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宏 胡沛萍

从199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红痣》起，尹向东的创作始终在慢节奏的轨道上向前推进。不急于求成，不以数量取胜，更多地在构思行文上用力，题材视点集中，始终围绕着“康定小城”和“夺翁玛贡玛草原”两个空间精耕细作。从题材范围和艺术视野来看，似乎有些单一狭隘，但小说的审美内涵和思想意识却能够冲击力十足地触动人的思绪和情感。无论是在阅读过程中，还是掩卷抚案后，他所精心构建的艺术世界都会让人深入其中，在唏嘘喟叹、无奈伤感，但又不失希望中体味生命的脆弱与坚韧，感受生活的纷乱与温馨，体悟命运的不可捉摸与人情的温暖。它们是尹向东文学世界中生命感悟和艺术表达的精髓所在。尤其是那些描写反映边地城镇生活的作品，充分体现和展示了尹向东敏感的生活触觉和艺术表达的智慧。

无论是以康定小城为背景的关于城镇世俗生活的描写，还是以夺翁玛贡玛为背景的对草原生活的描绘与反映，尹向东大都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笔法。他没有回避城镇生活的逼仄和不幸，也没有掩饰草原生活的清苦、寂静，而是以类乎“实录”的笔法，呈现了这两个空间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种普凡而鲜活的生活故事。在叙述基调上，尹向东的叙述是极为克制的，他没有用夸张的手法去渲染那些酸楚的生活景象和无奈的人生境遇，更没有以金刚怒目的方式抱怨、谴责命运的不公和现实的艰辛，也没有以锐利的眼光逼视人性的乖戾与丑恶。他以“佛眼看世界，佛心待人事”的伦理态度和书写理念掌控着自己的叙述，让文本叙述就像荒原上绽放的格桑花一样，随风摇摆却尽情开放，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但却发散着生命的活力。在风雨中坚韧地绽放生命，在困境中寻求生活的乐趣，在失意中憧憬美好的未来，这是尹向东小说世界对人物生命活动的主导性展现。尹向东用平和的叙述口吻讲述着坚实大地上的生活故事。这些生活故事是属于“康定小城”的，是属于夺翁玛贡玛草原的，但又是超越这些特定地域的，它们是属于广袤无垠的大地的。

对存在中悖谬境遇的描写和揭示，是尹向东小说创作中最为显著的主题取向。这一主题取向在关于“康定小城”的书写中体现的最为集中、明显。尹向东的小说虽然非常注意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现各种生活细节和活动场景，并通过这些内容来演绎普通人物艰辛曲折的生活境遇和命运结局；但他的小说真正能让人感到悸动的是他对各种生存悖论的着意揭示和平和叙述。司空见惯的生活在他的笔下总是能够丛生出撼人心魄的冲击力。他的不少小说都蕴含着这方面的艺术能量，如《红痣》、《一百年》、《城市睡眠》、《炎症》、《晚饭》、《像阳光一样透明》、《时光上的牧场》、《鱼的声音》、《给幺指打个扣》等。在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百年》和《像阳光一样透明》。

《一百年》主要讲述几个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期间伴随着挥之不去的无聊、失望、不安、恐惧等生命情绪。作为年轻人，他们本应该是充满朝气，以满怀希望的目光憧憬美好未来，在展望未来中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并尝试着付诸实践。但这几个年轻人在目睹了同学王磊瞬间死亡的场景后，精神意识和心理意念开始逐渐“扭曲”。他们少年老成、心事重重，怀抱着一种看破红尘的无所谓心态。当然，他们不是没有对人生前途有过思考与设想，但就是始终认真不起来，即使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他们也习惯于保持那种自认为是淡漠的心态，而不愿意做更多的改变。在他们的观念意识中，生命的长与短似乎并没有差别；在他们的感觉里，活着其实就是一种负担。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无疑是刘亮。这位目睹了同学死亡惨相的年轻人，就像一个看破红尘，顿悟到生活真谛的“智者”一样，对人生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一百年后谁都会死。由此一来，他对生活和周围世界的看法也就有了一个基本态度：无所谓。他开始厌学、逃学，然后辍学混社会。但即使是混社会，他也毫无目的，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辍学后，他最大的渴望是如何让自己变得大胆起来。他为自己不敢用手掌捏死一只弱小的鹦鹉而自责不已，尽管鹦鹉因吃了他投放了毒药的食物而死去，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太胆小了。在亲眼目睹了父亲从容自若地屠杀那么多猪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亲手杀害一只在夜里不停叫唤而让他心烦意乱的猫。从此以后，刘亮成了生活的“强者”，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小城里，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大人物”，出入的排场比地方官员都有气势。然而，他的生活是偏离正常轨道的，他因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百年》里以刘亮为代表的几个年轻人因为认识上的偏差和心理上的偏执，在生活的漩涡里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或者说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争取自己的位置。他们总是被自己的一己之见所控制而无法醒悟，从而也就生活在不安、失望、恐惧之中。

小说在冷峻的叙述中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生活的悲喜剧，而这些悲喜剧透露出的则是存在的荒谬——人的精神意识的悖谬和现实生活的乖张——至少是有限生命的不可掌控。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以极为平淡的普通生活景象，演绎了偶然事件对人的精神意识的强力扭曲和行为动机的决定性支配，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脆弱与可悲，透视了人生命运的难以预料和人的精神世界的“非理性”情状。这种主题表达，让文本穿越琐碎的生活片段，直指人的精神领域（心理），蕴藏着一种形而上的意味，从而让作品的题旨获得了厚重的艺术品质。可以说，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和描写，让作品拥有了生活气息和生命质地；而对人的精神（心理）的透视，则让作品有了升华的可能和通道。这是尹向东小说创作所追求的艺术志趣。这种志趣在《像阳光一样透明》中也所有体现。

《像阳光一样透明》从开始到结尾都充满了悖谬感。吴默因为一个瞬间的念头而去寻找同学谭莹，而这个瞬间的念头仅仅是他突然想不起谭莹的模样了。就在去谭莹家的路上，他看到了谭莹的丈夫与别的女人之间暧昧的关系。他出于好心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谭莹，希望谭莹能够呵护好自己的爱情和家庭。但事与愿违，谭莹在确证事情的真相后决定离婚，且大闹一场，让丈夫的情人家也不得安宁。两个家庭破碎后，吴默深感内疚，他为自己当初的“告密”感到后悔，而另外四个当事人也把矛头对准了吴默，埋怨他为什么说了实话。他们都认为，如果不是吴默多管闲事，夫妻也就不会离婚，家庭也就不会破碎。整个故事到此显示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谬感。这种悖谬感，让人体味到的同样是世事的难料和命运的难以掌控，以及人性的乖张。

与《一百年》和《像阳光一样透明》相比，尹向东的其他小说在表现存在的荒谬时，倾向于通过描写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或生活的不如意来完成的。《红痣》中人们对外来女人林凤的种种误解和鄙视以及对她的关心；《城市睡眠》中“我”醉酒之后“精神错乱”引发的一系列可笑举动；《陪玉秀看电影》中玉秀与丈夫无休止的吵闹但又充满爱意的家庭生活；《炎症》中胆小怕事的吴大同杞人忧天式的心理等，都无不透露着生活的琐碎与不确定性引发的种种悖谬感。即使是在那些以草原为背景，着力描写牧民清苦、淳朴生活的作品中，也散射着不可化解的悖谬意味。那些因为对传统生活习俗的眷恋而不愿意选择新的生活道路的人们，却在无可奈何中被新的生活方式所选择；那些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上的隔阂与冲突，并不妨碍人们真心交往、赤诚相待。当然，在书写草原的这类小说中，由于作者的着力点在于表现牧民刚直、勇猛、淳朴的性格特征与自足的生活情态，由文化隔阂、冲突和社会生产促成的新旧更替所引发的那种悖谬意味要淡弱一些。

尽管尹向东的小说没有回避不幸与困苦，没有粉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种种生存困境，也没有掩饰人性的缺陷与脆弱；但他却也没有用夸张、尖锐的方式渲染这部分挥之不去的灰暗生活。他的小说世界的故事内核是沉重的、灰色的，但笼罩在它周围的氛围，却充盈着人情的温暖和人性的美丽。造成这种审美效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尹向东始终坚持一种“佛眼看世界，佛心待人事”的叙事伦理，以及在具体的行文中始终不变的温和平静的叙述口吻；同时，也在于他善于发现且乐于表现普通人身上的美好品质的审美取向。

整体而言，尹向东的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悲剧性”的审美意向。在他迄今为止的所有中短篇小说中，只有个别小说的故事流程是鲜亮的，结局是美好的，其余大多数作品都以伤感、悲戚为主色调。但尹向东的小说却有一种“哀而不伤”的审美品格。他的小说的确能够给人以无奈、怅然、难过、悲苦的感受，但却不会把人引向悲痛欲绝和无望的境地。尹向东的小说能够达到这种审美效果，除上面提及的一些原因外，还在于他在具体的叙述上所做的颇具匠心的设计与安排。

首先是避免以夸张集中的方式激化生活中的任何矛盾冲突。尹向东的小说世界处处都存在着矛盾冲突，但他从不渲染任何矛盾冲突。即使这些矛盾冲突最终也没有化解，甚至伴随当事人一生一世，尹向东都会用柔和的笔调把它描绘出来，以谈论家常的叙事口吻使之弱化，直至让它消融在生活之流中。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亲朋好友之间的猜疑、嫉恨，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和仇怨，民族文化习俗不同产生的隔阂等，在尹向东的小说中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任何琐事一样，似乎没有什么不可化解的。它们确实存在着，也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小的刺激和困扰，也会令人感到沮丧、愤怒、不安、恐惧。但所有这些负面情绪和情感骚动，都不会给处于漩涡中的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不会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不会把人物处境推向极端。而这完全是由作家所选择的叙述方式决定的。尹向东总是会利用各种叙述关节，让矛盾冲突弱化到最低程度。在不同的小说中，根据不同的故事情节，他所采取的叙述关节是不一样的，但大都能够达到弱化矛盾冲突的艺术目的。比如《红痣》中，人们对外来女人林凤说三道四，甚至以蔑视、侮辱的态度来对待她。这无疑将会在林凤与村里民众间造成巨大的隔阂与仇恨。但小说在描述村民们胡乱猜疑和蔑视辱骂的同时，又描写他们出于同情而力所能及地帮助林凤。尤其是村里的长者穆大娘，她是最能说三道四的人，却也是对林凤帮助最多的人。通过对这样具有“对立”性质的行为方式的处理，横在村民和林凤之间的隔阂也就显得微弱了许多，读者也就不会去过分关注他们之间的芥蒂与恩怨。尽管这样的叙述处理不会彻底消解人们之间的隔阂，也不会彻底化解由隔阂而促生的芥蒂与恩怨，但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叙事伦理却能够让读者滋生出“生活原本就平静如水”的温馨体验，从而也会生发出“生活没有解不开的结，何不坦然以对，欣然释怀”的感悟。不仅仅由家庭内部的诸多问题引发的不快与纠结，是可以坦然释怀的；即使陌生人之间的矛盾隔阂，也可以坦然处之、悄然释怀。

第二，尹向东习惯于以轻描淡写的笔调和话家常式的口吻讲述故事，这对弱化文本中的矛盾冲突很有帮助。尹向东的小说在叙述语调上最大的特征是“娓娓道来”，就像亲朋好友间的闲聊一样随意自然。虽然他的有些小说的局部地方留有明显的雕琢痕迹，个别语言与句式显得过于书面化，但整体来看，他的小说遵循的是民间口传文学讲述故事的模式。在他所讲述的故事里，所有的生活因素都像流淌的溪水一样，自在地顺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向前流进。人物的行为皆产生于个人内心最本能的驱动力。故事的结局无论好坏，人物的命运幸与不幸，都不会引起很大的波澜。即使是在事到临头情绪激动时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也会很快就归于冷静。在他笔下的那些普通人的生活观念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因此“顺其自然”也就成了他们信奉的生活逻辑。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但他们没有大喜大悲；他们也会遭遇失落与不幸，但他们很少让哀伤和失望掌控自己。在尹向东平静缓慢、随意自然的“闲聊”笔调中，生活就像自然万物一样生长着，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轮换而变换着节奏，人物的思绪情感就像天气一样随着时节的变化而波动着变换着。在这种自然化的生活流程里，一切都按照生命的既定安排存在着、发生着、消散着。在这样的叙述情调和氛围中，平和也就成了一种主色调。

第三，尹向东小说“哀而不伤”的审美效果产生的原因，还在于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人情美的捕捉与表现。尹向东的小说里没有廉价的乐观和浮夸的喜悦，更多的是无法消散的困顿与悲戚。但尹向东又是一个善于在生活的困顿与悲戚中发现人情美的开掘者，他总是能够在那些遭受着琐碎、困苦生活磨压的普通人身上发现与生俱来的善念，从而赋予他笔下的人物珍惜亲情、友情、乡情的高贵品格。阅读尹向东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在许多方面可能会存在着性格特征上的种种差异，但唯独在“心存善念”这方面却是高度的一致的。他的小说讲述的是破碎的、悲戚的故事，但情感基调却是温馨的柔软的。不管人物的命运多么不幸，不管故事结局多么悲惨，不管人物身上有何种不足与缺陷，不管人物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得多么凶狠、自私，他们都是充满人情味的人物；即使故事里所呈现的生活本身有多么凄惨，但内里所蕴含的温暖的人情总会让它变得温婉可爱，值得身处其中的人们去珍惜。尹向东对人情美的捕捉与书写是一贯的，从他创作第一篇小说起，这种取向就已经被设定了。

就目前来看，二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无论是“城市书写”还是“草原书写”，尹向东始终坚持着这样的情感取向。处女作《红痣》中林凤的遭遇令人叹息，但小说的叙述者却始终对林凤抱有同情。在叙述者的眼里，林凤是一个善良、勤劳、坚韧的女人。她并不像村民们所指点的那样，是个不祥的女人。从表面看，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普通女人的一段悲苦生活，但情感基调却是对人情美的赞扬。即使是那些闲来无事散布流言的村民们，在作者笔下也都表现出其可爱一面，充满了人情味。比如穆大娘，她爱说闲话，总是挑拣林凤的不是，散布流言，诅咒林凤。就这一面来看，她是一个面目可憎、令人生厌的人物。但还是这个穆大娘却同样富有同情心。她同情林凤生活的清苦和命运的不幸，因此，在林凤的第一个丈夫去世后很是照顾林凤。由此显现出了她可亲可敬的一面。如此一来，这个乡村老妇人身上所具有的那些“缺点”就不让人觉得那么刺眼了。可以说，从《红痣》开始，书写“人情美”就成了尹向东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伦理指向。他小说中的人物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特征，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遇到各种料想不到的意外，会遭遇各种不幸与痛苦，但即使在万般无奈与苦痛的困境中，这些普通的小人物都不会变得冷漠无情，都不会对外部世界充满仇恨，都不会沦陷于怨天尤人的泥淖中不能自拔，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盏人情之灯，总会在灰暗的生活中闪烁出令人温暖的亮光。虽然那些亮光并不能在根本上改变琐碎、艰苦、困顿的现实生活，更不会阻止生老病死和厄运的降临，但却给人以生活的希望与信念。这是尹向东小说最为可贵的品质与精神。它表现出了尹向东对美丽人性的着力张扬和对良善的由衷敬畏。在这一点上，他的小说创作与他的宗教文化背景是高度融合的。从他的小说所辐射出的伦理能量中，可以感觉到他的宗教文化背景对他艺术心性的根本性制约和影响。

尹向东小说值得称颂的地方，还在于他在小说叙述技巧和表现手法上的精心选择和着意讲究。从笔者目前读到的相关作品来看，尹向东是一位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断尝试探索的创作者。他的作品既运用非常传统的叙述方式，也采纳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叙述手段。面对不同的题材，为了表达不同的题旨，尹向东会让小说文本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样态。不管是讲述一个普通的生活故事，表现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思考；还是揭示人的一种瞬间情绪或欲念等，尹向东都会根据选择的题材和预设的题旨，来设置叙事情景和安排情节流程。同时，他既以举重若轻的文字和叙述语调，又潜藏着内在张力的情节设置，书写了边地城镇普通民众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中的人生情态，为读者展示了一种别样的艺术风景。

当然，尹向东的小说创作也存着一些不足。第一个需要提及的方面是，有些作品为了表现题旨而刻意编织故事情节，显现出雕琢的痕迹。尹向东是一位善于思考的作家，这使得他总想在小说中表现一些生活道理和人生哲理。这种艺术追求自然是合理的。但如何表现却需要作家处理好理性思考与艺术书写的关系。尹向东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许多方面令人惊叹。比如他对生活细节的精致化描写，对人物心理的着意揭示，结尾处的一些戏剧化安排，不少作品的叙述从容自然且细腻曲折。但其小说创作中刻意编造的痕迹也很明显，有时为了编造与已设定的观念相吻合的故事情节，着意地制造种种巧合。巧合固然是艺术创作的需要，但如何让巧合不留痕迹或尽可能让痕迹降到最小程度，也是优秀作品的一个重要标识。

尹向东创作中第二值得提及的问题与“草原书写”有关。说到“草原书写”首要应该肯定尹向东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探索。作为涉藏地区的文学创作来说，描写草原生活，反映牧民在变动着的社会现实中，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精神观念和伦理道德意识的变化，以及在新旧社会规范中纠结挣扎的不断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领域，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开辟空间。但是，这方面的写作目前并不多见，且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虽有涉及，比如阿来的《遥远的温泉》、《三只虫草》、《蘑菇圈》等；万玛才旦的一些作品，如《八只羊》、《草原》、《牧羊少年之死》等；还有一些用藏文创作的西藏作家，如才仁郎公、尼玛顿珠、藏顶塔杰等写过一些牧区题材的作品，但整体看，“草原书写”处于滞后状态。这方面，尹向东算是成绩显著者。他的作品有不少是关于草原生活的，如《掠过荒野》、《长满青草的天空》、《野鸽子》、《蓝色天空的琐碎记忆》、《遥望》、《牧场人物小辑》、《草原》、《鱼的声音》、《时光上的牧场》等。这些作品从尽可能多的侧面描写、反映了草原牧民的生活情态和精神风貌。大自然的严酷、生活的辛苦、牧民的坚韧、朴实，以及他们的精神意识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这些关于草原的小说，是了解广大牧民生活状态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是尹向东“草原书写”的重要价值。但尹向东的“草原书写”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一是对牧民形象的塑造单一、重复，近乎僵化。尹向东笔下的牧民形象，主要性格特征无外乎“耿直、淳朴、勇猛”。也许在尹向东看来，草原牧民的性格特征原本就是这样的，自己的写作只是一种客观再现而已。但艺术创作不是刻录原模原样的现实生活。即使为了表现和追求真实而塑造“耿直、淳朴、勇猛”的牧民形象，也不能不断地重复。表现这样的性格特征，一两篇小说中的一两个人物就完全足够了。如果不断塑造相同的审美形象，难免会产生重复之感。事实上，尹向东的“草原书写”不仅仅在人物形象特征上多有重复，即是在情节上都多有重复。其二，对草原生活新的变化描写不够。尹向东的“草原书写”，更多的是对过往草原生活状况的描写，对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造成的草原生活形态的新的变化的描写则相对薄弱。在他的小说中，很少看到当今时代草原牧民的生活现实，唯一对此有所反映的小说似乎只有《时光上的牧场》。在他的所有的关于草原的作品中，这篇小说恰恰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篇。我个人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它与时代关系较为密切，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气息。而且对牧民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开掘深度也是非常深入的，它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草原生活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问题，从而使得这篇小说具有了较为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相较而言，其他“草原书写”的作品则视野不够宽阔。除此之外，尹向东的小说创作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方面的不足，如主题先行的痕迹，刻意追求文雅等。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