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彬

壹

文化融合中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入深层次和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作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现代化的不断冲击，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不仅受汉族文化影响，而且受全球化冲击。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出现碰撞、交融的趋势。因此21世纪的少数民族小说不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只是单一地张扬少数民族意识，而是要探讨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交融、少数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的深层次问题。21世纪的少数民族小说不再只是表达少数民族文化融于汉族文化、西方文化的努力，而是开始采用双重视角，在不断融合的文化中坚持少数民族文化。从少数民族作家来看，21世纪的主要少数民族作家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走上文坛的那批作家，比如阿来、叶梅、郭雪波等。但遗憾的是，一批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了许多优秀少数民族小说的作家停止了写作，比如著名回族作家张承志、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但也有一批新的少数民族作家走上文坛，这批作家既有来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也有来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进入中国作协的作家，说明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成就突出。

综合少数民族小说的发展情况分析，21世纪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21世纪以前就走上文坛的著名少数民族作家继续创作，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少数民族小说。最著名的是藏族作家阿来，他的小说《尘埃落定》虽然出版于1998年，但获得茅盾文学奖却是在2000年，也可以说《尘埃落定》开了21世纪少数民族小说的先河。进入21世纪后，阿来接着又创作完成了《空山》《格萨尔王》《遥远的温泉》和《云中记》等小说。土家族作家叶梅创作完成了《五月飞蛾》《最后的土司》《歌棒》等小说。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创作完成了《大漠狼孩》《银狐》等小说。回族作家石舒清创作完成了《伏天》等小说。他们的创作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少数民族小说的写作推进到如何在民族文化交融中保持独特性的深度，为新世纪少数民族小说增加了厚度。

第二，一批新的少数民族作家登上小说创作的文坛，开始21世纪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土家族、苗族、朝鲜族、藏族、壮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民族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他们在原有的本民族小说基础上，继承前辈的创作传统，继续创新，在弘扬民族文化、表达少数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等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贡献。21世纪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一些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登上了文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小说有达斡尔族作家孟晖的《盂兰变》、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你脸上有把刀》、哈尼族作家朗确的《山里女人》、阿昌族作家罗汉的《紫雾》、东乡族作家了一容《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讫偖族作家肖勤的《丹砂》等等，他们描写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以及这些民族在现代化过程的惶惑与欣喜，用自己的视角，写出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心声。

第三，几位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在21世纪停止了小说创作，最著名的是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乌热尔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表小说《丛林幽幽》以后停止了小说创作，转向散文随笔创作和文化研究，创作了《沉默的播种者》《述说鄂温克》《呼伦贝尔笔记》等文化随笔。他的这些文化随笔，从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等多方面描写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复杂现状。他不用小说而转用随笔对鄂温克族民族资源尽可能多地进行挖掘和整理，尽可能明白地表达鄂温克族的民族内涵以及民族忧患意识，这些是难以用小说来深刻和直接表达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停止小说创作，但并没有停止传承和传播本民族文化，他们只是找到另一种更有力的方式，用一种更直截了当、清楚明了的方式来表达本民族的情感和状态。他们在21世纪的创作和他们以前的小说创作以及21世纪其他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要表达的、传承的、传播的内容和目的是一致的，和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一起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多重方法和多重状态。

贰

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坚守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希望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又希望在现代化过程中接受先进文化，促使少数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世界文化接轨。这是一个矛盾却又充满希望的时代。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要接受民族现代化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力图在这个趋于融合的时代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21世纪，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在民族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追求更加明显。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生态小说就是要在主流意识和现代化进程中表现蒙古族独特的生态意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对草原不断攫取，内蒙古草原因此不断沙化，因为草原被沙化，北方一到春天就出现大面积的沙尘暴。作为出生在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对这种现状心急如焚，于是他拿起笔来创作“沙漠小说”和“动物小说”系列生态小说。蒙古族和草原、动物是唇齿相依的：草原被破坏，相生相伴的动物就会遭殃；动物遭殃，人的生活也会受到很坏的影响。郭雪波的小说《大漠魂》《沙狼》《银狐》《大漠狼孩》《白驹》《狼子》等都表达这种忧思。首先，作为蒙古族作家，他描写的都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人和动物，他基于蒙古族对自然、草原、大漠、动物的热爱，展示蒙古族的生态意识。草原是蒙古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蒙古族人民对动物充满爱，这种爱是蒙古族悲天悯人的爱，也是蒙古族世世代代和草原和谐关系的表现。郭雪波用这种意识描写动物、沙漠、草原，表达对人类破坏草原、掠杀动物的行为的强烈忧患意识。郭雪波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沙狐》，是他最早的生态小说，虽然他自己说在写这篇小说时并没有想到“生态小说”这样的称谓，但这确实是一篇反映内蒙古人民抗击草原沙化、和动物相依存的生态小说，为他以后的生态小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郭雪波在21世纪继续他以前的这种创作意识，发表了《大漠狼孩》这部情节奇特的小说。胡喇嘛村长带着猎队杀害了母狼家族，哺乳期的母狼叼走小龙，把小龙哺育成狼孩，小龙父亲苏克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小龙，但小龙在母狼的抚育下已成了一个狼孩，父亲找回儿子，儿子却一心要回去找他的狼妈妈。狼孩在狼妈妈和荒野的呼唤下，离开人类父亲，走向荒野。作品最为精彩的是狼孩掉进冰窟窿里时母狼毫不犹豫地跳进刺骨的冰窟窿要救出狼孩，这段情节描写得惊心动魄。母狼没能救起她挚爱的狼孩，母狼和狼孩双双冻死，在冰窟里成了感天动地的爱的标本。作品描写了母狼那执着的、纯粹的、本能的爱。相对于母狼的爱，人类的爱则掺杂了太多复杂的内容。

《银狐》也是郭雪波著名的生态小说。作品描写内蒙古草原上神奇的银狐，这是一只吃了灵芝的银狐，因此具有超人的灵气。小说中的主人公珊梅因为具有银狐的仙气而受到人们的冷眼，她的丈夫对她施暴，村长则在她疯癫的时候强奸了她。绝望的珊梅选择自杀，救她的却不是人类，不是她的亲人们，而是银狐。获救的珊梅跟随银狐走向沙漠。在沙漠中，银狐如丈夫一般照顾她，给她带来食物，几次在危机中救了珊梅的性命，于是沙漠中出现了令人惊奇的银狐和它的狐婆珊梅。作品采用人和狐狸对比的手法，表达了作者对利欲熏心的人类的批判，歌颂了动物的良好品德。作者写这个故事，其目的是警醒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类，要保护动物，要敬畏自然，当人类掠杀完动物，毁掉赖以生存的自然后，人类自己也会毁灭。动物是人类的朋友，甚至是人类的救赎者。郭雪波在作品中坚守蒙古族关于动物的文化意识，坚守蒙古族的生态意识，这是新世纪少数民族小说的主要追求。

土家族作家叶梅发表于2003年的《最后的土司》将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描写得惊心动魄。《最后的土司》中覃尧是龙船河的最后一代土司。汉族人李安为避战争闯入了覃尧的领地，因为冒犯了舍巴日的祭祀活动，被覃尧砍去了一条腿(实则是腿已受伤腐烂，砍去腿是为了保全李安的生命)。覃尧派最美的土家妹子伍娘去照料李安，伍娘爱上了李安，但是土家族土司的“初夜权”导致了李安、伍娘、覃尧三人的人生悲剧。作品对覃尧行使土司初夜权的处理颇有技巧，覃尧行使初夜权，不是土司对属下的占有，而是男人对女人真正的爱情。伍娘不爱覃尧，而覃尧希望通过初夜权得到自己喜欢的女人。淳朴、虔诚、单纯的伍娘只是把土司当作神，她意识中初夜是献给神的，对于世俗中的覃尧并不喜欢，因此，她坚决回到她爱的李安身边。李安却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将伍娘作为羞辱土司的工具，肆意折磨她。伍娘生下了覃尧的儿子，覃尧为了从李安手中夺回自己的儿子，按照李安的要求割掉了自己的舌头。伍娘失去了孩子，这个对神最虔诚的土家女子在舍巴日祭祀活动中跳舞直跳到气绝。作品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土家人的舍巴日祭祀活动，也描写了民族文化差别。从作品看，土司覃尧比李安要爽直、宽厚，土司覃尧也比李安对女人要好。李安折磨伍娘，最后带走孩子，导致伍娘之死。虽然覃、李二人都对伍娘之死负有主要责任，但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情感倾向于土司覃尧。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只是在自己封闭的传统和环境中发展，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但是两种文化的碰撞难免造成很多不适应甚至是悲剧，民族文化的碰撞、融合是趋势，在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有长处，应该取长补短，而取长补短并不意味着要丢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保持民族文化，在民族融合中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坚持多元一体中的独特性，是当今少数民族作家的共识。少数民族在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时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这是21世纪少数民族作家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