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达真的创作为中心（上）

   ◎李莉

   关于文学经典的界定，至今仍无定论。批评家南帆等人认为，“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而获得公认地位的伟大文本”，它“具有强大的审美的力量、艺术原创性和美学典范的意义”。这个观点令人信服。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一定具备其所在时代以及之后历代读者所喜欢、所认同的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质就是刘象愚所谓的经典性。    经典作品应该具有的四个特性：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 无限的可读性。刘象愚所言的四点其实也是南帆等人认同的个性和独特性。换句话说，一部作品如果具备了这四点，也就具备了个性和独特性，就是在迈向经典的大道上。中国传统文学的很多经典家喻户晓，如“四书五经” “四大名著”等，它们经过时间的淘洗，仍然代代流传。

   进入20世纪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少经典作家与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萧红的《呼兰河传》、张爱玲的《金锁记》、曹禺的《雷雨》等。从文学史长河看，这些经典流传的时间并不长，但文学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的经典作家中，还有沈从文（苗族)、老舍（满族)、端木蕻良（满族)、 李准（蒙古族)、霍达（回族）等少数民族作家，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他们以其独特的风格创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典范。

   藏族小说选择经典的写作素材

   素材作为小说创作的基本元素，犹如房子的砖瓦，没有它们就无法构成小说大厦。作家要写作，必须积累素材。“所谓积累素材或储备材料，归根到底，就是作家主体把社会生活中许多似乎无用的刺激、信息，收集并转化为长期记忆中的因子，以作为未来从事文学创造的材料。”人类生活的一切，无论宇宙世界还是心灵世界，都是作家书写的对象。大至天地，小到蝇虫，只要进入作家大脑并形成审美感知，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进入文学作品，供人阅读鉴赏。素材有共性，因为人类有共同的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素材又有个性，因为人类生活的地方、生活的习惯有差异，而且每个作者的感受也有差异。素材的共性使得它有被利用、被书写、被阅读的可能，而素材的差异性带来了书写的丰富性、观赏的多样性。千姿百态的生活素材构成小说创作最基本的原料，小说则是各类生活素材的艺术提炼。

   单谈创作素材，它们似乎是孤立的、可以任意拼贴的一些碎片，没有多大研究价值。若联系整个文本，联系人物性格和命运，则各类素材互相关联，具有潜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物是小说创作的核心元素，“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像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考”。所以，小说文本的一切情节、话语都围绕人物展开。人的活动离不开生老病死，离不开家庭和家族。家庭的地理环境、家族的生活情况对人的性格和命运会产生深远影响。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兴衰又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因此，围绕人物活动需要积累诸多方面的素材。

   如何积累素材、选用素材，取决于作家的生活、写作经验以及审美能力。同样的生活环境、同样的素材，由于选用的角度不同、表达的方式不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素材本身并没有性别、民族之分，但作家因性别、民族、年龄、生活经验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占有素材的方式，在素材运用上形成了极大的个性特征。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有在偏远地方的生活经历，对该地方的生活习惯比较了解，在创作素材的存储上，往往有独特的优势。

   绝大部分藏族作家都有涉藏地区生活经历，对藏族生活非常熟悉。特别是对藏族的地理文化、族群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以及宗教文化等方面，其体会与领悟与众不同。创作素材的选用上，他们一般倾向于涉藏地区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土司兴衰以及与之相随的家族恩仇、婚恋情爱等，甚至伴有逃亡、战争。当然，这些素材并非藏族作家独有，其他民族的作家也有，应当说它们是文学创作共享的基本素材，然而当这些素材集中出现于藏族作家的作品中时，就具备了特别的意义，显示出类型性的创作倾向。

   从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到阿来的《尘埃落定》 《瞻对》《空山》，再到达真的《康巴》《命定》，对上述素材均有充分运用。达真的两部小说都紧密结合时代社会背景，书写康巴地区个人情感、家族兴衰、民族存亡乃至国家命运，表现出浓郁的家国意识。

   随着人的成长，一定会有更复杂的情感生活。有亲情等家庭情感，也有个人的友情与爱情。自古以来爱情就是文学创作最富魅力的素材。有了爱情，人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康巴是盛产爱情的地方，《康定情歌》早就传遍世界：“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情歌运用当地民间流行的“溜溜调”，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歌词中的“李家大姐”“张家大哥”是青年男女的代表，“任我爱”“任你求”的态度告诉世人，康定人有自由奔放的爱情观，钟情者的追求无比执着。“抢婚”曾是当地的婚俗，很多康巴男人以此表现雄伟彪悍的形象。贡布抢婚（《命定》）便是典型的一例，即便是出家人土尔吉，也难以抵挡漂亮女子的爱情诱惑。他们“抢婚” “犯淫戒”， 爱情之路注定不平坦，但也表现出他们的敢作敢当，愿为特别的爱情付出特别的代价，这是其性格与生活环境共同孕育而成的，也是小说别出心裁之所在。当爱情遭遇矛盾或者挫折，小说情节更加跌岩起伏。爱情作为人物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小说创作难以回避的重要素材。

   当情感的、世俗的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精神信仰的追求就跃升到生活的重要层面。藏族是一个注重信仰的民族，人们的信仰是多元的，也是和谐并存的。描述藏族生活，必须重视他们的信仰。《康巴》中的郑云龙面对伊斯兰教和佛教两种信仰时，有很多压力。他借机在菩萨面前诚实且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多个信仰后，如释重负，自此多种信仰并存于心中。攻占寺庙时，他唱川戏的奇特腔调和神态与当地僧人的信仰巧妙吻合，居然让自己及其军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理想结果。《命定》中土尔吉的信仰与其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没有遵守信仰中的禁忌，触犯了淫戒，土尔吉被贬为“扎洛”，不得不背井离乡。两部作品中两个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说明：个人信仰与情感生活若能行走在一条轨道上，便会令人受益良多，否则坎坷无穷。

   《康巴》第三部的“雪中蹄声”一节，有个细节叙述益珍阿妈冒着大雪徒步去放生幼獐。她口中念念不忘“菩萨”，认为偶然捡拾的动物是“菩萨”赠予的，放生动物也是“菩萨”的愿望。“菩萨”是她的口头禅，是她心中最高的神，也是她终生的信仰。《命定》中土尔吉等人反复念叨的“三宝护佑”同样是心中信仰的表达。除此，小说还叙述了大量的梦境、幻境细节。人通过对神、预兆、未知力量的感知，获取力量和勇气。这些都是信仰在生活中的具象表现。当然，还有些信仰是通过心理暗示或者某种神奇事物来显明的。贡布临终时要求土尔吉超度，土尔吉在亡灵头盖骨“天眼”上顺利插进三根针形草，意味着超度成功，于是大呼“解脱了”。这既是为贡布洗去罪孽，对他为国牺牲壮举的肯定，又是土尔吉自己背负了多年的“扎洛”包袱得以卸下时的宣泄。土尔吉离开了寺庙，他在寺庙中养成的信仰并没有因为离开寺庙而消失，相反，信仰早已植根于他的情感、心灵和精神。战争结束后，土尔吉长住缅甸小镇巴默，肩负起为阵亡战友守灵的使命。他的精神生活以信仰为内驱力。他认为，只要心中有佛，身体是否在佛界都是一样的。佛的信仰使他在战争中能躲避枪林弹雨，在战后仍能安守战友亡灵。信仰是土尔吉的精神支柱。

   精神信仰，能使人物超脱世俗，做出很多超越常人的举动，更能凸显人物性格，为小说主题的彰显提供有力支撑。

从小说叙述情况来看，作家选用素材，遵循事件发展的时间逻辑、人物在各阶段生存需要的生活逻辑，以及事件之间主次轻重的关系逻辑。这些逻辑关系有机地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内在思路。

   藏族小说选择经典的写作主题

   小说需要的各类素材经过作家的组织、布局、整合后，形成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可以阅读的文本，这些意蕴中最重要的就是小说的主题。米兰·昆德拉认为，“主题是不间断地在小说故事中并通过小说故事而展开。一旦小说放弃它的那些主题而满足于讲述故事，它就变得平淡了”，因为“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昆德拉的观点表明主题对小说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作品的意义要通过主题来传递。

   文学创作有几千年历史，自古至今，人们生活中没有哪种主题、哪种技巧未被使用过。有理论家认为，“文学发展到今天，一切文学的主题和技巧已被使用殆尽”。面对被书写过数千年的主题，面对不胜枚举的大师和经典，如何克服“影响的焦虑”，努力创新？这是对当下作家无形的考验。事实上，即便是古老的主题、传统的主题，依然存在书写的空间，存在创新的可能。因为，作品要迈入经典行列，作家就必须创新主题。如果主题无法创新，就在表现主题的方法上去创新；如果结构无法创新，就在布局及情节上寻找突破口；如果表现手法无法创新，就在传统中寻找与现代的契合点，让传统在现代中滋生新的力量，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新的生存领域。

   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经典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往往不只有一个主题，而是多个主题并存，多主题并存使小说意蕴丰赡。小说的经典主题有很多，如生存、死 亡、情爱、疾苦、灾难、战争、流亡等，有的甚至成为文学创作的母题。具体到藏族作家的小说，主要有三大主题：生死情谊、家国命运、民族团结。

   生死情谊是藏族小说的第一个重要主题，它包括四个方面：生存、死亡、情爱、友谊。这四个方面有时以某个方面为中心，或者突出某个方面,有时相互关联，互相依存，相互衬托，有时又通过因果关系勾连在一起。《康巴》中哑巴帮助王震康寻宝、驮脚娃帮助主人护送商品等情节都流露出真挚的友谊。《命定》中贡布救助素不相识的土尔吉，土尔吉利用医学知识主动救助师长，利用佛教经典超度抗日英雄贡布，最后用余生守护阵亡战士的亡灵，以此得到精神上的抚慰，这些情节都透露出深厚的情感。文本中的事件一环紧扣一环，衔接转换自然流畅，可以看出康巴人性格中的英雄主义、冒险主义。他们冒险的、英雄的姿态中潜藏着非常珍贵的情谊，有些看似无缘无故的情谊， 实际上都体现了康巴人的热情、坦率与真诚。

   过去，康巴各部落之间存在纷争，通常靠活佛来解决。有些纷争容易解决，有些则难以解决。特别是一些家族冤仇，常会延续几代人。关键时刻，涉及民族存亡与国家安危时，康巴人会以大局为重，将个人恩怨、家族仇恨抛到一边。典型的案例是贡布和嘎多家人。贡布和嘎多因赛马会上的不公进行械斗，贡布杀死嘎多，之后一直被嘎多的家人追杀，即便在当兵远征的告别场合也未被放过。然而，当贡布为国捐躯后，嘎多家人放弃仇恨，劝说土尔吉为他超度。为保卫国家而化解恩怨的情节表现了藏族人的大局观念和家国情怀。

   有些传统的藏族部落之间曾禁止通婚。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禁忌被冲破。《命定》中喇嘛土尔吉与头人家女子贡觉措相爱，《康巴》中回族汉子郑云龙与藏族女子结婚，经营锅庄的藏族女子白阿佳最后嫁给了郑云龙的表哥——回族士兵马少成。“康定这地方真好，什么族都容得下……”白阿佳经营的锅庄是“茶道行者的家园”，兴隆的生意把各族人民都凝聚起来，很多藏族、回族、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人都来康巴做生意，他们友好团结，真正做到了和气生财。锅庄的兴旺，是民族团结的最好阐释。

   家国命运是藏族小说的第二个重要主题。个体的生死情谊常常牵涉到家国命运。即使是最高最偏最远的地方，只要有社会组织，就有政府管理，有国家权力与国家威严存在。因此，当地人民的生活、家庭，当地的社会发展很难超脱于国家命运，康巴地方的发展亦如此。改土归流以前，康巴地方施行土司自治，各部落之间、土司之间发生纷争，由活佛解决。施行改土归流后，改为流官制度，地方的治理制度与治理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从历史长河看是短暂的、波澜不惊的，但对于土司家族来说，却是颠覆性的。达真的《康巴》则通过当地几个家族的巨变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这场政治变革的力度。云登格龙家族的变化就具有代表性。云登家族的变化体现为接班人的变化，官场的变化就体现为清朝大臣赵尔丰和官员陆丰华的性格、命运变化，紧随而来的是时代社会的变化。郑云龙家族是这场变革的受益者，他自己改变了命运，他的儿子也得到了较为理想的发展。家族的变化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王震康的婚姻就是新一代康巴人的典型：因为战争，也为了大局，王震康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女人，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爱情婚姻是时代、社会、家国命运的缩影。战争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迫使贡布、土尔吉等康巴汉子从家乡辗转到了滇缅边境。他们的初衷并非参与战争，人生路上一个插曲却改变了命运。但进入战争状态后，他们没有反悔，而是肩负使命奋勇前进。老刘抗击日本人的故事经常浮现在土尔吉脑海中，他的宗教信仰又要求他不能杀生，“菩萨”常常念于口中。国家使命与个人信仰的矛盾中，土尔吉力求寻找平衡，既参与抗战，保家卫国，又不违背自己信奉多年的宗教信仰。他不敢也不愿意开枪，于是主动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所学的医疗知识抢救受伤的战士甚至关师长，由此得到机会转为战地医疗兵，有更多时间营救更多伤员。医疗兵的经历使他有幸结识女护士陆晓慧，两人心生爱恋，只可惜时局的变化使这份美好感情无果而终。贡布勇猛无比，常常冲锋在前，但短暂的休息中仍不时思念妻子和孩子。战争给了土尔吉和贡布前所未有的新生活，然而，他们美好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贡布在战争中捐躯，土尔吉在异乡孤独终老。

   思乡是离乡人永恒的话题，逃亡、战争却是造成离乡的重要原因。《命定》中，为了躲避追杀，贡布加入远征军，在训练或战争的闲暇，浓烈的思乡之情就会涌上心头，想念他抢来的漂亮妻子和年纪尚幼的孩子，想着自己挣钱偿还了人命债后就能自由地和家人生活。有人说，“写英雄要点不在夸张他刀枪不入，有破绽的英雄才是真实的英雄”！这就是技巧高明之所在。男儿亦情长，更能体现贡布作为英雄好汉的动人之处。为了获得心爱的女人，他忍痛“杀刀”；为了比赛的公平正义，他杀死了判官，由此走上逃亡之路。当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关联时，他毫不畏缩，勇猛前冲，轰炸碉堡。此时，这个刚毅的男人做出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国家意义大于个人生命的意义。作家没有过度夸张贡布的英勇，而是通过贡布临死时仇人对他的原谅、他人的肯定以及土尔吉放下心结为他超度等细节来衬托贡布生命的意义不同寻常。战争迫使人牺牲，人在战争中要做出很多选择。舍小我、保大我，舍小家、保大家，就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人的生命不再属于个人和家庭，而是超越了这个狭小的圈子，走向时代和社会的标高，由此，人的利益、情感乃至生命的牺牲就从小我升华为大我，客观上是为了更多人更美好的未来。贡布的思乡成为他永远的惦记，文本的结局为人物品格的提升画上了圆满句号。

   民族团结是藏族小说的第三个重要主题。藏族文化具有很强的个性，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善于接纳各族文化。《尘埃落定》中傻子预测土司会顺应大势所趋，归顺中央。明白事理的土司都会接受现实，这就意味着土司掌管下的各个民族都会主动接受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此外，藏族和其他民族通婚，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些都是民族团结、民族文化多元的表现。

   主题不同，作品的主旨和意义也就不同。藏族作家的小说大都把上述三大主题书写得淋漓尽致。阿来的《尘埃落定》表面看是关于土司制度衰落的故事，实际上是关于土司制度命运如何新生的故事。麦其土司的二少爷“傻子”就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融入新的生活。《康巴》中的云登土司也有着同样的经历。土司们能够识大体、识大局，使得康巴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社会制度的转变 又为后续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财富。当然，主题表达的厚重得益于作家的立意高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没有鲜明的时代大局意识，作品很难出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