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祖信

三年的新冠疫情，已经有好几位良师益友先我而去，让我陷入无尽的哀思，留下永恒的怀念。虽然随时可以翻阅他们的作品或看看照片，也只是相顾无言，难于交谈。

活着的朋友中，我比较牵挂和担心的就是龚伯勋老师，因为他年事较高，身体也不太好。每隔一段时间，总要给他打个电话。2022年4月22日的《甘孜日报》上，我读完龚伯勋老师的《榆林宫》一文，感到非常欣慰。说明八十七岁的他，思路清晰，健康状况还好。2022年8月，我们还到成都龙泉驿家中看望了他。昨天，拨通他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经打听，最后才知道去年12月29日，他就去世了，享年八十八岁，真是生死无常难预料。

龚老对人真诚坦率，我们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他工作的《四川法制报》社、住的关家公寓、龙泉驿的新家，我都多次造访。2005年，我从沈边土司后人余启仁为改族别而带到泸定县委统战部的一大捆地契、纸约中发现了具有史料价值的《万历合约》（以下简称《合约》）。因为龚老师是研究“茶马古道”和“历史文化”的，我们也很久没有见面了，便将《合约》带到成都《四川法制报》社，复印、拍照后，和龚老师共同研究、合写了一篇简介《合约》的文章刊发于《四川民族》和《四川法制报》。龚老师在甘孜州工作多年，对泸定也很熟悉，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历史文化、土司文化、茶马古道……临别时，他把我送到公交站还邀请我为康巴诗词研究会的刊物《康巴吟》写稿并为我复印了泸定县冷碛镇甘露寺唐墓残碑拓片。

2006年，我又了解到余土司后人铁木荣（又名余荣，成吉思汗25世孙）处保存有更具史料价值的《余氏家史》。该《家史》为成吉思汗20世孙、沈边第15代土司余国玺和他的弟弟余国瑞、余国琳三人，根据各代传承的《家史》系统整理，于清代乾隆年间撰写而成。以后各代相继撰写，从明代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至清代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赵尔丰对川边实行“改土归流”止，历时542年。将余土司先后相传20代和所辖境内各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大事，作了简要的记载，算得上是沈边地区542年的一部简史。龚老师得到电话后，不久即到我家。由于事先未曾预约，铁木荣拿出珍藏的《家史》，只让我们看了封面和扉页，其中内容却无缘目睹。他回成都后，几次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要把《余氏家史》资料弄到手。就是抄，也要把它抄完。”最后，我到成都请龚老师帮忙挑选了一部相机，回到沈村和铁木荣商量，他只同意我一个人在他寝室内抄写或拍照。于是我很快将《余氏家史》逐页拍照后，不久便带到成都给了他。

我们之间，资料共享，从不保守。在他的鼓励和督促下，我每年要为《康巴吟》写一些小诗，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一点。后来，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要抓紧时间将他在甘孜州所写的一些文章编成《康巴纪实》全三卷：第一卷《行走康巴》、第二卷《长河说古》、第三卷《川边风云》（其中《长河说古》主要写泸定古代历史），只印一百多套。我当即告诉他增加10多套，给泸定县政协文史委、县图书馆、县文化馆等单位和朋友作为资料保存，书款由我负责收付给他。出书后他不负所望，果然给我寄来15套。我每次到成都去他那里，他都要把最近出版的新书给我一套；我也会给他带去一些资料：比如我两次徒步行走茶马古道所拍照片、雍正乙卯二月，果亲王在化林坪亲笔书写的诗碑拓片、沈村的汉砖、汉瓦照片、泸定国画家王惠英的资料等，并几次将他请到泸定沈村考察古寨遗址、土司官寨、白马古塚，参观冷碛镇甘露寺。他每次来泸定，回去后都要写下一些文章，留下很多珍贵的照片。

龚老生于1935年10月，去世于2022年12月，享年88岁。他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1951年参加工作，1955年调康定。1973年调《甘孜报》社前的十多年中，除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外，业余时间坚持为《甘孜报》写稿，同时用手里的相机留下了康定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到《甘孜报》工作后，更是走遍全州很多地方，积累了不少资料，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照片。退休后，仍然坚持写作，并把历年所写文章及所拍摄的照片整理成书。先后出版了《木雅贡嘎》、《锅庄旧事》、《边茶杂记》、《西炉古韵》、《西康琐记》、《图说炉城》、《康定史话》、《岁月留痕》及《康巴记实》全三卷等，算得上是一位高产作家，对甘孜州的贡献可谓大矣，这是人所共知的。

过去每次到成都，我都要到他家里去看望他；而今，斯人已逝，过去的一切只能留在记忆里。明代诗人、画家唐伯虎诗曰：“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形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愿他轻松、无憾，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