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本书，很多人知道了杜永彬，知道了这个从泸定的山水里走出去的藏学家。
    《喇嘛王国的覆灭》是国际藏学界公认的一部学术名著，该书作者为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杜永彬是第一个将该书翻译为中文的藏学家。
    该书的翻译和出版在图书出版界和藏学界引发了“喇嘛王国现象”。该书中文版自1994年出版面世后，在1995年一年之内两次再版，并在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该书引发的研究、关注藏文化和历史的热潮延续至今，它波及的范围早已越过了藏学界，走向了民间和大众。
    如今，杜永彬仍然孜孜不倦地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事业之中。迄今为止，杜永彬已出版了上百万字的译作，并在核心期刊发表藏学论文若干。
   ■记者 唐闯 文/图    
    在艰苦的岁月中把书当饭吃
    杜永彬走上藏学研究之路，颇费了一番周折。这当中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
    从泸定到成都，再到安徽，然后重返成都，最后到达北京，杜永彬的人生路线有些曲折，却始终按照一个方向前进：把书当饭吃，视学问为宗教。许多年来，就像夹杂着泸定腔的普通话难以更改，杜永彬读书、治学的热情始终没有变。
    杜永彬读书的热情来自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
    杜永彬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年代，举国上下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杜永彬的童年生活少不了挨饿受苦，每天，清汤寡水的饭菜能把人影子照亮。在又苦又穷的生活中，杜永彬半农半读，既要打猪草、上山砍柴、下河捞水柴，又要抢时间看书。
    杜永彬的父亲常年在关外挣钱养家，不管家里再苦再穷，他一直鼓励子女好好念书，他告诉儿女们：只有读书才是出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无数人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那一年，父亲那番读书改变命运的话在现实中得到印证。
    那年月，无论是中专生还是大学生，国家全部包分配，只要能考上一所学校，就有了铁饭碗，就能离开农村，去县城，去更远的地方。为了将来有个出路，杜家8个儿女发奋读书，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饥饿感变成了动力，读书就像在画饼充饥，饥饿的人扑上去，饱餐着未来。
    在几姊妹中，杜永彬的学习成绩最好。杜永彬至今记得，读初中的时候，在一次政治考试中，自己拿了100分，但学校说政治不能打满分，这是从来都没有的事。于是，杜永彬的政治成绩变成了99分。初中毕业，杜永彬以全县第9名的成绩考入泸定县三校联办的重点班，这个班集中了全县的优等生。
    进了重点班，杜永彬继续把书当饭吃。
    起初， 冲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杜永彬毫不犹豫选了理科，但啃了几天理科教材，杜永彬很快后悔，他发现自己对文科更感兴趣，成绩也比理科好一些，但选文科要冒风险。
    选文科就意味着自己必须去另一个非重点班读书，而且念文科也意味着将来可供选择的学校和专业相对较窄。同时，选择读文科有点逆流而上、“不合时宜”的感觉：在那个年代，国家对理工科的重视远远超过人文类学科。国家呼唤更多的人才，尤其是男生报考理科类专业，为社会建设添砖加瓦。在很多人心里，男生读文科有点像张飞绣针。学校里，大家都在埋头研究数理化，杜永彬却坚持己见，去了人影寥寥的文科班，埋头于他喜爱的历史和地理科目，那身影有点落寞的味道。
    1979年7月，“文革”后，全国第三次高考开卷。最后，分数公布，杜永彬成为当年全州的文科状元，被四川大学录取，就读历史学系。在一考定终身的年代，一旦选择便没有了更改的余地，杜永彬头也不回，走进了川大，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回忆发生在少年时代的这一切，杜永彬说，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也因此与书结下缘分，最终成为了一个以读书、写书为生的人。
    特殊氛围让他走上学术的道路
    杜永彬走进川大，一学期后，80年代拉开序幕。
    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年代迎面而来，人们朝气蓬勃，跃跃欲试，憧憬着未来。大学校园内，文化以及学术气氛开始活跃，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人们在呼喊：把失去的时间追赶回来，让知识和文化滋润更多的心灵。
    在时代的呼唤和影响下，大学校园内，学子们被激励着，大家满怀理想，汲取知识和智慧的营养。回首大学时代，杜永彬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在川大，杜永彬对知识和学问的渴望，被读书、做学问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唤醒。
    杜永彬不仅在专业课上狠下功夫，对比较薄弱的英语，他也丝毫不放松。在杜永彬的记忆里，不管走路还是上厕所，嘴里念叨的始终是英语；无论清晨还是夜晚，在路灯下，在图书馆，不少人捧着书，如饥似渴阅读，杜永彬也在其间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时代以尊奉知识为贵，杜永彬以读书为荣。
    杜永彬说，把书当饭吃既是自己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在那个年代，人们对知识、对书本的渴望仿佛一座火山，沉睡多年，瞬间爆发。
    大学时代，杜永彬开始憧憬毕业后考取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将来成为一名学者。毕业那年，杜永彬报考川大西方史学史硕士研究生，未被录取。按照各地分配需求，杜永彬被分配到安徽财贸学院，财贸学院安排杜永彬教授中共党史。
    按计划分配毕业生有点像订娃娃亲，被定亲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利，更没有表达意愿的机会。杜永彬是个文科生，却被分配到了一个理工科学校，教授的课程也与自己的专业没多大关系。
    如果只是为了找个铁饭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倒也罢了，但杜永彬的人生目标决不在此，他渴望在文化、学术氛围浓郁的环境里，继续攻读，并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但在安徽，在蚌埠地区，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完备的矿产体系和各种工科学校，文科出身的杜永彬再也找不到可以培育自己理想的土壤。
    对杜永彬而言，要在蚌埠实现自己的理想，无疑是在铁矿上栽种水仙花，几乎不可能。思来想去，杜永彬决定离开安徽，回到四川，继续考研究生。在安徽财贸学院磨蹭了两年后，杜永彬考上了川大的世界近代史硕士研究生。然而，杜永彬的回川之旅却又再生波折。
    安徽财贸学院同意读研却不放人，提出以委托代培的方式，让杜永彬去川大，毕业后仍然回财贸学院教书。眼看自己的一番努力就要白费，杜永彬心有不甘。情急之中，杜永彬“曲线回川”。他想办法联系上了成都财政管理学院，并在该校试讲成功，并于试讲当天拿到了调令，安徽财贸学院这才同意放人。
    回到成都，由于种种原因，杜永彬还是没能如愿就读川大硕士生世界近代史专业，硕士生导师邓文才惜才，在他的推荐下，杜永彬前往四川省社科院，就读于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门下。当时，四川省社科院尚没有资格授予硕士学位，由川大授予历史学硕士学位。
    就这样，杜永彬一心准备考取历史系研究生，却走上了研究藏学的道路。命运的安排看似有些“荒诞”，却又不乏合理之处。
    早年，还在念中学的时候，杜永彬就对地理和历史学科偏爱有加，考大学的时候，凭杜永彬的底子，他完全可以就读地理系，而任乃强先生以地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享誉藏学界，杜永彬拜在门下，也算情理之中。在成都，杜永彬开始了自己藏学研究的生涯，他一如既往，把书当饭吃，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浮躁中按心的指引选择藏学
    1985年到1988年，杜永彬时常骑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潮和喧闹的街道，从青羊宫到任乃强先生家上课。是年，任乃强先生已92岁高龄，面对第一次招收的研究生，任老恨不能将治学方法和一生的学问悉数传授给学生。任乃强先生96岁逝世，一生只招收过一届研究生，杜永彬成为任乃强先生的关门弟子。
    谈到任乃强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杜永彬说，除了治学方法，自己至今秉承着任乃强先生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向，而任乃强先生的治学精神则成为自己的精神图腾，时刻鞭策着自己治学做人。
    解放前，在交通极端不便，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任乃强先生三次深入康区，战胜重重困难，步测手绘，进行实地考察，留下大量珍贵的第一手的学术资料，为后来研究康藏地区历史的学者们开启了研究之门。
    杜永彬说，自己视学问为宗教的治学态度源自于任乃强先生。
    承袭任乃强先生的衣钵，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杜永彬特别重视实地考察，重视学术与实际结合。1987年至今，杜永彬几乎每年都要深入西藏及其它藏区实地走访，进行学术考察，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杜永彬说，没有田野调查，学术研究难以接地气。
    纵观杜永彬撰写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既涉及藏区的文化、历史、人物，也涉及藏区的生态环境和现实发展，西方人的“西藏观”、藏传佛教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亦在杜永彬的研究视野之内。杜永彬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能为藏区的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进入2000年，杜永彬藏学研究的足迹向国外延伸，他多次受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意大利等国拜访西方的藏学研究机构，参加国际藏学研究的各种会议，杜永彬藏学研究的视野得以进一步拓宽。2000年到2005年，杜永彬先后被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伯克利加州大学聘为研究员和访问学者。
    回顾这些年的藏学研究生涯，杜永彬说，前往北京，继续攻读博士生，并留在中国藏学中心成为一名研究员，成为了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点。
    1988年，下海经商逐渐成为时代潮流，潜心学术、坐冷板凳已经拢不住很多人的心，大家一门心思想着赚钱，争着往沿海跑。在杜永彬身边，同级的硕士研究生同学中，有不少去了海南，不再选择搞学术研究。
    是年，杜永彬刚刚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几乎是在同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急需大量学术研究人才。揣着任乃强先生写的推荐信，杜永彬还是有些犹豫：究竟上北京，还是该留在成都，或者弃文下海？
    在人生的选项可能变得富裕的时候，未来变得难以抉择。
    历经一个月的思考，杜永彬选择上北京，去藏学研究中心工作。杜永彬认为，藏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的未来充满希望。杜永彬的一位师兄也力劝其前往北京，师兄的一句话说到了杜永彬的心坎上：川人不出夔门，不知天有多大。
    逆着全民下海经商的潮流，杜永彬去了北京，去坐冷板凳，在别人眼里，那是件没有油水的事，赚不了钱，也升不了官。到了北京，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工资很低，低到买一本书也要挠挠头皮，在买书这件事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天天在斗争。
    那个时候，杜永彬常常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图书馆内冷冷清清，杜永彬的身影有些孤单，对比80年代的学术氛围，杜永彬心中时常泛起凄凉之感。杜永彬说，90年代初，不少高校甚至出现博士生导师招不到学生的现象。读书、做学问，不再是热门，它渐渐复归平静，变成了极少数人的事。
    “学术是有尊严的，神圣的，要进行原创性研究，有时难免被冷落，但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杜永彬说，那个时候，自己会时常想到任乃强先生，想到先生的治学精神，想到先生对待学术事业的一颗赤诚之心。
    当周边的人谈论着赚钱和升官的时候，1998年，在北京，杜永彬在中国社科院拿到了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杜永彬还随中国藏语高级佛学院研究室主任联波活佛修习了中观典籍。
    在此期间，杜永彬的语言能力进一步提升，在英语的基础上，杜永彬逐渐学会了藏语、藏文和法语，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再添基石。在北京，杜永彬还拜访了很多藏学前辈，他的学术研究方向也逐渐扩大，时至今日，其学术研究不拘泥于藏学范围内，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有目共睹。
    如今，杜永彬的头发早已花白，似乎早已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可在杜永彬家里，书房内满满当当的书籍，仿佛在说：杜永彬仍然是那个把书当饭吃的人。现在，杜永彬每月的工资是8000多元，拿到手是6000多元，在北京，这种工资收入并不高。
    采访结束的时候，记者为杜永彬拍下一张照片，照片上，杜永彬送上自信的表情，在他身后，满满的书柜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杜永彬说，自己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