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海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故事，这恰又是一个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相结合后共创的全新文本。尹向东的长篇小说《风马》通过故事虚构的文本建构，为我们凸显出了康定这个介于草原与三山合围之间特色城市的历史建构。在以文学的语言全方面地叙事这座城市的历史构建中，在这历史建构不能违背史实的限制，亦不可以转换或虚胖的形式去影响与改变虚构叙事文本的同时，却又让虚构的叙事，给历史叙事涂上了几多变幻的色彩和加深激活了它的历史内涵。这个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文本，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题材，拓展了空间的边际和启迪了创作手法上的关系，也让文学的想象更有了审美的新趋向。

在世存在与根的追问

本来，当阅读《风马》到行将结尾时，夺翁玛贡玛草原上的仁青嗡呷和仁真多吉兄弟，一个终日酗酒沉溺青楼，一个平地盖起自己的房屋，行将迎娶新娘。这样的所指，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即身负深仇大恨的草原的两个儿子，复仇的精神都已经被这座城的生活消蚀了，显示了城市作为草原的对立物，它的巨大的力量与历史作用。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哥哥仁青翁呷曾经是搏熊的英雄，却一下堕落成最俗的平民，而弟弟仁真多吉，虽然没有哥哥的魁梧身材和巨大威力，却能在私奔失败中清醒过来，在平俗的生活中闯出一路自我建树的新路，让草原的毡房终究能在繁杂人多的城市角力中，竖起了砖木结构的生根城市的房屋。这正是时空、地点与个人加社会的三维结构，我们在作者的语言中读着它们，看它们互动，由故事的叙述揭开生活的本真，由生活的本真与人物的流动，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重现及历史与当下的连续性。然事实上文本并非如此简单，匠心独运的作者，在故事本当顺理成章结束的当几，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它以故事主人公命运的突变——仁青翁呷的因被诬偷窃金灯遭受极刑，把原本哥弟两个的命运安排与形象锁定，推至了边缘，让一个巨大得如草原般辽阔广袤的问题，推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这哥弟俩，该不该离开草原？且看作者的几处伏笔：一是，“三天之后我们去捡了骨灰，然后爬上山顶，那地方是我选的，就在山巅松林口边，那是我们从夺翁玛贡玛草原逃出来，在深夜到达这里，骑在马上第一次看见康定的地方”。二是，“那时候的记忆复活了……哥点点头说：‘罗家的坟地大，我数了，有八座坟，他们的家庭真够大的’……哥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憧憬问：‘立民，我在想我们俩兄弟几时才能有自家的坟地’。”三是，“在我把哥埋到土里时，那个远大的目标实现了……这会儿，他却成了一抔白灰被埋在地下，哪有这样简单的？”这第一点与第三点，正说明他们不该叫泽民和立民，更不应忘记郎卡札夺和嗡玛贡玛草原。换句话说，“第一次看见康定的地方”，也就埋下了死亡的种子。当然此话说绝了，就完全剥夺了人与时空与地域活动与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这里的概念绝非单一，而是带有一种根的追问。现在来看第二点，明显是个反讽。虽然它具有极大的不可靠性，但作为人物的内心世界——原本可以像雄鹰一样翱翔草原的兄弟俩，在山巅的松林口，拥有了再次失去亲人的坟地。这就要笔者从现场文本的角度对文本创作思想的思考。自家坟地的拥有不在草原，而在城与草原的临界点。自家坟地的壮观不在自身的发展壮大，而在以自身的衰落为代价。这是研究者应予注意的一个文本作者心理创作的问题。我们既可以在语言文字的阅读中参与其中，更可在跳出文本站在边缘去思考作者为文本人物所作的这种安排，它的文化意义何在？它也让我们想起了克里斯蒂娃的话：“生命并不只是一种生物学的过程，而是在持续应对生活遭遇所提出的问题中寻求生存的意义”。哥弟最后所处的事实和克里斯蒂娃的话，也至少对文化自身的本质，会引发我们新的质疑与多元的思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与个人（家族）无可奈何的事情，也许寓意着民族观念在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必然的变更与显现。思考正是对文本的一个解释过程，我们在这样解释过程里，文本便不再是孤立的，即故事的叙事和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状况的质的变化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哥弟的谈话，研究者便在这里可运用作为现场文本的谈话并继尔进行思考——对作者创作思想的思考。这里没有对与错，而是让我们进入一个可供质疑历史事物本身的更大空间。在这里，文本宛如一个框架，框架内容与形式的陈列，正是创作思想的有趣体现。它让我们有可能看到文本内在的动态潜力，当然这是以审美双向互动为前提的。从坟地与理想的谈话过程中，我们拟可深入认识夺翁玛贡玛草原这个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也可更深层次去理解这个家族中最后的哥弟关于他们与这个世界的令人多元思考的行为方式的奇异生发。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长篇小说作者的思想释放，并且他在选择这种释放形式时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创造。这也正如作者在这一节中所说的：“整个事情绝不会这样简单”。——“必须喝醉又必须清醒”。它让我们看到了“跑马溜溜的山上，有一朵溜溜的云哟”的那个诗情画意的康定，它的内在又是多么地曲折，那么地艰难，又那么地凶险……正由此，到头来壮汉仁青翁呷是被当作替罪羊，而这只膘悍雄健的替罪羊，又是那么地在无奈中倔强地闷闷死去。这闷闷的倔强，在这里又非一个单一的雄美表现，这是草原面临风暴前的自然现象，却更是集有大草原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军阀混战时期，被政治汉化的一个无言牺牲品的文学形象的浓缩符号。在这个审美意义上，我们还可欣喜地发见，文本为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反海德格尔“在世”哲理的思想：即它的审美意义告诉我们，世界首先向人显示的不是生活，而是紧随政治或者政治后的生活，当人（嗡呷和多吉）还没完全进入世界之中，那种权力先行下的政治，已经将他们先囚禁于牢笼之中。所以，嗡呷的最后屈死，引证出了拯救力量的式微或者说是消亡，这样的“存在”的切近处，正可引发我们阅读后进行再思考的另一面，即在世与存在的新思考。也因此，《风马》叙事的故事是过去时，对它的阅读是现在时，审美的意义恰恰是将来时。这也是《风马》的价值所在。

异质多元与现实超越

《风马》文本的另一特点，是以人物的性情拱托出历史风云的变幻，它并非是一种人与事物的悖论游戏，而是在时间与历史的过渡中，让人物活在性情里，让性情凸显在历史事件中，并且在作者着意刻画的人物身上，随意淌下的平庸性中，见证着历史的奇诡和政治的风雨。

日月土司的三个儿子，彭措郎甲——江升，以及江科、江芳，是文本以异质多元的形式为我们创造了多变世界中的多变人物。自然，这首先是以头脑简单的日月土司弟弟的头颅为铺垫的。然后，精明谋于筹划的日月土司江意斋也被算计而吞仁青日布图作假死，而最终换取实质性的自尽。于此，文本的异质多元拉开了帷幕。由出康定到雅安，作为哥哥的江科一下长大了，但不久便莫名其妙地身亡了。你可以说他是水土不服而死，也可以说他是误食中毒而死，还可说他是蚊子带来细菌和肠子积滞运行不畅共同造成的死亡。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怪怪的不正常死亡。如果说日月土司的弟弟与日月土司俩人的死亡，都是相同性质（一个死于愚，一个死于精，但性质相同）那么，江科的死亡却让这个人物陡然背上了一层奇异的光涂。

豹皮与泥石流，豹皮与康定，江芳在失去父亲、叔叔和哥哥后，俨然成了想要掸去豹皮上历史积尘的江芳。也是政治抱负让江芳认定去木坪土司家入赘是命运使然，新婚不久的江芳瞬间就让自己改变了命运。然正当他与木坪土司，他的丈人运筹帷幄以真正夺取木坪大权并使之永久太平后，他与他的家族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之际，一颗流弹过早地结束了他年青的生命。如果说日月土司的宏图还在于他本人政治谋略的欠缺，那么，弥补这一缺憾的，当是他的三儿子江芳。但谁又能料到江芳毕竟年轻缺乏实践（战）经验，被地方恶势力先算计了一把，便亦早早命赴黄泉。这个人物在文本中的异质，就在于他是集弥补日月土司、土司弟弟、大哥和二哥的种种不足：如日月土司的政治幼稚，土司弟弟的头脑简单，大哥的无政治抱负，二哥的不谙风土人情与地域自然特点等。却因缺乏实战经验，而由流弹之意外，过早结束了生命。当然，这是作者刻意的安排。说有点牵强，但偏又符合实情——谁让他缺乏实践经验呢，就像三国中的周瑜那样。所以说是作者以三兄弟各自奇异的结局，去印证了作为当时藏族地方政治势力的相继衰败，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更可以这般各各不同的奇异，见出了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社会进化时期所呈现出的该地域政治的质地与知识（科学）的质地，印证出了封建农奴主们的代表势力，走向衰落的历史必然性。如此再来看日月土司的大儿子，也是文本作者特意着墨构造的一个典型人物江升，从他一开始离开康定去木雅官寨，临走在跑马山上攀上巨石鸟瞰整个康定，到中途欲出家寺庙去拉萨，再到哥接弟媳维系家属婚姻，参与政事去瓦须部落联络，在回返路上行“圆寂”状，非常明显地作者在这里让小说超越了生活常规。他让江升这个人物的张扬、压抑、退缩，再到扩张，再现出的是一种跨人物性，即江升代表的是那股反反复复、起起伏伏的封建农奴主的主线，也可说是一种政治性的缩影。他的独特复杂的身份、情感与生活方式，正是那个历史时期康定与其草原的一个缩影，是政治历史进程中康定与草原被变化着的一个变幻着的符号。他是作者个人创作思想在这个人物身上的体现。历史的多重性与政治生活场景的多元性，在江升这个人物身上被艺术地再现着。它是作者我的审美塑造，也是历史客观他者意识的移植。当然，在其中，江升的虔诚佛教与最后参与政事中的施药治病等，正是小说异质多元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它通过“这一个”江升，让我们感知了当地历史中的政治人物的差异性。而这差异性，恰恰是《风马》文本中多元与超越的审美性所在。它是平等、善良与权力的实践相关联的可能，是美学的存在于游戏与政治之间的审美生命的文字再现。若说它是审美差异性，那就是作者刻画小说同姓人物本身审美差异中，又将其混合成一体（同族）的异质多元的一个日月土司家族综合型的文学典型，这在当下长篇创作文本中亦是鲜见的，其审美的先导性价值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性别在情感与行为上的人物影响

叙事在性别上的成功描写，我以为并不是男性作家以男权主义的眼光描述女性，而女性作家拒绝“男性凝视（望）式”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文本中对一个女性人物内在品质（性）的刻画，是否是由文字到语言，在读者缺席的情况下，它已有了某种潜在或内在的意义，从而让读者去阅读时，便有了独特性的鲜活的情境现实，并直接导致人物内在意义在小说人物的意义空间，有了更可回旋的诠释空间。就这一层面而言，《风马》在卓嘎、桂枝和小太太这三位女性的塑造上，就有着叙事对人物性别的审美影响。

先说卓嘎。她引起我关注与兴趣的，并不是作者开场描写她作为侍候锅庄太太和小姐的丫环，是一个怎样的长相或修炼成的灵巧度。而是她爽直地喊立民去看拆吊桥的热闹，枪响后，又拉了尚在惊恐中的立民，再去看枪响是怎么回事。仿佛有一种天生的闯劲，不管外面世界如何，也不管自我处境的如何，一定要让自己满足自己的好奇。于此，该人物内在的可立品性，亦随即隐隐现出。直至枪声再次响起，陈遐龄伺机“大义灭亲”，亲手枪毙了侄子，脸被枪声与杀人吓得苍白的卓嘎，再次拉了拉立民的手说“跑”，那个敢进敢退的性格，让我们看到了她未经雕琢的生活行为中，有一种强烈的感知力在冲击着我们，也许这就是审美感性化之过程。但事情远远没这么简单。我们看到发展中的卓嘎，在一个中午的折多河边，急切地告诉立民，她的婚姻被告阿爸定了，要嫁给杨家。紧接着，便是私奔。这是卓嘎这个人物的巅峰形象。然而，就是这对男女私奔之后，又是卓嘎在讲了“既然我们出来了，私奔了，再苦再难我也要坚持下去”不久，竟又是她打破沉默，首先提出了“我们明天回去吧”的反悔意见。至此，我们可以猜测作者在这里是将卓嘎这个人物个性的美，进行着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裂，它就卓嘎告诉我们，爱情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存在，还有生活。所以，卓嘎在爱情审美上的分裂，也是符合现状与实际的。这在人类学上，就是生活让人常常处在对立面，而又让他与周围之存在相融相联的现实融合中。在这里，是作者让现实自身进入文本，去影响卓嘎这个人物，在分裂与融合中完整这个人物。私奔，只是生活行为的一个瞬间，生活还像折多河的水，每日照样汩汩地朝前流。它以人物告诉读者，生活属于自然，审美的领域有时不会绝对与现实对立，所以尽管私奔的折返路上，最后一晚卓嘎还要立民紧紧地抱抱她，但它仅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并往往会被大现实所屈辱地整合。

桂枝也是一个饶有风趣的人物。她是被八斤捡来的女人，但她却又是一个美人。这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首先以奇异的形象为我们开了相（先丑后美）。后来我们也就惊奇地知道，八斤原先厌赌，后来嗜赌，那是因为桂枝作了他的老婆后，几次拉他去赌一把，让他散散心，放松一下。说穿了，是给点男人除了床第之外的快乐。但这样的善心却偏又让事物适得其反，最后导致八斤差点就被赌债要了命。但对待这件事，桂枝的态度虽然有怨言，实际倒挺坦然：她这是生活的缺陷，上天安排好的，这看似一句土话家常话，却十分哲理，正如桂枝是在坟头黑影中被捡来的一样，充满了奇诡，却又极平常。咳，一个原较奇异的女性形象，在这里作者恰恰让她回归了最普通女性的那种认命安家的行列之中。也正在这样的人物里，她们的家，也才会有森格这条狗。它流浪而来，偏不理睬八斤的赌输了在饥饿状态下的辱骂，反而乖巧地为主人打来了野物。要不是后来八斤制止它去叼羔羊，说不定森格就是一个有“财源”的劳动力。作者写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条狗，因某种缺失，达成了特别融洽的关系，彼此相依，共生温暖，成为康定一个独特的家庭，这就是八斤、桂枝和森格。”作者在此神来别致的一笔，到是提醒了读者，美学与对世界的当代思考，莫不出自八斤、桂枝和森格这三位一体的家庭形象。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家庭幸福维度的所在，有时还真的不要去追求完美，因为完美会让人失去追求与向往，完美会让人失去本真与人的自然性，完美更会让一个群体与族类，在物欲膨胀中失去勤奋与上进。唯有不完美的存在，它才是推动思想与精神合成动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