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潇

7月8日,本网刊出《炉客是谁？谁是炉客？在历史的长河里寻觅炉客的故事》一文，对炉客的起源，他们身上具有的精神品格和创造的商业辉煌，以及文化价值等做了梳理。其实，在长达五六百年的历史中，还有很多关于炉客的话题和故事散落在岁月的角角落落——

近日，笔者再次走进这段历史，寻访研究者和炉客的后代，听他们讲述发生在那个年代里的一个个传奇故事。

在这些研究者和炉客的后代中，客居成都的炉客后代李韶东，十几年潜心研究入藏陕商，通过田野调查、验证文献，搜集了大量资料；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和他的秦商研究团队，走访、挖掘了千年陕商的辉煌事迹；陕西文学院副院长韩霁虹，曾与作家叶广芩一起重走川藏商路，亲身感受数百年前户县“张家大哥”到四川康定经商的历程；还有坚持研究和疾呼保护炉客文化的学者石晓博、《至圣牛东》村志主编纪校悌、炉客后人杭妍等人。

“炉客翻译”

打破藏汉不通婚旧规

炉客之所以能在川藏地区立足，除了依靠吃苦耐劳、忠厚仁义、诚实守信的品德，还要有不断学习的能力，这第一步就是要学习藏族语言。他们先是请汉藏话两通的“通司”教习。为了在陕帮中普及藏语，专门编写了藏汉语对照的《藏语读本》，如天叫朗，地叫撒，太阳为尼玛，月亮是达瓦……人人背诵，在买卖时应对、实习。

据传陕西炉客初到巴塘一带，基本都是给人打工，干一些诸如木匠、铁匠、银匠等苦力活，常常被人瞧不起。当地土司（地方长官）不允许藏族人和他们通婚。随着时间的推移，炉客们通过艰苦奋斗挣了钱，生活得到改善，盖了房子，甚至还买了地。土司也逐渐地改变了对这些炉客的看法。

这里面有个叫杨宿的炉客，文化程度高，人也聪明，且很有语言天赋，他精通藏语，也是当地一流的藏汉翻译。一次，清政府让主管巴塘的土司上京朝贺，土司因故不能前往，遂派杨宿代表他们进京“汇报工作”。杨宿果然不辱使命，到了京城，他不仅递交了一份巴塘情况的详细报告，并单独受到皇帝的接见。皇帝对巴塘的汇报很满意，于是给主管巴塘的两位土司下了委任状，分别为大营官和二营官，并赏赐了大量金银财宝。杨宿回到巴塘后，两位土司自然大喜过望，大营官将自己的100多亩地送给杨宿，而排位巴塘第三位的贵族拉宗巴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杨宿的儿子。从此，藏汉不通婚之规定解除了。

而藏汉通婚给两族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融合，也方便了贸易活动。再加上炉客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又讲信用，因而在藏族百姓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5块银圆6幅画

炉客夫妻“密码信”传情

韩霁虹说，炉客在外经商并不容易，他们在川藏线上从事商业活动是无比艰辛的——漫长的道路，崎岖复杂的地形，多变的气候，古老的运输方式……每一项对他们都是挑战，而回到家乡，对他们更成为一种奢望。很多炉客常年往返在这条川藏线上，对家乡和妻儿的思念时时伴随着他们，更有很多炉客，将他们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这条古商道上，再也没能回到家乡。

巴塘城外有一座“陕商之山”，以一座山纪念炉客在川藏线上的付出及他们的贡献。据李刚介绍，当年有一位姓张的陕西商人拉着牦牛在这座山里贩运茶叶，由于路途艰苦、寂寞，便时常在山路上唱一首歌谣《行路难》,歌声委婉而动听，人们广为传唱。后来，这位陕西商人在一场雪崩中遇难，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便把这座山命名为“陕商之山”。名字听上去虽然有点浪漫，但贩茶十分不容易，每年翻越雪山时总会有人倒下——跌下山崖的，掉进雪窟里的，风吹死的……康定城外有个万人坑，其山门的对联上写着：“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一看便知是关中“乡音”，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陕西茶商、伙计和背茶人的尸骨，令人不免酸鼻！

家乡距离康定约有3000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要经过38个马站。步行的话，一般单趟就需要70多天，炉客们一般都是十六七岁离家出走，基本上10年才能回一趟家。而当时两地的信息传达相当不容易，对于这些炉客们来说，真可谓是“家书抵万金”。

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很多远行的炉客和家里的联系很艰难！写信的话，写信者可能表达困难，而看信者恐怕也看不明白。于是，在巴塘县和炉霍县，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书信画画替”的“密码信”传说。

说是有个炉客，因常年回不了家，但是赚取的财物和自己的近况却需要告诉家里人，而妻子没有文化、不大识文字，怎么办呢？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一个办法，让一个回家的同乡给家里捎了5块银圆和6幅画。捎东西的同乡怎么都看不懂画，但这个炉客的妻子却深知其中的含义：第一幅画画了7只鸭，意为“妻呀——”；第二幅画画了一只鹅拉着一头死去的大象，意为“想死我（我，陕西方言发音 e ）了”；第三幅画是一个人向一间房子里走，意为“有人回去了”；第四幅画画了5只苍蝇在一只手掌上，意为“捎了5块银圆”；第五幅画了缀满鲜花的草木，意为“到了春暖花开时”；第六幅画了一位手拿一把旧伞的人往家里走，意为“老陕（陕、伞谐音）回家了”。

5块银圆和6幅画的故事，朴素而又不失浪漫，体现了炉客的智慧和感人的夫妻之情。

信义白马

商号以“人礼”下葬

在明清到民国时期的康定商业活动中，陕商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他们开办的众多商号中，“德泰合”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商号，它从清代乾隆年间开设，到解放前歇业，有着180年左右的经营历史。“德泰合”为促进汉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流传下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这其中，最令人称颂的，莫过于“白马传奇”了。

这个故事具体发生在何年何月已不可考。讲的是“德泰合”有一名姓贺的学徒，年轻力壮、有胆识，他经常单人骑一匹白色的骏马，往返于康定至甘孜之间。按当时马站计算，康定至甘孜一个来回大约需要十四五天，而该骏马仅七八天就可以跑一个全程。耀眼的白马成了当时商号里的“明星”，它使得商号信息灵通，驮运贵重物品迅速，为“德泰合”生意兴隆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次，“德泰合”甘孜分店派出一名店员携带银两，骑着这匹白马回康定，途中遇到强盗（当地藏语称“夹坝”）抢劫。店员被迫停下，下马时，机灵的他急中生智，暗地猛抽了白马一鞭。白马似乎会意，驮着银子撒开四蹄飞奔而去。强盗们发现拦劫下来的店员身上一无所有，没过几天，也就放了此店员。而白马竟然独自驮着银两、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康定总商号，这下整个商号的人都震惊了。惊奇之余，大家感到非常庆幸，因为人和财都保住了。

这匹白马在商号二十多年，往来康定与甘孜之间数百次。商号上上下下都非常喜爱它。后来，白马老死在打箭炉，全号人为之痛心惋惜。“德泰合”南、宋两东家感念其为商号出力不少，为表彰白马的功劳，专门为其定制了棺木，将白马埋葬在康定子耳坡。当时，全号长幼十多人送葬，场面甚为悲壮。

“白马传奇”成为陕商各商号间经久不衰的佳话，时至今日，仍常被甘孜人提起。

“和合二仙”

“帮助”大商号发家

“德泰合”商号的“发家史”还有另一个传奇版本，这就是“和合二仙”帮助“德泰合”发家的故事。

原来，“德泰合”在康定设立店号不久，因为当时还没有现代的银行储蓄和信贷业务，因此，过往客商往往习惯将现银寄存在商号中。由于“德泰合”的信誉好，有不少过往客商便把银两寄存在此。某年的正月十一，有一姓何的和一姓郝的客人，在号上寄存了一千两白银，之后竟一去不返，再也没有了音信。大家都推想二人可能遭遇伤病、自然灾害或者被强盗杀害。

在创业初期，增加一千两白银资本，对“德泰合”商号的经营自然有很大的帮助，此后商号的生意蒸蒸日上。南、宋两位东家为了纪念、感谢何、郝两位客人，也为了商号更好地发展，就借此演绎出神话，说这是“和合二仙”送财，“德泰合”才得以发迹。在民间文化中，“和合二仙”为两个笑容可掬、蓬头垢面的和尚，一个手持荷叶莲花，谐音“和”；一个手捧宝盒，谐音“合”。蓬头垢面的“和合二仙”代表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寓示新人百年好合、家庭团结和睦。

从此，“和合二仙”成了“德泰合”的“吉祥物”。陕西商帮拜财神的日子大都是正月初九，而“德泰合”则是正月十一拜财神。他们专门请人画了一张手捧元宝的“和合二仙”像挂在中堂，早晚香灯礼拜供奉。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年的正月十一，汉藏商号会把麝香装袋供奉在桌上，第二天一同打开，看货作价，而且“德泰合”出的价格总要比市价稍高点。

据“德泰合”的东家后人回忆，解放后，他在北稻务庄的家里还看到过此画像，画像高约两米、宽有一米五，后来不幸被毁。

传奇炉客

大书法家为其撰文书写墓志铭

“‘德泰合’上海分号掌柜宁瑜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户县县城学徒蒙冤，下誓到打箭炉，先在草地‘单骑驰数千里，深入不毛’，后又到大上海开辟涉外业务，值得一写。”李韶东对传奇炉客宁瑜的印象非常深。

宁瑜，字佩卿，出生于清朝同治七年（1868年），是现今西安市鄠邑区秦渡街道张良寨人。小时候的宁瑜非常聪明敏捷。因为家境贫寒，小小年纪便到县城的商号去做工。那时候对做工者的要求很高，不仅要打拳练功，还要读四书五经。做工从厨房做起，两三年才能干拆卸门板的活，能熬到站柜台都是很不容易的。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宁瑜的人生。商号里丢了银子，有人诬陷是宁瑜偷的。他被东家打得半死，虽然后来证明了他的清白，但是宁瑜自此发誓到打箭炉去当炉客，不挣到钱绝不回家。20岁进入“德泰合”商号后学习麝香业，宁瑜很快就脱颖而出，深受掌柜的喜爱和器重。

收购麝香的活非常辛苦，宁瑜单身一个人进草原，深入不毛之地，不畏严寒，行数千里路，四五年后才能返回。尽管如此艰难，他依然先后两次前往草原，深受周围人的尊敬。

因为聪慧又能吃苦，宁瑜被东家派到上海去开创业务，还是做麝香生意。最初创业时，便以货真价廉在业内闻名。当时，卖麝香一斤，就可以得到三百两白银。同行为了多赚钱，想要抬高价格，但又怕宁瑜扰乱计划，便多次劝他也一起提升售价。宁瑜表面上答应，而私下仍然以原价出售。因为他做生意诚实可信，不仅是中国商人，外商也都愿意和他合作。三十一岁时，他在号内已经很出名了。

在上海，宁瑜以敢于说真话而在业界颇具声望。当时上海百货业中，麝香的税收只占其他行业税收的三分之一，管税收的人也想把麝香税和其他税相统一。宁瑜坚决不同意。他据理力争，这件事最终就不了了之了，而同行们对宁瑜更加尊敬和佩服。

宁瑜致富不忘乡亲，他乐善好施，一直支持家乡的发展。张良寨村东有明朝正德年间创建的关帝庙，年久失修。1909年，宁瑜募集资金重新修缮，并新盖了两间房。宁瑜深知学习最重要，他特意从上海购买了很多书籍，分发给乡里贫穷的读书人和孩子，督促、鼓励大家读书。

1919年，宁瑜回到家乡。1920年，“德泰合”东家又委派宁瑜到康定接任总号掌柜，很快，宁瑜便察觉到“德泰合”的生意在日渐衰退，于是便向东家辞了职。据说他随后又来到上海，因一桩麝香生意而获得巨额利润，随后便回家乡置办了四顷地，并建起了三间五进的庄院。1926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宁瑜因病去世，终年58岁。其墓志铭为书法家宋伯鲁撰文并书写。

宁瑜优秀，他的妻子孙培德亦聪慧有胆识，且也很有商业头脑。她亲自操持家务，直接安排生产，管理全家生活。宁家拥有自耕地近300亩，出租地约100亩，每年雇长工15名，女佣4人，并且还在秦渡镇开设有“三余德”杂货铺。孙培德与雇请的管家、把头（长工头）和掌柜共同合作，将铺子、田地、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她治家有方，教子有道，两个儿子和两个侄子均学业有成，因此政府曾连续三年免去她们家的“富户捐”。1930年，天大旱闹饥荒，孙培德拿出二十石米救济穷困。当时政府还奖励给她“二等金质褒章”。在1933年的《重修户县志》中，“夫义妇从，宁氏有焉”的评语就是用来评价她的。

名贵书画遗失

留下几多唏嘘

和宁瑜差不多同时期的还有两个人，关于他们与名人字画的旧事，现在提起，仍然叫人叹息不已。

1912年继宁瑜之后任“德泰合”上海分号掌柜的崔明焕（现今西安市鄠邑区牛东中堡人），擅长绘画、书法，喜爱收藏。他善经营，懂日语，曾经将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和日本，使其商号的麝香出口在上海名列前茅，人称“崔四爷”。他常常联络书画界朋友和陕西籍的乡绅到号上喝茶、交流，收藏了很多名流赠予的字画。抗战爆发后，他从上海寄回家乡9箱字画，存放在秦渡镇的永茂恒商铺，后来大部分被抢劫。而剩余的字画，有些赠人，有些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被变卖换成粮食，还有的在动乱年代被付之一炬。这其中就有张大千的画，有于右任的书法作品，有周柏生（又名桐，江苏常州人，擅长工笔彩绘古装人物画、水彩擦笔月份牌画）画的“福寿禄”中堂，还有蒙树培画的山水花卉四条屏等。

另一个人叫杨益三（现今西安市鄠邑区黄堆村人），在“德泰合”四十余年，做过总号掌柜，常与当时的军政要员往来，被康定人称为“杨三爷”，2000年去世，享年105岁。杨益三的一生，有很多有趣动人的故事，这里讲一段他购得明代绘画大师仇英仿绘的《清明上河图》、后又遗失的经历。

1939年的一天，康定邱家锅庄的主人邱文彬有一卷画想卖给杨益三，杨展开后发现是仇英仿绘的《清明上河图》。仇英是临摹古画的高手，临摹逼真，天下有名。杨益三对此画一见钟情。邱文彬要价两百块大洋，杨益三二话没说就让账房先生付了款，随后便把画挂在了商号的堂中，可见他对此画的钟爱。

1944年，张大千游历到康定，住在康藏贸易公司经理张乐天的府上。一天，有人约张大千到杨益三商号的厅堂观赏《清明上河图》。到达之后，张大千便摸着胡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个多钟头，对此画赞不绝口。隔了七八天，张大千又来到杨益三的商号，在画前细品了半天。张大千离开康定前，赠送给杨益三一幅荷花图，而且又去《清明上河图》边流连了一阵。

后来杨益三一直珍藏着此画。解放后，因家境困难，杨益三带着此画到成都去卖，没想到买主只开价50元，他气极而返。动乱年代，杨益三将此画寄放到朋友家中。多年后去索取，想将此画献给国家。不料，此画已经遗失。杨益三到处寻找，可仇英仿绘的《清明上河图》还是失踪了。

上世纪80年代末，九十多岁的杨益三和著名的民族史学家、老友任乃强先生相遇。二人相谈甚欢，在说到《清明上河图》丢失一事时，任乃强先生连呼：可惜！可惜！此乃国宝，为人所窃，确实是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