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嘉措

     9月，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丹增先生来康定做讲座，我有幸给他做了一回主持。他的演讲从大家熟悉的《康定情歌》和“溜溜调”讲起，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在讲到“跑马山”时，他说“跑马”二字是由藏语“帕姆”而来，佛教上认为此山是“多吉帕姆”，即“金刚亥母”的殊胜之地，而不是因在山上跑马而来，这完全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读，一下子颠覆了康定本土数百名年轻听众对自己家乡的认识。

       丹增先生的演讲引起了我对康定历史的兴趣。真实与虚构，积淀与迸发，解构与重建，是对康定这座川藏古道重要驿站、汉藏文化交汇之地的叙事主题。类似“跑马山”的指称，在康定北门还有一座“郭达山”，山下的桥头上还有一座“郭达将军”弯弓搭箭的雕塑。据传说，这位郭达将军，是三国时代诸葛亮的部将，孔明先生南征七擒孟获，命令郭达到现在的康定这个地方起炉造箭，因此这里就被称为打箭炉。但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历史上并无郭达此人，“郭达”是藏语“噶达”的转音。如果赞同这一观点，历史的叙事应该是这样的：道孚的协德地方，藏语旧称“噶达”，清政府为迎接安置七世达赖，在此地修建了惠远寺，藏语称“噶达强巴林寺”，寺庙对面茶马古道的一道山梁至今仍被称为“疙瘩梁子”，“疙瘩”亦应由“噶达”而来。从疙瘩梁子沿已经废弃的古道来到康定北门，首先看到的这座山也称为“噶达山”，传来传去就成了“郭达山”。人们出于对“噶达”神圣性的理解，以及驻守川边的将士对诸葛丞相的崇敬，就把打箭炉的由来与诸葛亮南征联系起来，附会“郭达将军”成为打箭炉的创立者了。另据任乃强先生考证，“打箭炉”三字初见于《明史》，之前的史书称“鱼通”，因此“打箭炉”也应是藏语“打折多”转音而来，是“打曲”与“折曲”二水汇合之处。

       暖暖的阳光照在康定溜溜的城上。没事的时候，我喜欢穿行在一条条的大街小巷里，寻找过去的老街，踏勘那些携带着历史记忆的碑刻、雕塑、建筑等等。在《孙明经西康手记》中收入了1939年孙明经先生拍摄的一张康定全景图，十分壮观而震撼。随着时代变迁，那座具有典型川西古镇建筑样式的康定城已经不在了，过去的武侯祠、诸葛街、老陕街没了，过去的瓦斯碉包家锅庄、将军桥邱家锅庄没了，过去的东门、北门、南门也没了。但康定是一座建在河上的城市，好在当年的将军桥、上桥、中桥、下桥基本还在原来的位置。每到夜晚，这几座桥把康定装扮的炫丽多彩。折多河畔的情歌广场上，不分春夏秋冬，跳锅庄的人们永远那样快乐地起舞。

       如今在将军桥桥头有一座花岗石雕塑，倚马揽卷的是被乾隆皇帝称为“三朝武臣巨擘”的岳钟琪将军。康熙年间，32岁的岳钟琪率先遣部队从打箭炉出发，经理塘、巴塘、察雅、昌都等地直抵拉萨，反击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雍正年间，盛年的岳钟琪随年羹尧回击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津，平定果洛地区和青海全境的叛乱，之后被授宁远大将军领旨出兵新疆伊犁；乾隆年间，岳钟琪先是参与平定大小金川战事，64岁时临危受命二出打箭炉，参与平定川西和西藏战事。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为了国家的安宁与康定，戎马一生，征战驻守在中国西南、西北边疆，伫立在康定城的将军桥头当之无愧。

      然而，将军桥之名并非由岳钟琪而来。1918年，川军旅长陈遐龄被北洋政府封授为“福威将军”镇守川边。1922年，陈遐龄驻守打箭炉期间，在修建东关城门时把“紫气门”改成“康定门”，并亲自手书匾额挂在城门之上。尽管1908年已在打箭炉设立了康定府，但这似乎只是一个行政概念，人们仍然称康定为“打箭炉”或“炉城”。在吴丰培先生辑的《川藏游踪汇编》中，对清末民初的官吏和军旅人士记载中始终没有出现“康定”二字。这似乎可以把陈遐龄算做是康定城的实际命名者。据说他在折多河上修建了一座木桥，后人称为“将军桥”。陈遐龄继赵尔丰之后主持修通了雅安至康定的兵道，曾书写“西旅底平”石碑，自诩坐镇川康的功德。但任乃强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在《西康札记》中专制“陈遐龄之罪恶”一节，称“陈遐龄在边五年，足迹不出炉（打箭炉）雅（雅安），视关外如敝屣，所遗罪孽，罄竹难书。至今边民言往事者，莫不切齿痛恨之。”虽然陈遐龄自己修了“将军桥”，却被后人在桥头塑了岳钟琪的“将军像”，历史的书写并不总能如自己所愿。

        将军桥上游有一座石拱桥称为“公主桥”，是纪念文成公主进藏的，大约修建于清代。根据唐代的自然交通条件以及后来的史料记载，文成公主进藏应该走的是青海唐蕃古道。但是在康定地方却流传着许多文成公主的传说，比如康区最重要的寺庙之一塔公寺，被认为公主进藏途中曾在此歇息，并留下了与大昭寺释伽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一样的塑像。在传统地理概念上，康定处在关内关外的分界点，跨过折多河、翻过折多山，就到了关外，就到了藏区，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文化信仰，都有很大的差异。作为一座汉藏等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城市，把川藏大道的这一关口命名为“公主桥”，乡城县的民间画师也在桥头绘制了“文成公主进藏”巨幅壁画，这其中寄托了多少丰富的历史情感，又传承了多少悠远的历史韵味。

       我也产生过同样的感触。这些年来，从川藏古道的东段成都、雅安，走到川藏古道的西端拉萨、日喀则，再延伸走到西藏与尼泊尔交界的吉隆口岸，感受历史沧桑，体会时代变迁。在大渡河边的泸定化林坪，看到有一块乾隆御弟果亲王的诗碑，“泰宁城到化林营，峻岭临江鸟道行。天限华羌开此地，塞垣宜建最高坪”；在金沙江畔的巴塘鹦哥嘴，看到“竺国通衢”、“孔道大通”的苍劲石刻；在布达拉宫的红山之上看到“安藏碑记”、“功垂百代”的摩崖石刻；在喜马拉雅深处的吉隆古镇看到唐碑崖刻“大唐天竺使出铭”。如今，在康定城的东大门，也有一组栩栩如生的茶马古道雕塑。在折多河的左岸，还有一条名为“康定记忆”的长长画廊。每次走到这些地方，都会生发出许多感慨。一条古道，打开了一扇历史之门，也串起了一条历史长河。

       康定不仅传递着和谐之美，记载着历史之美，还散发出浓浓的艺术气息。当然，部分原因是《康定情歌》所具有的民族性和国际范儿。一位来自美国阿拉斯加的人原本在成都教书，到康定后就被深深吸引，在“溜溜城”步行街开了一家“喜马拉雅咖啡馆”，成为年轻人聚会的时尚之地。在康定背靠的阿里布果山白土坎村，不知谁开了一家客栈叫“南无号”，外墙上挂着一排刻着“锅庄”、“情歌”诗文的小木牌，院里藏式小楼阳台上盛开着格桑花。就在“溜溜城”的下方，有一组青铜雕塑。一位西装革履的英俊男子深情地拉着小提琴，一位身着藏装的年轻姑娘跳起曼妙的舞蹈。

       雪在下着，康定情歌还在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