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泽丰

春节过了一阵子，天还有些寒意，村里的年轻人在农活尚未开锄的时候，不知是谁最先开的口：我们把电影包到屋场（村人把自然村落叫屋场）来放一场吧。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屋场年轻人的赞同，他们当即纷纷捐出口袋中为数不多的钱，一元，二元，最多的也不过五元。一清点，共三十五元。够！够包一场电影。

那时候，电影只在电影院里放，没有哪个将电影包出影院放过，且免费让人看。这显然是一种显摆，也是证明一个自然村落的团结与荣耀。那时，我只有七岁，站在桌子角边，看他们商议着，谁负责去电影院联系，谁负责把设备运回来、送回去，放映人来了在谁家吃晚饭。这一切考虑得周全，安排得妥妥当当。

消息像是跟着风跑似的。很快，杨家号屋、桥埠头、石家畈屋、竹乱叉、陈家湾、檀树嘴、吴家后屋等等一些周边屋场的人，都知道我们屋场要放电影，邀约着要来观看。我表伯家的儿子良艳，为证实这一消息，还特意穿过石家畈屋的田畈，到我家问我父亲，我父亲肯定地答复后，他才放了心，吃过我母亲煮的一碗腊肉面条后，一蹦一跳地回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消息的不胫而走，与那帮年轻人奔走相告是分不开的。他们带着自豪的神情告诉每个相逢的熟人：我们屋场这个星期六的晚上放电影，过去看！就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们生怕别人错过了日期，告别时还强调了一句。

这无疑是一种好客，更是一种热情。在那个物质与精神双重贫乏的年代，他们以一种团结的力量，换来别人的称赞。人们都说：石家大屋的那帮年轻人了不起。对于这种赞誉，我觉得我够不着，似乎它已上升到了另一种高度。我所关注的是那场电影的内容，最好是武侠类的，因为我总想从里面学到一两招防身的本领，来彻底改变我在同龄人当中懦弱的地位。看这场电影，可能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我这么想。

星期六的下午，电影银幕被先权骑着永久牌的自行车背回来的时候，我和同伴们兴奋地围了上去，总想看个究竟，觉得公家把这么贵重的东西交给他，是对他何等信任。他一方面叫我们散开些，另一方面，张罗着把它放在哪里。趁他不备的时候，我机灵地伸手一摸，摸到了白色的银幕。那种粗糙的手感，我至今还记得。银幕最终被大人挂在安插于地的两根竹篱之间，当一束光从放映机里直射到银幕上的时候，我们兴奋地从银幕底下钻来钻去，并无心专注坐于某一角落，直到银幕上出现一组组白色的字幕后。

电影的故事并非如我所愿，它讲述的是一群不同思想性格、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学生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部电影叫《青春万岁》。放映结束后，我回家路过涛哥家的窗户。我偷偷把头伸得直直的往涛哥房里看，只见里面点着一盏煤油灯，他正坐在油灯下，全神贯注地看着书。我立即把头缩了回来，生怕被他发现。涛哥平时是一个爱动的人，他却在这个大伙都乐得欢的夜里，一个人坐在桌前看书。我有些不解。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涛哥是我们屋场唯一的一个高中生，且正在读高三，听说他的成绩在班上处于上等水平。要想跳出农门，还要加油努力！这是他班主任留给他的话，涛哥记在了心里，所以他没有出门。往后涛哥的父亲桃伯说。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涛哥把希望播在了春节后的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他精心用汗水浇灌。我是最爱亲近涛哥的，只要他周末回来，我就想到他家玩。但从那以后，我没去打扰涛哥，每每经过他家门口，我总是轻手轻脚地路过。很快，涛哥的收获季到了，他终于成了全屋场唯一的一名大学生。就像那年开春包一场电影一样，十里八乡的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说桃伯育子有方，涛哥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涛哥也因之成了我们屋场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家家户户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是以他为标杆。

那些年，年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屋场上的人都会包一场电影，电影全是激励青少年的暖片。那些年，我们屋场年年都有孩子考上中专和大学。我想，是春天里的电影一次又一次激励着他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