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敬才
    1980年8月下旬的一天，出差到父亲工作的高原边城。返回时，父亲送我去车站。父亲和我告别时的背影,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从小到大，父亲和我们兄弟姊妹在一起的时间不长。我们和母亲生活在一个恬静的边陲小城，而父亲则远在离小城400多公里外的高原上奔波辛劳着，每个月按时寄回生活费。与父亲在一起最长的时间是“文革”时期。“文革”时期，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父亲滞留在了家中。由于没有工资，他带着我和哥哥到住房后面的山上去挖金。我们居住的小城四面环山，山上除了盛产各种野菜、野生菌以及獐子盘羊等野生动物外，还蕴藏着丰富的矿藏。靠着睿智和灵活，在父亲毫无工资的情况下，我们家生活得有滋有味，有时父亲还带我们下下馆子打打牙祭。解放前，父亲曾在国民政府的金矿做过，熟悉挖金这一行当，拥有一定的探测和开采金矿的经验。父亲一生干了许多工作，驾驶员、炊事员都做过。父亲的炊事技术小有名气。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县上成立革命委员时，要举行大会餐，父亲被请去做了掌勺的大师傅，足见父亲的炊事技术在小城里还是可以的！父亲很小就跟随进藏的骡马驮队来到了藏区，为了生存下去，跋山涉水背茶包，翻山越岭送邮包，修公路，建房子，什么苦力都做过，练就了在复杂艰苦环境里的生存本领。父亲还会一口流利的藏话，能够熟练地和藏族同胞交谈。18军进藏时，看中了父亲，让父亲当通司（翻译），可当时母亲正卧病不起，为了母亲，父亲放弃了随18军进藏的机会，定居在了跑马山下。
    父亲， 在我印象中是一个什么都会做，什么事情都难不到的人。记忆里的父亲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都笑咪咪地乐观地活着。父亲虽然没有文化，没有教过我们什么数理化之类的知识，但他用言行教会了我们做人起码的责任和承担，给我们树立了不靠天不靠地的榜样，这点使我们几弟兄受益匪浅。
    那背影，有点羸弱,却无比坚强。永远定格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