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洼西

   这个上午，色尔寨的静谧不同以往，所有日常的声响都沉寂了，就连最爱在高高低低的土楼间疾飞聒噪的麻雀，也集体没了踪影。从厨厅小窗望去，对面楼顶冒出的炊烟，在阳光里摇曳出几缕绚彩。

   阿爸披着有几处破洞的羊皮袄，盘腿在厨厅窗前的一地阳光里吃早餐，茶碗里热气腾腾。我凑到阿爸身旁，占据了阳光的一角，伸手从火塘边缘的白灰里捡起一颗浮炭，把对面壁板上的“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几个汉字往地板上临摹。

   阿爸瞪大眼睛，一口糌粑含在嘴里，半天也没咽下去。

   我暗自发笑——清茶揉的糌粑最容易粘住上颚，这一打岔，就更难吞咽了。

   那几个字，据说是早年间红军长征来到乡城，路过色尔寨时，用毛笔写在我家壁板上的。寨子里最老的老人阿尼久久说起当时依然记忆犹新。他说红军是一支年轻的军纪严明的队伍，从硕曲河下游而来，往硕曲河上游而去，行色匆匆，无犯百姓。

后来为纪念红军长征，地区报一位帅气的长发男记者来色尔寨采访。阿尼久久把给我们讲过的故事重复一遍后，记者还在不耻下问，让他回忆当年印象最深的事。阿尼久久抠了半天头，蹦出来一句：“青稞地边，到处都是他们的粪便。”

   这句大煞风景的话逗乐了在场所有人，从此流传于色尔寨，成了人们打趣阿尼久久的话。当然，这话不会出现在记者的文章里。

   记者看了我家土楼壁板上的标语，沉思良久，得出一个结论——当时借住我家的，应该是红二六军团宣传队。他让阿爸阿妈和我站在标语前拍了几张照片。阿妈要换新衣服，他没让。阿爸说以后把照片给我们一张，他答应了，但之后并没见谁送来照片。

   那天上午，我侧身靠在阿爸膝上，照着板壁上被熏成浅褐色的字，一笔一划描。最后描到感叹号的点时，手里的黑炭只剩一点 碎末在指间了。我用拇指把碎末用力摁下去，感叹号的点就成了一朵黑色的花。

   阿爸费力咽下嘴里的糌粑，舌头在口腔里扫荡一遍，对阿妈说：“这孩子可以上学了。”

   阿妈停下手里纺羊毛的活，伸出手掌抚我的头，粗粝的皮肤划过发梢。

   她说：“孩子还不到六岁，会受大孩子欺负。”

   阿爸皱起了眉头，小窗口射进来的阳光为他清癯的侧脸镶上一道汗毛的金边。他不是在犹豫送不送我上学，而是在考虑如何说服阿妈。在他看来，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不满六岁的我，能写出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一定和什么他乐于接受的神秘启示有关。

他说：“男孩子不管到多大，都少不了和人争斗，总不能因此而缩在家里，误了天赋，误了学业前程。”说到天赋时，他指了指躺在地板上的黑炭字。

   阿妈不再吭声了。对她来说，地板上的字比阿爸的话更有说服力。

   “还不到六岁？”背对着教室门，在斑驳的旧书桌上埋头写字的男老师抬起略微谢顶的头。

   他说的汉语，旁边一位扎着马尾辫的漂亮女老师是翻译。她的漂亮，是小孩都会迷恋的漂亮，并不是眼睛鼻子或嘴巴好看，而是整个儿透出的清雅和亲切，像一枝春天的山梨花，让人置身于眼睛都能看见的芬芳。

   男老师甩手把钢笔朝脚边抖抖，再把笔尖举到额前对着阳光眯眼瞅，说：“不行，上面有规定，七岁才能上一年级。”

   他这话像是对钢笔说的。也像他的那个“上面”就住在笔尖。

   阿妈抓着我的手，把身体微微前倾，声音虚弱如面前的旧书桌上飞起的一只病蝇。她说：“他可以写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谁也没教过他。”

   女老师凑近男老师嘀咕几句，像是把那只“病蝇”吹进他耳朵。

   男老师哦了一声把目光从笔尖转到阿妈身上：“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当年红军留下的？”

   阿妈使劲儿点头。

   男老师看看我：“那可是繁体字哦，中学生都写不了。”但他眼睛里并没有这时该有的讶异或赞赏。

   他问：“叫什么名字？”

   我说：“铁超。”

   “铁超？铁超是什么意思？”

   自记事起，这名字就长在我身上。就像不用去想为什么手叫手脚叫脚，我从没想过要弄明白它的意思。可现在，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了。我扭头看阿妈，期待她能有一个非同凡响的解释。

   阿妈抿了抿干涩的嘴唇，脸胀得通红，一丝尬笑浮现唇角。

   “就是生在灰尘里的孩子的意思！”突然，她提高了嗓门，仿佛要以此掩饰什么。

   女老师忍俊不禁地翻译。

   男老师噗嗤一声笑了，排在我们身后等着报名的大人小孩都跟着笑了。我对阿妈的话无比失望，甚至觉得这个可笑的名字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关于我的身世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觉得自己是个灰头土脸的孩子了。阿妈的双手在我肩头不停摩挲。这回，她手掌的粗粝，我是用衣服感知到的。

   男老师说：“这名字，像是给捡来的孩子的。”

   女老师怔了怔，照译了他的话。

   河谷藏语的“捡来”，和垃圾一类的邋遢词汇更搭。男老师意识到失礼，吐着舌头看阿妈。他看见的是阿妈一脸灿烂的笑，还有阿妈身后那些高高低低的同样灿烂的笑脸，像一垅傻乎乎的向日葵。

   看来，除了名字的主人，没人介意这样一个糟糕的解释。

   我有些泄气。

   男老师伸出沾着红墨迹的手摸摸我的头，说：“没啥，孩子，这样的名字汉地也有，什么猫啊狗啊的。父母把名字取得贱一些，其实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

   女老师用手掩了嘴哧哧笑：“这没有什么，我的名字也差不多，太吉梅朵——灰尘里的花。”

   啊，我的名字和美丽的太吉梅朵老师如出一辙，这是多么大的幸运啊！我欣喜不已，大有找到知音的感觉。铁超这个名字，立马变得不寻常了。

   我不用转头就可以感受到身后那些孩子羡慕的眼神。

   男老师说：“不过，就算他可以写红军万岁，上面的规定也不能破。你们明年再来吧！”

   阿妈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苦求。她本就是个腼腆的人，况且，在我上学这事上，她并没有阿爸上心。

   我转身从阿妈腋下看过去，校门内侧的土坡上，几棵新绿的垂柳在阳光下轻轻摇摆，于方寸天地间舞动清新透亮的春意，被还未返青的荒凉远山映衬得醒目而高贵。那些树瞬间让我爱上了什么，我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它们。

   我抬头看着阿妈的脸，使劲攥住她的衣角往下拽。我说：“我就是要上学！”

   阿妈愣神了，眼中闪起白花花的东西。

   她用手指着自己，说：“刘江老师，你不认识我啦？”

   原来阿妈认识男老师。她说的是不太流利的汉语。刘江老师疑惑地上下打量她，半天不说话。我觉得此刻他的魂魄已经离开旧书桌前的身体，飘到往日时空里的某个角落，从地上捡起遗落的物件，一件件吹开灰尘审视。最后，他张大嘴巴。我知道他找到了记忆中的阿妈。

   “你是央珍？”他激动地问。

   “是的，我是央珍。这么多年了，你一定是认不出我了。”阿妈使劲点头。

   后来阿妈告诉我，刘江老师是第一批骑马进入硕曲河谷乡城的汉族教师之一，在桑披岭寺马厩改造的教室里教过阿妈他们三年书。三年后，因为外公去世，外婆又病着，家里成了生产队的“超支户”，阿妈不得不退学务农。

   刘江老师感慨道：“央珍央珍，时间过得真快啊，孩子都这么大了！”

   太吉老师笑着看看阿妈，又看看我，对刘江老师说：“收了这孩子吧，就写成七岁，分到我班上来。”她笑的时候，嘴边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逗留在垂柳上的春意，此刻，到了她的酒窝里。

   于是，不满六岁的我，成了乡城城区小学的一名学生，并且，在踏进校园的第一天，凭空长了一岁。那一岁里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都在那天被摆动的柳枝和太吉老师的酒窝一网打尽。

   上学以后，临摹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聪明劲儿，并没有在我的功课上有特别的显现。拼音、算术每次都只是及格而已。阿爸说没事儿子，你还小。体育课跑步时，跑最前面的男同学整整把我落下一圈。阿爸说没事儿子，你还小。

   我想，我长一岁，同学们也长一岁，难道我要因此一直落后吗？这是个不容易想清楚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上学是一件无趣的事！除了枯燥的课堂和写不完的作业，每日还要起早摸黑，难得有玩的时间。学校里的老师们，除了太吉老师，几乎都是忧心忡忡的模样，少有展露笑颜的时候。后来我回想，那年月，无论是老师干部还是农人  牧民，谁的日子都过得艰难，不易找到开颜一笑的理由。

   季节进入夏天。

   那天，吃过午饭，我出门上学。烈日下，路边几丛牛耳大黄把宽叶子耷在茎秆上，散发出阵阵苦香。

   阿尼久久戴着塌了边的旧礼帽，弓着腰在前面蹒跚独行，一种和时间和生命有关的隐约的悲凉，就游荡在他身边的热浪里。

   我加快步伐从他身侧走过。我知道要被他叫住说话，那可真是一种煎熬。他会问阿爸去哪儿了，阿妈去哪儿了，问县城和学校的新鲜事。他是寨子里好奇心最强的老人，总试图用一次机会摆脱老迈带给他的闭塞。

   “铁超！”阿尼久久从身后叫住了我。

   我暗暗叫苦，不得不停下脚步，把脸上的不耐烦调整成谦恭的笑，问：“阿尼久久，你有事吗？”

   阿尼久久只问了我一个问题。这问题却刺痛了我。

   他问：“孩子，上了这么些时间的学，听说你还是只会写红军万岁？”

   我知道如果我说我还能写别的，他一定会叫我拣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给他看。眼下，无论他在等待什么，我都不想叫他得逞。

   我一拧脖子：“你听谁讲的？”

   阿尼久久笑呵呵地：“当然是寨子里的学生。但我不会告诉你他是谁。”

   我没再理会他，拔腿走开，对之前给了他好脸色追悔莫及，心情低落成了牛耳大黄耷拉的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