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作品继承了元朝时期盛行的 “尼瓦尔唐卡画风”之经典构图，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调整。“尼瓦尔”画风也称作“噶当巴”唐卡画风，也有专家认为其后期本土化后，应称作“希吴冈画风”。这种画风由尼泊尔画家阿尼哥等带入西藏，并在当时深受萨迦派重用。八思巴把阿尼哥带到带到了元大都（北京），并积极影响了此后汉地佛教寺塔、绘画及雕塑等。

       ■刘忠俊 文/图

       工笔画作品《大元帝师八思巴》是我在2012年创作的，该作品表现了历史上西藏高僧八思巴的英伟形象和他的传奇经历。作品画心宽约105厘米，高约152厘米，八尺云龙纸裁小使用。材料包括：矿物颜料、植物颜料、水彩颜料和丙烯颜料等。赋色方面使用矿物颜料在生纸上皴擦出沧桑的斑驳美感。用深浅冷暖来让八思巴坐像和“六盘山相聚”在画面上显现出来，而其他内容则逐渐隐藏于漫漶的背景里面。画面正中身着华美僧衣者就是萨迦五祖之八思巴，他有着昆氏家族的尊贵容貌、有着萨迦法王教主的庄严神态；他双手结转法轮印于胸前，跏趺坐于金刚法座之上，法台正中的海螺正是萨迦派圣物。昆氏家族世代以“三怙主”（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化身而传承教法至今，故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三怙主”的红、白、蓝三色，故又称“花教”；所以在画面顶上主尊的位置分别是观音、文殊、金刚手三位菩萨。

       从“三怙主”往两边发展，分别是早期“萨迦五祖”中的前“四祖”：初祖贡噶宁布(1092--1158年)；二祖索南孜摩(1142--1182年)，三祖扎巴坚赞(1147--1216年)，四祖贡噶坚赞(1180--1251年)，即“萨迦班智达”。而萨迦第五祖就是画面正中的八思巴(1235--1280年)。根据藏文史料，萨迦五祖中的前三祖称为“白衣三祖”，因为他们都没有正式出家受比丘戒，而是身著俗衣以居士身份自居；后二祖称为“红衣二祖”，因为他俩正式出家为僧，受过比丘戒，身著红色袈裟。1253年夏天，忽必烈的军队到达六盘山一带，请八思巴到军营一叙，虽然有的史书记载之前八思巴就与忽必烈见过面，但这次是八思巴第一次以萨迦教主身份正式会见忽必烈。画面的下方表现的就是“六盘山相会”的历史场景。画面右边是八思巴一行列队迎接的场面。中间着红色吐蕃服装者即是八思巴，他手捧哈达、神情庄严的给忽必烈献上哈达，红色吐蕃衣服暗示他当时还未受比丘戒的“红衣”身份；在他身后哈达搭肩、双手合十者为其弟恰那多吉，藏青色衣服暗示他的俗人身份；队列后面是两位服侍教主的僧侣，他们头戴吐蕃毡帽、牵马负笈等候在一旁。左边是蒙古王族的仪仗队列，为首便是身着白色裘衣的忽必烈。其后是三个侍女簇拥着的察必王妃，第一位侍女扶着代表皇族的华盖，而淡青色华盖说明：忽必烈当时尚未继承蒙古大汗位。察必王妃和侍女皆穿着红色的蒙古弘吉剌部落服装，所不同的是王妃服饰比侍女服饰更显尊贵和优雅；队伍的最后是一位穿着青衣、佩戴短刀的蒙古侍卫。整个蒙古王族队列面对将来的帝师八思巴，大家都谦逊、虔诚、静穆地双手合十致意。忽必烈、察必王妃以及八思巴的形象是根据古代绘画作品和文字描述而创作的，服饰、用具、民风民俗也都经过仔细的研究考证。画面两边是用“八思巴文”的字母组成的纪念柱，彰显八思巴创立“蒙古新字”的功勋。受忽必烈指派，八思巴借鉴藏文拼读方式创制出由41个字母构成的一种新文字，其语音拼读均按蒙语，又称“八思巴蒙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献蒙古新字后，忽必烈极为高兴，并於1268年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