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彬

21世纪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描写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在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用平等视角看待各种文化，探讨人类文化的共同特性。少数民族作家的多重文化交融的特色，正好契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努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民族交融中的平等视角

包含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民族文化的作品，有很多种命名，有的称作“边缘写作”，有的称作“跨族别写作”。“边缘写作”的概念是由英国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首先提出来的，拉什迪具有印度文化、英国文化的双重文化背景，因此，他创作的作品也具有双重文化内涵，他把这种写作叫作“边缘写作”，因为他自己在哪种文化中都不是主流。他认为两种文化有大小之分，对于他来说，英国文化是“大”文化，印度文化是“小”文化，“大”文化是主流文化，“小”文化则是作为支流的自己的母族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说，母族文化总是边缘文化，但是母族文化又如影随形，难以割舍，个人的强烈的焦虑感由此产生。

在当今社会中，只有融入主流文化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但是个人却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自己的母族文化，因此拉什迪感觉自己在两种文化中都总处于边缘。这种观点被很多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作家认同。但是我认为，国家有大小，人口有多少，经济有强弱，文化却没有大小。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他文化所不能代替的功能，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因此我认为跨越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写作不能叫“边缘写作”，而应该称作“双重文化写作”或者“多重文化写作”。作家是认同边缘写作还是认同双重文化写作，在于作家如何看待文化，其关键是将文化看成有大小之分还是看成平等的。在文化交融过程中，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自认为属于小文化的作家，因为对自己的母族文化缺乏自信，总希望融入大文化，母族文化割舍不了，主流文化又挤不进去，于是自认为边缘人，从而出现焦虑感；另一种是虽然知道自己的母族文化处于弱势，却对母族文化充满自信，认为文化没有大小之分，因此在母族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接纳外族文化，促进母族文化的发展。阿来就是属于第二种作家。

阿来在他著名的文章《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中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这表明他穿行于藏汉文化之间的写作姿态。他对于藏汉文化的交会、碰撞没有那种焦虑感，因为他认为：“文学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像一条不断融汇众多支流，从而不断开阔深沉的浩大河流。我们从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会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全部因子。我们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创造加入这条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这种众多声音的汇聚，最终会相当和谐、相当壮美地带着我们心中的诗意，我们不愿沉沦的情感直达天庭。”阿来在两种异质文化中平等穿行，运用双重文化视角进行创作。

阿来的《尘埃落定》是用双重文化视角进行创作的典范作品。《尘埃落定》用汉语对藏族的风俗民情做了详细展示，对藏族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极力张扬，采用藏族思维看待万物、塑造人物、组织情节、看待万物。《尘埃落定》超越以往少数民族小说之处，也即《尘埃落定》最获读者和研究者称道的特点，是阿来在作品中进行了有目的的双重文化写作。阿来在描写藏汉两族的互相影响时，不是将藏族文化视为边缘文化，将汉族文化视为主流文化，而是以藏汉文化平等的双重视角，描写藏汉文化的交融和相互影响。这部作品将藏文化的特殊性和人类文化的普遍性相结合，将藏族的民族情感和人类的情感相结合，将藏汉两族的相互影响放在平等的地位来看待，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伟大。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典型作品。阿来虽然是回、藏血统，但是他受到的文化影响却来自藏、汉文化。他从小在藏族聚居区长大，但考上中专后系统学习了汉语，因此藏、汉文化都对阿来有很深的影响。《尘埃落定》具有以藏族为主的藏、汉文化融合的特色，是一部用藏、汉双重文化视角写作的藏族汉语小说。阿来说:“‘我’用汉文写作，可汉文却不是‘我’的母语，而是‘我’的外语。不过当‘我’使用汉文时，却能比一些汉族作家更能感受到汉文中的美。”“我是藏族人，我用汉语写作”，这样就形成了跨文化或者双重文化视角。作品最有特点的是傻子这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就包含了作者对多重文化交融的理解。阿来以藏族文化为主体，描写这个汉藏混血少爷的傻与不傻，从而在双重文化之间建立起独特文化视角。作品围绕傻子的人生故事展开，他的一生构成了作品的主要脉络，他亲历了藏族土司由盛而衰直至土崩瓦解的整个过程。

傻子是麦其土司和汉人太太所生的混血儿。傻子具有藏、汉文化的双重视角和双重思维，他不完全是藏族父亲的思维，也并不全是汉族母亲的思维，他夹杂在两种文化之间，可以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眼光、观点和心态。因此，傻子不明白为什么可以随意鞭打家奴；他也不明白土司们都生活在一片土地上，彼此还是亲戚，为什么总要打仗，他更不明白汉人和“红汉人”为什么能控制土司的命运。这肯定不是藏族土司的思维，因此麦其土司不喜欢他，叫他傻子。他之所以“傻”，是因为他在两种文化之中穿行，从而具有和纯藏族血统的哥哥大不相同的思维。夹在汉、藏两种文化视角之间的傻子具有双重文化的特性，表面看起来是个傻子，实际上穿行于双重文化之间，领悟到双重文化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他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空间自由出入，按照人的本性评价双方的优劣，同时因为和土司们的惯常思维不一致，他显得不合时宜、傻里傻气。傻子常常陷入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境地，他不像哥哥那样聪明，和藏族贵族们的思维常常不一样，因此在麦其土司、土司太太及他哥哥看来，他就是傻子。这个表面愚蠢实则聪明的“傻子”形象的多重内涵正好表达了汉藏文化的交融。关于聪明人和傻子的并置，在很多民族的文学中都有，傻子大智如愚，也是很多民族传统故事的母题，可见，傻子这个人物已经超越了藏族文化，具有人类的共性。汉藏文化融合到人类的共同特性中，就形成了文化的和谐美。

傻子这个人物设置得十分巧妙，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品描写傻子二少爷很多不同于常人的傻话和傻事，比如他每天早上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是谁，“我”在哪里。他总是说出很多让父亲、母亲、哥哥以及周围人看来很傻的话，但实际上这些话却充满了哲理，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比如“哥哥因为我是傻子而爱我。我因为是傻子而爱他”！这句话包含很多内涵：哥哥因为“我”是傻子而爱“我”；“我”因为是傻子，所以不会也没有能力和哥哥争夺土司的继承权,“我”是傻子，自然不会知道哥哥多么不希望我变聪明，更不知道哥哥还有杀死“我”的想法。“聪明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是好脾气的，又是互不相让的，随和的，又是固执己见的。”这句话实际上说明了聪明人的“聪明”实质。

傻子形象具有藏汉文化交融的特色，藏汉优秀文化的和谐交融，形成了这个具有人类共性的形象。

首先，傻子形象塑造受到藏族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阿古顿巴的影响，阿来以这个人物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阿古顿巴》。阿古顿巴是个专跟贵族、官员作对的下层人物，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对付贵族们最复杂的心计，并且常常获胜。阿古顿巴所代表的藏族文化内涵在傻子身上得到充分表现。

其次，傻子具有汉族文化中老庄哲学的大智若愚这一内涵。庄子认为，理想的人应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傻子在小事情上傻，但在大事情上则充满智慧。说他傻，是从世俗观点来看，他与世无争、不识时务，不热心权力，一切顺乎天性，不威胁别人，同情下人和奴隶，与他的被称为聪明人的哥哥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他在大事上充满智慧。在麦其土司种了几年罂粟获得大量财富后，其他土司也争相种植，麦其土司问傻子是继续种罂粟还是改种粮食时，傻子毫不犹豫地选择种粮食。别的土司因种植罂粟而遭遇饥荒时，麦其土司领地却获得大丰收，他拿出粮食赈济灾民，获得老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傻子还在叔叔的启示下，将哥哥修的堡垒变成边境市场，在藏族土司地区最先开始了边境贸易。麦其土司、土司太太以及大少爷都认为二少爷是傻子，但是来这里传教的格鲁巴教派的翁波意西却一直认为傻子不傻，反而具有超人的智慧。智慧的翁波意西总能和傻子达成默契，因此翁波意西说：“都说少爷是傻子，可我要说你是聪明人。因为傻才聪明。”小说结尾，傻子感叹：“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这段话准确地全释了傻子的大智若愚。

最后，傻子的形象包含汉族儒家文化的特色。傻子虽然也有残暴的时候，但善良仁慈是主要特点。他对待下人仁慈，对待小厮们宽厚，会因为下人挨打而流泪，真心为翁波意西的不平遭遇伤心，当别的土司领地上的人因饥馑快要饿死的时候，他指挥下人用大锅炒麦子分给他们，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中的“仁义”。所谓“仁”就是有恻隐之心，就是善良。傻子的仁义是他的哥哥和麦其土司所没有的。他的哥哥经常拿起枪来拿奴隶当靶子，麦其土司经常告诫傻子要把下人当成牲口。和他们比起来，傻子是仁慈的，因此得到老百姓和下人的爱戴。儒家的仁义和佛教的慈悲在他身上融为一体。此外，傻子还特别善于中庸之道，会审时度势，认清自己的位置，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游刃有余，因此和他哥哥比起来，实际上他要聪明得多。亲人中，他最喜欢他叔叔，因为叔叔“不是什么都要赢的那种人”，这是深谙中庸之道的人。虽然傻子没有说出“中庸之道”这个概念，但他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其内涵的。傻子身上凝聚着藏族民间文化、藏族佛教文化、汉族儒家文化、汉族老庄文化等多文化的精髓，从而具有多重文化视角、多重文化思维。

其实，傻子和贾宝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两人的生平和命运相似：两人都是贵族大庄园的公子，一个是麦其土司庄园，一个是贾府，两人都亲历了自己的家庭由盛及衰的过程,两人的结局都很悲惨，一个被仇人杀死，一个出家做和尚。其次两人都是大庄园中有异秉的人，一个傻，一个痴：麦其土司对傻子二少爷是恨铁不成钢,贾宝玉讨厌功名利禄，讨厌读圣贤书，让他的父亲贾政恼怒不已。最后这两人都具有当时社会中所缺乏的善良仁慈的特点，尤其是都对女仆和丫鬟好，把她们当人看：贾宝玉把晴雯、袭人当自己的姐妹，傻子对女仆卓玛也是非常仁义。他们的相似可以说是因为阿来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也可以说藏族思维、汉族思维抑或满族思维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阿来要表达的是各个民族具有各自的特点，但是人类有很多方面是共通的。从傻子的形象可以看出，他首先是一个藏族人，一个具有鲜明藏族文化特色的人，但又是具有汉族文化特色的人，这些优秀的人类文化特色可以集中在傻子身上，说明人性具有很多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