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木刻版画

   雕版印刷在藏族社会有着悠久历史。这项技术一直沿用到当今。雕版印刷为藏族文化的发展作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历史上，雕版印刷普遍集中在一些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的印经院，在民间流传的则是少量的日常需要的“龙达”版。格萨尔木刻版画在藏传佛教印经院和民间都有遗存，但作品非常少。

   在民间，木刻版画亦常称之为唐卡，它是唐卡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单列了木刻版画。

   德格印经院是我国藏区三大印经院之一，由于它所保存的古代木刻印版数量最多、刻版工艺最精良、收集的文献典籍最齐全而位居三大印经院之首。在德格印经院的木刻版中，有许多珍贵的木刻画版，仅独立的画版近4000幅。此外，还有许多文字印版的插图。在这些画版中，有两幅格萨尔王骑征像的版画。其中，一幅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由于它的画面版幅尺寸较小（33cm×20cm），所以，印经院的人们习惯称之为“格萨尔小像”，具体作者不详。另一幅是近代作品，其绘画作者据说是著名绘画大师唐拉泽旺。该幅格萨尔木刻版画的画面版幅尺寸较大（80cm×60cm），故称之为“格萨尔大像”。两幅木刻版画的构图大致相近，均为格萨尔王骑马征战像。格萨尔王身着铠甲，于整个画面的中心位置骑着战马，右手挥舞着神鞭，左手持带旌的长矛，神情威严，在画面的上部和两侧为格萨尔王13位保护神的动物化身，下部为放满18种宝物的莲座，格萨尔的坐骑奋蹄踏于莲座之上。区别只能在细微中才能分辨，譬如莲座、云纹、莲座上的宝物、13位保护神等细部画法。

   在偌大一个印经院，虽然只有两幅格萨尔木刻版画，但是，它们的作用和流布范围却非常大，凡有求者，只要到印经院，可根据需求者的意愿，或印成布质，或印成纸质。

   还有一种木刻印刷则普遍流行于民间。据说这种版式的图案是居米旁大师亲手设计绘制的。笔者在石渠考察期间，宜牛寺第五世活佛四郎仁钦向我们出示了据传为居米旁大师手绘的彩色布质真迹，当地人们都管它叫“格萨尔煨桑旗”。由于历时较久，又经烟熏和水渍浸污，许多图案已很难辨认，从四周的藏文字迹看，确属手书藏文。据四郎仁钦活佛讲，后来所有藏区的格萨尔煨桑旗，绝大部分都是艺人们根据居米旁大师的手迹刻成版后印刷的，流行地区很广。该旗旗面四周都写有藏文的偈颂词，整面画幅均匀分为9个四方格，居中的一格是格萨尔王骑征像，上部的第二格为金刚结和日月星辰，其余七格各格中分别绘制了七对相克的动物，寓意非常深刻，其目的是告诉人们，即使曾经有过仇隙，经过战神格萨尔王的调处和相互之相的谅解，也能够和谐共处的。

   在广大农牧区，尤其是牧区，各地每年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格萨尔煨桑活动，在煨桑台上插的绝大多数都是格萨尔煨桑旗。据说在色达县色柯镇一带村子里，大都刻有这种印版，有的是村寨集体刻制的，可供全村寨人使用，有的则是私家刻制的，除了自己用外，邻居们也可去印制。

   关于格萨尔煨桑旗木刻印板在民间的遗存量无法统计。这种印版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因为许多地方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煨桑活动。

   鉴于格萨尔木刻印版的功能较为特殊，而且载体形式也特别，所以，将其单列为格萨尔图像的一个类别。

   格萨尔面具

   藏族的面具文化十分发达，其载体主要为寺庙“羌姆”、藏戏、民间舞蹈、民间祭祀活动等。格萨尔面具的载体主要是藏戏。格萨尔藏戏根据笔者调查，兴起时间较晚，其发祥地为德格县竹庆寺，创始人为该寺第五世土登·却吉多吉活佛，时间为公元19世纪末。当地流传着一个神奇的故事：土登·却吉多吉有一天夜里，梦中梦见格萨尔王，格萨尔王神授活佛要编演《格萨尔》藏戏。活佛次日醒来，便与寺内一些僧侣商议此事，之后分工各行其事。格萨尔王面具，活佛认为关系重大，于是亲自动手构思和制作。面具制作完毕后，活佛又纳闷了，岭国那么多的将领，还有格萨尔王的妃子等的面具却无从下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活佛熟睡的夜晚，格萨尔王带着岭国众将和妃子等走进了他的梦乡。活佛认真地记下每个人的特征。当从梦中醒来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勾画草图。经过数月努力，面具制作完毕，剧本也编写完毕。

   择选吉日，盛典开光后，藏戏隆重上演。最初的剧目为《赛马登位》、《岭国三十员大将》、《岭国统帅格萨尔》、《七大勇士、十三王妃》、《岭·格萨尔、王妃珠牡和十三位尔玛战神》。之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的一些寺庙先后派人到竹庆寺学习，格萨尔藏戏便传播开来。笔者2002年去竹庆寺学习考察时，拍摄了寺内主要的面具共38幅，包括格萨尔王、三十员大将和七位女士。据说该寺演出格萨尔藏戏的面具达80余具，包括13位尔玛神在内。在德格一县，常年演出格萨尔藏戏的寺庙就达14座之多。2003年，笔者又去德格考察，听说在马尼干戈附近的一座宁玛派寺庙——腰日寺有格萨尔铜质镀金面具，这种铜质镀金面具还曾被送到北京参加过格萨尔文化展。在腰日寺，笔者终于如愿以偿，拍到格萨尔铜质镀金面具。

   格萨尔藏戏是藏戏中出现较晚的戏剧，所以，格萨尔面具不仅是藏族面具文化后兴的一个类型，而且在格萨尔图像艺术中的年纪也较轻。但是，由于《格萨尔》在藏族民间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和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格萨尔藏戏的发展至今方兴未艾，各地都在编创新的剧目。许多分部本诸如《赛马称王》、《天界遗史》、《地狱救母》、《霍岭大战》、《达岭大战》、《阿里金库》、《地狱救妻》等，经过改编，走上了藏戏舞台。格萨尔藏戏的发展，为格萨尔面具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时至今天，格萨尔面具的数量在藏戏面具中几近半壁河山。

   格萨尔面具与其他藏戏面具比较而言，有两个较突出的特点。

   1、武士形象浓烈。《格萨尔》是一部反映我国藏区古代藏族部落社会和部落战争的英雄史诗，许多分部本都表现战争场面。无论岭国（部落联盟）还是别国（亦指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物，大都以武士（将领）身份出现的。所以，在造型上，其面相均较威严，有逼人之气；头上戴头盔，头盔上还插有旌旗，与内地汉族武将的头饰有较显著的区别，内地武将的旌旗一般都插在肩臂处，头盔上多插翎羽。故而，在制作格萨尔面具时，需在头盔顶上安置旌旗的插孔，以便使用时插上。而与藏传佛教寺庙“羌姆”中的护法怒相面具比较，面相却又显得中性一些，并不那么狰狞。

   2、寺庙“羌姆”面具特色较浓。由于格萨尔藏戏最初是从藏传佛教寺庙发端的，所以，在面具的制作工艺方面，以及造型形象方面，都有较浓的寺庙“羌姆”面具特色。在制作工艺上，除前面所提到的极个别的铜质镀金面具外，其余大都属于贴布脱胎面具类型。与其他藏戏面具的质地和工艺比较，显得比较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