名山西南下干部,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到扎坝片区蹲点,指挥平叛战斗。余淑珍同志的回忆文章中,详细回忆了工作组被叛匪袭击,连夜翻越悬岩撤退到少乌农场的情景。当时在少乌农场担任生产干事的唐桂荣同志带领农场干警参加了县委组织的上山追缴叛匪的战斗,不幸英勇牺牲在一次战斗中,牺牲那年他26岁,正是青春年华的岁月。据谢宗全同志回忆,扎坝、扎麦片区平叛大局基本稳定后,县委对烈士遗骨进行了收集,在八美建烈士陵园安葬,并立烈士纪念碑一座。在收集烈士遗骨时,有的尸骨不全,有的被叛匪投入河中,多方寻找无法找到,足以可见当时平叛战斗的惨烈。在八美烈士陵园大约安葬有烈士50人,长眠在那里的还有山西南下干部、县医院副院长年仅30岁的彭开元烈士和山西南下干部、兵役局助理员年仅25岁的李发家烈士,他们都是在扎坝片区平叛战斗中牺牲的革命先烈。

抚今追昔,今天的甘孜大地团结和谐、繁荣发展,更加让我们怀念和敬仰把生命和鲜血献给这片热土的无数先烈,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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