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格绒追美的《青藏辞典》

   ◎李雨庭

   格绒追美，作为近年来崛起的康巴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以讲述青藏高原的神性下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为主要内容，故事的絮语中有独到的哲理神性和鲜明的异质思维。《青藏辞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者通过词条的形式将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记录下来，呈现了自己在走向城市过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幽默讽刺、针砭时弊，让词典体小说不仅具有浓郁的心灵体验性和社会生活的剪影，而且以“散点透视”的形式将广袤神秘的青藏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作者所言：“在这本词典里，你能隐约看到我这个不合格编撰者的心灵轨迹外，更为重要的是，能遥望到青藏高原隐秘的智慧河流，沐浴到来自雪域的灵性光芒”，从这部词典中我们还清楚地看到了藏民族的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名利取舍和血性心气。

   文坛上以词典命名的小说并不少见，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获得南斯拉夫最佳小说奖开始，直接影响了韩少功的文体实验并成功创作了《马桥词典》（1996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词条的形式串联起一个个短小有趣的故事，用知青的视角表现湖南农村风貌和人们的精神生活。这部作品随后获得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好评，也引来作家们的追捧和模仿。随后中国出现了沈伟《新疆词典》（2005年）、戴斌《打工词典》（2011年）以及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2011年）等等，这以几部词典命名的小说共同特征都是将现代汉语词汇与大众特色的小说相结合，讲述某一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的集体事件或个人记忆以及这些事件给叙述者的心灵碰触，是时代、环境对个人成长印记的再现。而格绒追美的《青藏辞典》表现得更为独特，它以词条的形式展开叙事，日记随感般记录个人成长足迹与沉思，在个体“关键词”般提取的记忆中折射出民族的心性与发展历程，成为文体丰富性“创作理念的再实践”。

   作者把身处的现实与内心的梦象放置在词条中来表达对最为珍视的时月的深刻印记。《青藏辞典》中作者对“辞典”这样阐释：“将人生的旅迹隐没于淡若炊烟的文字，让辞典成为一扇窗口，剪辑一路的风景和心情”。小说的字里行间也透露出格绒追美从甘孜州文化部门走向四川作协副主席，从泸定小县城走向四川省会大都市，从生气勃勃的青年到知天命的康巴作家群的带领人的历程，这一段特殊的经历，是一个作家成长与成熟的基础，同时也是作家创作生涯最丰富的给养。

   这段历程，造就了作家用跨民族、跨地域的视角，去反观自己的族人和信仰，看清楚个人成长与藏民族的神性。比如“身份”“心性”“儿子”“短信”“启示”“汉化”“莫言”都直接呈现出作者在人生奋斗路上的进步与挫折、坦然与困惑，尤其是对词条的注释里，诸如“把儿子留在泸定，让他陪着两位老人。于是，我只好与他以信息或电话来联系”，“格绒老人病得很重，完全瘫软在路边，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好把老人背起来，急急往医院里送。我知道人们的心思。但是，在性命攸关的当口，人还是要慈悲为怀，我顾不得那样多了”都带着极具个性的生命温度与血色。

   小说中大量的社会时事网络新闻，是一个群体日常的真实存在，更是这个具体的时代的面影浓缩。《青藏辞典》共有27章，有注释内容的1075条几乎每一章都会有一条记录当时的社会新闻。“日本，灾难”“碘盐”直接反应了2011年3月日本9级大地震引起的福岛核泄漏事件；“本·拉登”也是直接记录了当时的新闻国际大事……在这些反应社会时事的词条中，作者清晰地为读者提供一种民间化、个人化的视角解读，在嬉笑调侃中，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呈现出作者的爱憎态度和价值追求。这些词条都是作为社会发展的印记的强有力的见证，在体现着自身的同时更体现着作者面对此事的理解与信念的传承。“水泥”“丧事”“天价”“虚荣”“奇迹”等词条与一贯描写青藏的“雪山”“青草”“喇嘛庙”的牧歌岁月形成强烈的反差，体现了汉藏文化摩擦、冲突和融合过程中人性的可怖。这些词条是作者对村民生活功利变质的忧虑和批判，反映了青藏高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逐渐同一化过程中的特殊的人物风貌和时代色彩，凝聚着藏族同胞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总和，包含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时代记忆，“当然，这其中也流露出作家对藏文化传统正在悄然变味的隐忧”。

   《青藏辞典》是人类在变化莫测的时空中将自己的记忆存封在某一特定的宗教信仰上的代表，发自藏民族独特的生命经验，是藏民族自然心性的产物，也是藏传佛教神性的印记。在注释有关宗教信仰的词条里，格绒追美赞美过高原大大小小的神山，追忆过藏民族大英雄格萨尔王，探讨过梦境与启示，思考过加持与神性，讽刺过伪道与小人。在这些词条的注释评论中，是作者对现实诸多观念和现象的独特理解：描写“烟供”是对信仰的具化，表述“加持”是对“神性”的致敬，而长长短短的“梦”则是对历史、伦理的阐释和怀旧。“伏藏”“中阴”“启悟”“转世”这些是特殊民族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更是藏民族对自然的悟性，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体现着藏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坚守与功利变化。“修行”“灵与肉”“咒语”“冥想”等与生命和信仰相关的词条，也总在悠悠然间跳入我们的眼帘，让读者固化的生命意识被重新激活，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宗教信仰与生命的关系。生死轮回、灵魂漫游等等，读者可以从作者的这些描写里面，更进一步地认识和了解藏族文化、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的神秘，获得一种知识增进的愉悦和文化解码的满足。在包含着大量的、丰富的文化信息与文化色彩的词条注释中，人性与神性共生，清晰与模糊同在，作品最终超越了康巴地区，超越了藏汉的碰撞，达到了对人类存在与超越的一种普遍的观照和思考。

   格绒追美的写作是不同思维、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和宗教的“混血”，他与时代同步，用开放的态度书写人性中的善与恶，显现出作家对康巴对青藏神秘的雪域、广袤大地的深厚情谊。在交叉重叠的阐释、碎片的记录中，将个人的、集体的、历史的记忆诉诸于词条，用碎片化的语言构建起了一部个人的辞典、青藏的词典，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土小说甚至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方式。

   《青藏辞典》的叙事方式极为特别：“自由言说”。作者运用对日常生活随感录式的民间思维、个体记忆来记录故事和阐释道理，很自然地将藏族民间、贫民草根中的英雄传说、奇闻异事等融入叙事中，大容量地记录并展现出人物和地方的独特性，跃然纸上的是一种叙事的自然流淌性和画面的既视感。在具体的词条的选择上也极为驳杂、随意，这也恰好在格绒追美对“安慰”这一词条的解释：“我在青藏高原行走，当偶有灵光闪现或有写字的冲动时，我便编写词典。这是懒人的方式，或者也是人类最初的简单方式吧”中得到验证。

   写关于涉藏地区的小说本身就具有故事的传奇和叙事的神秘性，但是格绒追美却拒绝使用传统小说的叙事套路，因为在他看来，叙事性是与这块土地特质相抵触的，他说“在青藏高原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那不是魔幻，也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现实。所以，关于青藏的文学理应摆脱理性主义怀疑主义等所有条条框框的限制，让手、笔、心都获得充分的自由。”所以，作者书写这块神奇的土地时，只有用随笔录的方式来书写雪域高原片段式的存在和神奇性，来规避模式化的写作传统，完成对青藏高原和藏民族神性特质的采撷以及对小说的异质性构建。所以，格绒追美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命名和阐释采用个人化体悟式注解，而其中词条的命名更是五花八门、色彩斑斓的：生活见闻、生命体验、儿子成长、工作内容、时事新闻、宗教信仰等等，它们在文本中随意穿行，在这一章出现的词条在后面的章节可能再一次出现，比如某个人的一个梦，或者他的一次经历，甚至是他的一次遐想，让读者在认知和阅读上获得一种自由的同时验证了生活本身的琐碎和重复性。当然，对于这样的文本，我们不必局限于文字的先后顺序，每一章节都可以当做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一个结束。该小说中还有一类特别的词条“【 】”，因为特别的形式而给我们留下了独特的印象。从这两个词条，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作者对小说先锋性的追求。这个形式独特的词条在文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第20章，虽然只有形式，但作者却给了它义正言辞的注释“它也想获得一席之地。虽然我不想用言语表达，但是实在也没有其他的法子。这使‘空无’有了一幅假的皮囊。”第二次出现在小说的第27章，也是小说的结尾处，用“……”的形式为小说“留白”构成阐释的张力，让小说呈现出开放的结局的同时表现了现代生活常见的感慨：“虚无”，将普通的词典体小说瞬间提升为“有意味的形式”。可见，在面对各种新文体写作的出现和无力时，格绒追美对自己的写作的适时调适，体现出格绒追美在写作上探索的努力和野心：“自觉地参与到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建构中，不断突破自我，为藏族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是最生动最有活力和最具想象张力的，这在格绒追美的小说中得到了最直接的证明。《青藏辞典》语言平实质朴、幽默机智、寓庄于谐，用汉语语法传递出藏民族的生命气息。“坐化”“烟供”“掘藏”“好很了坏”“悟性”以及信笔所至的格言谚语都充分体现出藏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思维智慧与神性气质。

   “冈仁波齐”“格萨尔王”“德钦旺姆”“阿古登巴”“九神山”“喀喇昆仑山”“唐古拉”，透过这些藏地独有的标识和名称，读者能够看到青藏的峭拔与宏伟，看到藏民族的性格和信仰，进而理解涉藏地区的民俗和历史，在爱憎褒贬的词条阐释间，作品也就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康巴地区位于横断山区的大山大河夹峙之中（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的昌都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等），人杰地灵，山川秀丽，冰山雪岭嵯峨俊拔，急流大川奔涌腾跃的，高原湖泊澄澈湛蓝，绿色草原牛羊遍布，人们生活在神山神灵的幻影和简单的现实劳作中，现实、梦幻、未知的神奇力量、祈福禳灾的咒语。“实相”“轮回”“冥想”“觉悟”“度化”“伏藏”“加持”等从佛教信仰的角度烛照、审思个人命运与人生道路的关系，传递出来自雪域的灵性启悟。尤其是关于“梦兆”“梦”的词条，在文中频繁出现，更显示出神性思维下藏民族生活的浪漫瑰丽。作者说：“我是一捕梦者，一个出入梦境内外的藏人，一个用文字记录梦游历程的歌手”，“祖先的面目，血液里的声音，他们的梦想，我都能手触耳闻鼻嗅。对我此生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缘起，最吉祥的征兆了。”在这些朴实自然的语言中流露出词条选择的任意性、简单朴素的天然性、纯洁幻莫的宗教性，共同构成是这部词典体小说的独到之处，也给文坛带来一股简洁清新之气。

   格绒追美真诚地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将小村庄和大城市的生活用关键词来概括和注释，在日常琐事中感受生活的痛苦与欢欣、感受人生的艰难和不易，巧妙地挖掘出自己独特的生命资源。在叙事上摒弃传统的叙事模式、虚假的情节设置、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主体的情感倾向等，而采用词条辞典的形式，以一种简洁朴实的行文，将民族的生活习性、宗教信仰、性格心气、现代化进程等诉诸于随笔记录，在现实与神性的记录中，用个体去反应群体，用个人的经历去映照民族的进程，并且在词条与词条的前后“互文”性关照中，把一个人、一件事、一只狗、一群鹰、一种病等，都通过朴素的词语呈现出深刻的寓意，体现着康巴地区独特的流风韵味，体现着为一个群体、民族为自己的生活形式、生命信仰与追求之言说立字的野心。按照这样的努力和逻辑，格绒追美将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