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六

壹

二十世纪末，川西北群山深处的断裂带，随日升日落、季节和农事辗转的断裂带，祖祖辈辈跟庄稼生死相依的断裂带，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根据地。生活循环往复，日子循环往复，看似千篇一律，毫无变化。那时，我已经明了：一个人的脑袋和嘴，能把个体从混淆的人群里面区分开来。脑袋通过思想，嘴通过语言，而不是凭靠它吃下的食物。“叫唤的鸟儿不长肉”，母亲总是如此意味深长地教育我少说话、多做事，不在人前胡说八道，尤其是家里的事。仿佛，我是家里的一面围墙，随时可能把一个家的败落和耻辱暴露在外，让人一览无余；后来到镇上学校念书，我学到一种更为简洁的书面表述：“祸从口出。”再后来，遇见自我，遇见诗歌，遇见散文，遇见小说，遇见杰克·伦敦，遇见凯鲁亚克，遇见堂吉诃德，遇见海明威，遇见库切，遇见勒克莱齐奥，遇见艾丽斯·门罗，遇见歌德，遇见赫塔·米勒——这个深刻而勇敢的罗马尼亚女人，一针见血似的指出：“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

岁月漫漫，我习惯让自己躺在面包之外，一遍遍陷入回忆，在往事中刷新最初忽略的真实，咀嚼它们，巩固它们，而我就是它们留下的全部。当然，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回忆，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梳理。

已在断裂带的空气中化作齑粉的那些年，虽涉世尚浅，但我已经通过历练，熟练掌握了一套非常顽固且相对靠谱的经验。大人们总是教我，见了人就要打招呼，在断裂带，打招呼，就是“喊人”。喊人不仅是一种贯穿古今的礼貌行为，也会得到奖赏。喊人，意味着把形形色色的人区分开来，固定在记忆的岩层之中。家长们的言传身教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模具，塑造着我的潜意识，嘴是一种工具，让我以为，世界上会喊人的小孩才是好孩子，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在类似的塑造过程中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事实上，我不想成为好孩子，否则，不会隔三岔五地挨揍，和院子里的几个小伙伴浓缩成村里人尤其是附近一些邻居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千真万确，大多时候，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嘴巴甜，会喊人，也喜欢喊人。总而言之，如此矛盾交织，都是为了我的小算盘。我总是能够尝到些甜头，几颗水果糖，一袋奶油饼干，一截甘蔗，至少也能得到一个免费的笑脸，或者诸如“这孩子嘴巴甜”“这孩子真懂事”之类的表扬。只是，这些行为，和母亲口口声声的“叫唤的鸟儿不长肉”似乎有些矛盾。没有分清说话和喧闹本身的区别，我的嘴因此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久走夜路，总要碰到鬼”，断裂带的这句老话，和人们常说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意思差不多。有一次，村里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放牛人，教会我一种别样的称呼。他指点迷津似的告诉我，看见村里某某的时候，喊他几声“嫖客”，准会有糖吃。跟说话慢吞吞的放牛人一样，他口中的某某，也是个放牛人，一个村的，同外公一个字辈。“孩子的头脑就像是捕蝇纸，不论给他们什么都会粘住。”多年以后，我在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一篇小说里读到这句话。毫无疑问，那时候，我的头脑就是一张捕蝇纸。我想的是，记住了“嫖客”，就不愁没有糖吃。外婆家是村里人上山放牛必经之地，为了吃到糖，我坐在外婆家竹影婆娑的院子里等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等到某某。大老远，“脑袋不知长哪儿去了”的我扯着嗓子一连串“嫖客”脱口而出。意想不到的是，“嫖客”的脸，一下子刷白，一下子又变得通红。他恶狠狠地瞪了我几眼，没给我糖吃，而是头也不回骂骂咧咧丝线般走远了。他真的走远了。据说，这个善良又爱面子的放牛老汉，因此怄气，回到家里，足足躺了一个星期。糖没吃到不说，父亲倒是用黄荆条子请我吃了许多小孩犯错或者闯祸后才会吃上的“坐墩肉”。我用“嫖客”招呼放牛老汉，人家走远了；我吃“坐墩肉”，是因为对放牛老汉使用了有毒的语言。我走远了。

除了请我吃“坐墩肉”，父亲还三番五次地问我：“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蚂蚁经常搬家，脑袋却不会。我觉得父亲的问话有些奇怪，并且，明显不是出于礼貌的提醒、关心，而是质疑。于是我很认真很认真地看了看父亲的眼睛，又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看看它还在不在。

“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有时出现在挨打之前，有时出现在挨打之后。有时，是经由母亲之口说出。母亲说出和父亲一样的话，我一点不感到惊讶，有一次，我正好撞见他们两个紧紧抱成一团，站在弥散着油烟味的灶屋中央，在那盏只有十多瓦的灯泡暗淡的眼皮子底下亲吻。我想，父亲跟母亲亲吻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也传染给了母亲。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后来，这个问题，像在我的脑袋里面扎根一样，如影随形。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天气，我能随时看见这句话打开抽屉那般打开父亲阴郁而锋利的嘴唇，有着浓烈烟酒味的嘴唇，跑到面前，提醒我夹着尾巴做人。在家里，我莫名其妙地害怕父亲，害怕他像老鼠害怕猫。并且，常常陷入莫名其妙的困惑与恐惧，感觉自己并非活在空气的栅栏里，而是活在父亲的否定句中，如同断裂带那些死后肉和骨头会整个儿化成水流走的野生鱼，活在家门前那条潺潺流淌的河水的皮肤下面。

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的脑袋长哪儿去了。我清楚的是，我已经无法忍受继续在家里呆下去。我彻底厌倦了这种日复一日、枯燥至极的时光。我想逃离，想变成鱼，沿着家门前的大河顺流而下。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在河边遇见渴望变成鱼的女人，她们变成鱼的方式异常简单明了——她们用死。

贰

一晃多年过去。

新世纪业已过完十八岁生日。

现在是二〇一九年。

阳光绚烂、春风摇曳的午后，我起身离开烟味弥漫的书房。我离开书房时也带着一股烟味。写作，读书，发呆的时候，我会抽很多烟，好像巴不得被烟带走。

对我来说，抽烟不仅是为了解闷，还是一种嗜好。抽烟会让我想起父亲，这个“想”不是一个完整的动词，而是一种尝试，一个务虚者再次靠近父亲的尝试。他们说我越来越像我的父亲，尤其抽烟喝酒的时候。我知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很难真正拥有死亡，他总是会通过某些行为习惯把自己嫁接到儿女们身上，继续活下去，继续见证。“你想你父亲吗？想他的时候你的心会不会痛？”偶尔，在家和妻子说到父亲，她总是这么问我。我什么都没说，我不会告诉她，我们现在仍然经常见面，甚至比过去还要频繁，在梦里面。当然，和父亲联系在一起，多半是基于他的好，但我也没有决心忘记他给予我的那些小小灾难、疼痛和恐惧。只是不必再去较真。毕竟，这个人，再也不属于我们，他什么都看不见了。

走向客厅。出门。步入电梯。在上上下下护送人们进进出出的电梯里，我不由自主想起一位诗人朋友。下楼。走出小区。我比较过眼下这座城市和断裂带，区别主要在于城市拥有无数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门，而断裂带没有这么多的门。我细细数过，从家门走到小区大门外，至少要穿过六道门。我越来越觉得，城市生活就是一种“门的游戏”，人们不断在一道道门之间辗转、穿行，进进出出，像一群鸟。

漫无目的走在绵阳园艺山光滑而又寂寥的柏油路上。路在我面前延伸。我已经这样走过无数次，如果不出意外，我还要这样走更多个无数次。几乎每天，我都这样出门走走，像墙上机械的钟摆一样，兜着一个大同小异的圈子，然后，蜗牛般回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角落，回到家人中间。

“人生就是不停地兜圈子？”

常常，我看到的现实，是事物后面的现实，而生活里处处充满象征。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有一首名为《城市》的诗，他近乎斩钉截铁地写道：“既然你已经在这里，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浪费了你的生命，你也就已经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毁掉了它。”

我在这座叫作绵阳的内陆城市已经生活整整七年，最开始五年，我租住在园艺山下一个叫三里村的地方，孤注一掷，几乎把所有精力与热情，投入到一项如同恋爱般的事业之中——写作——这是我已经保持多年的习惯，或者说生活；两年前，我搬到现在的小区。一瞬间的事，又恍如隔世。七年之前，我几乎从未想过我会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如同我已经忘记，当初为何那样强烈地渴望离开出生地，离开断裂带，成为一个“无根者”：既不喜欢城市，也难以回到故乡。

我走在城市的皮肤上，我走在春天的栅栏中，移动，仿佛仅仅是为了荒废掉生命中一小块时间，如同年复一年的写作，仅仅是出于对语言的依赖。有时我的脑袋里会装着另一幅图像，仿佛也有一个我在慢慢地走，走在过去，未来，宇宙，星辰，云朵，自然，断裂带，岁月，房贷，稿费，书籍和文字的间隙。

用心看而不是用眼睛。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在走向自我，而不是走向动态、琐碎和充满细节的生活。

园艺山下是绵阳主城区，繁华，喧嚣。目光望向那高楼林立的当口，一列从成都开往江油方向的绿皮火车，忽然不期而遇，锁定了我的视线。

“绿皮火车！”我差点尖叫起来。

在大地上呼啸而过的绿皮火车，像一个很久很久没有碰面的熟人，忽然闯入记忆，闯入我的生活。在这个春天的午后，我遇见了绿皮火车。我本该无数次遇见它，但这一次，却仿佛是真正的久别重逢。于绵阳这座城市，绿皮火车，可能仅仅是这个午后的一道风景，一个过客，一种出行的交通工具。于我，绿皮火车则是一段长长的记忆。此时此刻，我感到脑门上有一扇尘封已久的窗子，被这列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的绿皮火车逐渐打开。

“过去的一个个瞬间，如果我在当时就已参透，便不会鲜明而又焕然一新地穿过我的当下。”赫塔·米勒的声音在阳光下闪烁，眼前，斑驳的铁轨，滑动着正在开枝散叶的春天，滑动着绿皮火车，滑动着岁月中场景渐渐淡化的过往，滑动着我越来越清晰的记忆。于是，朝着生命的纵深处，目光被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的绿皮火车延伸，拉长。

于是，岁月照在脑门上。

二〇〇四年，闪烁着燥热和淡淡离愁别绪的八月，家门前的鹅卵石在河风发红的眼眶里晃动的八月，核桃的绿色外套又将涂黑手指的八月，父辈们的腰椎间盘突出和咳嗽离泥土又近了几公分的八月，我终于可以从容告别父母，走出村子，走出断裂带，走出这片我十七岁之前几乎从未离开过的土地，从一片天空抵达另一片天空，从一种森林抵达另一种森林。我以不错的成绩考上了江油一所重点中学，快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