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海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故事，这恰又是一个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相结合后共创的全新文本。尹向东的长篇小说《风马》通过故事虚构的文本建构，为我们凸显出了康定这个介于草原与三山合围之间特色城市的历史建构。在以文学的语言全方面地叙事这座城市的历史构建中，在这历史建构不能违背史实的限制，亦不可以转换或虚胖的形式去影响与改变虚构叙事文本的同时，却又让虚构的叙事，给历史叙事涂上了几多变幻的色彩和加深激活了它的历史内涵。这个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文本，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题材，拓展了空间的边际和启迪了创作手法上的关系，也让文学的想象更有了审美的新趋向。

日月土司的小太太，起先让忧虑促使土司把大儿子江升移置去了木雅官寨，以后又为土司怀上了两个儿子。事情的突然变化，使原本只是小心眼的小太太，一下有了土司的眼光和纠正了自我狭隘的心态。

小太太是个有独特纹理的人物。我们看到在小太太的言行中，只是发生了些微的差异。她没有颐指气使，也不央求江升，或者赵尔丰刘成勋等其他官属。她只是在为土司哭泣之后，高兴地为两个儿子读书送行，之后又为儿子江科的突然去世大哭。大悲之后，小太太只是赶紧为另一个儿子江芳完婚成家。安定，在她心中已成为一个神圣的追求目标。然也就在再次的意外——一颗流弹把小太太的期望再次砸碎打灭之后，小太太便再没了哭声，只是在一副异样惨白的脸相下，在咳嗽咯血之际，去了木雅。这时的小太太才有了自己真正的计划，这时候日月土司家属的灵光，才真正在小太太身上暗暗升腾。不管土司的大儿子江升如何垂心向佛，也不管他的双脚正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即将行去拉萨，“日月家族不能没有延续”，这句政治大语出自小太太之口，宛若被遮蔽的日月，终于又开始在日月土司大家庭中升起。而敦促江升这个日月土司的大儿子，位归本位的，恰恰正是小太太本身——因为“作为一个对藏医有很深造诣的人来讲，他看见小太太的状况，知道这世上最好的药都不再对她发生作用”。而能对小太太真的能发生作用的神药，唯有他江升的弃佛从政，承继日月土司家的政事。这貌似江升的艰难归位，实质恰是小太太这一形象的独特作用。这是一个令人可怜又实可敬的形象，是一个在时间的存在与进程中变化了她与这个世界关系的形象。在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处置手法上，作者的叙事让现实与实际在历史可能的维度下进行竞争、变化和意外的结局，且在结局的尚未真正闭合处，又重开新机——让人物在历史性中走出她不凡的足迹来。这也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生活是连续的，破碎的，处于不断的更新状态之中。《风马》作者对小太太的处理，大悲之后不是最后让她消极，或者发疯，或走失去雪山，而是通过血的咳嗽与恳请的形态，把不断更新状态的生活，鲜活独特地呈现在这个人物身上。就小太太所处的历史时期与衰落家族的地位，她留给读者的是一种简洁深义的崇高。虽然在小太太身上刻有因私心而因果轮回的报应，但这种报应与其说是报应，倒不如说是作者刻意的文化谋略，以至小太太把江升召唤到日月土司原办公的厅堂，当面所作的忏悔，并在江升的一言一行中，又仿佛重见了昔日土司的生活形象与对待自己的眼神，她特别，也只能由她观察到的他眼神中的去凶存善。在江升拆去了经房的卡垫，小太太最后留给江升的话：“你们一定要生个男孩”，看似媚俗，实质正似纳博科夫之于洛丽塔，在韩伯物“欲望孤岛”背景下的洛丽塔，反证了韩伯特迷恋而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一样，希望江升与央金要生一个男孩的小太太，此时已从凡尘中跳出，承袭日月土司家族香火的欲望，也不再是土司这一消失的权位，而是只就家族本身的延续，安定于生活的延续。它不是过去的，而是未来的，是一种文化。它是真正剔除江升的孤独，把他与土司家族的未来，建构起了一个更为宽泛、更为深入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是的，土司家族也是人，是平民百姓的人。

历史在叙事中的文学表达

在文学中领会美学现象的趋势，窃以为重要之旨在于语言。在《风马》中，作者不惜化费大量的笔墨，以历史的叙述与自然物景的叙述，壮实着《风马》的文本。

叙述历史，特别是康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受的影响与变迁，在土地和种族不可剥夺的特性之下，它通过现代化的进程这一形式，去逆袭和转化历史悠久，然也已老化了的康定。这在《风马》文本中，首先跃入读者眼帘的，是社会结构的重组与科技化曙光的出现。细读文本，我们看到了日月土司被隆重推出又被囚禁牢狱，最后死于逃亡。我们还更多地看到了赵尔丰、李方九、殷承献、陈遐龄、刘成勋等等，接管康定的非土司的现代性质的地方官，一茬又一茬，走马灯似地替换着。这正是中国该时期军阀混战，有识之士以卫国之忠与近趋民主的一个混沌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本中的文学语言，是以人物的行衬出人物的言与思想的，如赵尔丰的血腥杀戮，并行着收缴土司官印，改土司管辖为流官治理，大办教育，但他的结局，却正好与自己的意愿相反——被四川都督尹昌衡捕杀了。文本的语言，以说介和故事（发银圆诱捕杀人），描绘出了以赵尔丰为典型的该一时期混政治政的历史状貌，说人“受惊时后颈的骨头松开”，恰是一个寓意和象征，寓意在于前行中的历史，太多的成份在于前行前的卑下杀戮。象征，即是该时期军阀混战的一方丑象，虽说队伍，虽说政府与治理，但仅是相互残杀与对一方百姓的镇压。对李方九的叙述，以智搞土司之弟为例，让混浊的残杀有了一些治理的萌芽。殷承献的治政，则就更加的戏剧化，他以古老的欲擒故纵的计谋，先抬举土司并让他舒服，然后让这具尚带幸福余温的躯体，即刻下到牢狱，并逼使他在逃亡中早早死亡。这是一个政治谋略的初始显现，铲除土司的势力，现代性的治理，必欲以戕害首领性命作为革命性的象征，这亦正如资本来到这世上，它的原始积累，每个毛孔上都沾满了鲜血是一样的道理。当然，最后的一步，由陈遐龄替代殷承献完成，让土司在“自己建起的监狱里”，开始了他的跌倒与堙没。在土司走离人间这一段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巧合。原先土司密谋越狱接应的壮汉，过早来到了小树林；后来又因紧张导致疲惫而入睡，被枪响惊吓后，认为土司已经暴露，“翻身上马，一气向山巅跑去”，以致土司越狱后，未能遇见接应他的人，而改变了路线，沿河岸逃去。更不巧的，是钻出洞时，由于没别好二十响驳壳枪，连枪也丢了。过早，紧张，疲惫，入睡，丢枪，失接，跑错方向等等，几多的巧，直接导致了土司越狱后的不利。咋看，以为仅是作者为情节之惊险而加以描述的，其实，巧合，正在于历史，在于时势背景，在于土司：封建农奴制度与镇守该地的政府与军阀在现代性场景下的冲突，冲突之势下行将被历史淘汰的封建农奴制偶象的土司的处处逢不利的巧合，处处不利的内涵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以说，文学的语言正是借助叙述，在给读者一个真实历史的重现。而也正是在这语言的文学性里，我们同时也读出了历史性，那就是康定这座古城自身的变化。它先是经受了兵变与抢劫的劫难，尔后是在劫难中又畅开襟怀，接纳了该一变化时期投奔她的不同种族的人民。在这么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她的古老的身躯又不时被动着多种手术，如拆吊桥，造石桥，还在她的健硕的手腿伸展处，或肥硕的臀部等蓄力处，移石拓土，造建了从此未曾拥有过飞机的飞机场。这兴许是一种作弄，实也是把她拖入现代轨道行进中的必然境遇。自然，当洋人在教会医院开始了发电，也即意味着以电为象征，证明着康定真正步入现代化轨道第一步时，整个康定的现代化肇始，就在作者笔下那些人物的吵闹、挤推、惊奇与见证下，在电压时时不稳，最后又灯光通明一夜的事实上，铁板钉钉地钉在了康定的方志上了。这就是一份美学现象的趋势，它由疑惑、混乱，到光亮、叹服，让生活的自然场景与即时生发的迈向现代性的情景，把康定与小说开头，“我”梦见了“一只鹰高悬于空中”，但是“也不动弹”衔接起来，呼应起来，从而让“我”这个自己，“发现自己真的飞起来了”，这就是我，也就是康定，准确的说，是康定飞起来了，“我”是这只鹰的一根羽毛。《风马》的文学性，也就在这样的语言叙述里，有了历史的长度与厚度。

历史的叙述，还在仁青嗡呷与吴涛的抢枪与不被杀的历险，以及康定这个城市一忽儿空，一忽儿又人丁兴旺、生意繁忙的不稳定性中，也即作者所描述的，“外面的战争让康定热闹起来”，但康定自身被战争戕害的残酷与血腥，也层层地埋在了康定人匆匆走过的路下。由此往前，某一日康定城南终于又发生更大规模的兵变，还抢劫了银行。在这场事件的结局，第一个被推出去枪毙的，是军事教官吴涛，仁青嗡呷的知遇之人。克扣军饷，官逼兵反，几多无辜的士兵又一次被当作了现代进程中的祭祀品，吴涛是一个典型。如此再加上作者借王怀君等之口，每每提及的积累死尸的背茶人的万人坑，这样的故事叙述插入，让康定更有了她的沧桑感。当一个城市以沧桑去丈量它历史的长度与厚度时，这个城市的独特价值，也就耸立起来了。这就是作者笔下的康定。

重新思考的光亮

胡继华先生五年前在《上海文化》上，对游牧民族的解释是“游牧民族是卓越的飞散者，主动的解域者”，这是胡先生对德勒兹“解域”的进一步阐释。然在无限的漂移中，他们依然有根。这就得让我们对《风马》的阅读掩卷之后，不得不重新去审视书中主角仁青嗡呷与仁真多吉的根的关注。这对从大火与杀戮而瞬间没了爹妈和亲人们的兄弟，出逃时的人生座佑铭，就是爹爹告诉他们的：“记住郎卡札，记住那里的仇恨”，以及面对被大火和枪声吞噬的爹妈与亲人，“要回到夺翁玛贡玛”。草原，是他们的根。然而，我们看到长篇的结尾，是仁真多吉的康定结婚安家的“回不去了”，是仁青嗡呷跟随江升前往瓦须部落协调政府的事。这时间段正是草原最好的季节，他在色达享受了最好招待，但等他随江升返回康定时，一行人离开金马草原之时，突然“意识到，在康定生活多年，虽然能无忧无虑安享草原的舒适，却无法长久居住下去，所以江升让回康定时，他几乎没什么留恋。骑在马上，他想着这些年来小小的康定改变了他什么，让他连祖祖辈辈生活过的草原也不再留恋”。是生活的改变还是观念的改变？这是人生环境层出不穷的变化之一，也是不可简单分解与言说的人最深处的不可打通的秘密。我们可以为他找到一个基本的答案，那就是康定的非草原生活和城市人的生态环境。但城市给予强悍生命力的召唤，不仅止于此。这也许是作者深蕴于本书的一个思想性的思考。人与现实、人与生活，有时会仰仗灵魂与精神，但更多的，可能是通往现实之路上的那种实质性的影响与感觉上未遇的真实。这就有点像神把光与暗给了人间，而你却让生活用你去选择光和暗。

问题的更深处，还在于结尾处作者又特意安排了一个场景，在仁真多吉婚礼的那个晚上，来了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驮队。令人意外的是这三个人来自郎卡札，是哥弟俩的杀父仇人！并且，“他们热情奔放的情歌也将多年前的家乡瞬间拉近，近到我能看见一头黑牦牛凝住了般在阳光下吃着青草，而天空中一只鹰高旋着，离太阳越来越近”。——“仇恨丢掉了”，这是本节的关键词，也是《风马》的关键词。这是现代化进程与根的悖论，这是知觉世界与科学文明的对立。它的反常在于论证了生活的合理性，它引导我们对事物本身可进行更深层次的追问，也可以让我们回到文本，从作者描述出这个事物的本质结构，并将在作者为我们呈现出的事物本质结构中的文学语言，去作对人物内心世界与灵魂追寻的更广远的探寻，包括文化对于人的影响及其异化。这便有待于我们通过对小说的阅读，深入人物原型的知觉世界，去以大文化地拓展我们的视野，并让我们找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原发性与这个世界的文化的推进扩展的社会可能。

由夺嗡玛贡玛草原上出逃求生的哥弟俩，《风马》为我们抛掷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许多书写草原的篇什，它们使用的语言与人物形象，均被根的固定模式养育成一种机械式的教条，它失去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性与变化性。而《风马》恰恰以康定为主旨，面对草原以及草原人物，试图以还现实的真实行影，去批判那种臆想的反抗。也许，这个场景与哥弟俩人物，是不够完整的，也不能全面反映历史进程该时期草原儿女的种种，但它至少让我们知道了即使身负深仇大恨的草原儿女，来到康定之后，他们面对的历史积怨与绝对悲剧（指部落间的互相杀戮），是如何被潜移默化地走出去和化解掉的，这是小说创造的真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戏，也不必我们用是与否去作判断。于此而言，对康定就格外有了意义。

由此，我们还可回到《风马》作者的创作心灵，他的那种题材依托，历史凝思，应该是在一种正视和理解人性情绪下的写作，掘发出了人心与历史更广阔的场域，包括层累在深处与边角的那种星星点点的独特。它让我们看到，进城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当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复杂和多样性，进城才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也包括起初的无奈。而进城的人物，也随之有了传奇式的气象。哥弟俩与新日月土司江升家族，也不是一个审美差异性的存在，就日月土司家族儿女，包括小太太与之仁青、仁吉弟兄所混合组成的两个一体又异质多元的综合性文学典型事例而言，说其有审美的先导性是在文本中确实存在着的。所以，在这里可令读者或研究者豁开一个思想的口子，那就是作者创作时试图以叙事文本努力与内心疑惑的反经验之感，作趋向一个更为真实的根的尝试性探究。

可喜的是，掩卷沉思之后，我们还会很顺润地回到作品的语言上，感受它所弥散出的创作情绪。当语言为了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已被文学所魅惑，让创作的主体心灵，投入在语言的世界时，创造的丰富性就会充盈着文本的结构，从而让思想的灵魂去与阅读交往，并在读者自选的各个出口，找到他们所阅读的审美快感与重新思考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