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文

      来到有“雪域敦煌”之誉的德格印经院，面对赭红色黏土筑起的高墙，我心中有过久久一阵惊颤。这座坐落于金沙江畔深谷里的雄伟建筑，是清朝德格土司历经四代人的相继努力才得以建成的，整个工程在130年时间里分期逐步实施，累计耗时27年。对于急于功利的现代人来说，这种忍劲和耐性是难以想象的。

      印经院位于德格县城的欧普隆河畔，占地8000多平方米，赭色墙体，顶部装饰有八瑞相铜牌、风铃、镏金孔雀、金顶宝幢等，整个建筑属藏族传统风格，庄严肃穆，气势宏大，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氛。印经院内部，多楼组拼，中有天井，廊道曲折，梯阶棋布，层次错落复杂。各处檐、梁、柱、门窗、顶棚、墙壁，布满了彩绘、壁画和雕刻，无不显示出康藏实用美术的精工。

      据史料记载，印经院始建于德格十二世土司兼六世法王却吉·登巴泽仁时期，动工时间为1927年，一期工程以护法圣堂为主，历时10年，仅彩绘雕塑等装饰工程，就有45名画工和136名技工干了三年。1738年，登巴泽仁去逝，第十三代土司四朗贡波、第十四代土司彭措登巴、第十五代土司洛珠降措继承先辈遗志，前赴后继，历时百年完成全部工程。当然，最摄人心魄的还不是建筑本身，而是里面珍藏的数十万块被视为藏文化瑰宝的古籍刻板。许多中外游人、学者专家慕名来到印经院后，都会对这些古籍刻板惊叹不已。

      印经院建起后，登巴泽仁十分重视其经营发展，不仅委派了巴班（院长）、巴涅（总务管家）和巴仲（秘书）三人对其直接管理，还定期听取典籍收藏、刻板印刷、销售经营等方面的汇报，并赋予印经院下辖5个小头人数百农牧户可使用象征土司家族的蝎子图章的权力。此后历代土司，也都一如既往地支持印经院，使其能够数百年而不衰。至今，印经院的印刷经营活动依然在进行，依然在传统工艺流程的匡范中造纸、刻版、兑墨、印刷、装订……一切都是手工操作，显得古朴而沉重。

      然而，正是这种古朴和沉重，才更符合藏传佛教的精神。因为在佛界人士和藏民众看来，那种千篇一律的、效率低下的、劳身劳心的印刷工艺，就像磕长头、转经筒一样更能体现人的真与善，更能表达人的约己和虔诚。所以，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佛学院和寺庙，都愿购买德格印经院印刷的典籍，并将其视为收藏的珍品。

      很难想象，登巴泽仁这位康北土酋在经济落后的清代，在闭塞的横断山深谷里，他怎会做出如此不同凡响的举动而为后世留下一座文化的宝库？他怎会有如此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如此博大的胸怀？又怎么要把印经院建在此地？对此，民间和佛界有多种说法。

      传说某一天黄昏，他走出官寨来欧曲隆河边散步，忽然听到冥冥中有小孩的颂经声，他觉得此处有些异样。后来，西藏江达县一差民刻了一部《长寿经》经版，驮来德格准备献给土司，当他经过此地时，驮牛突然受惊，经板散落于地。不久，八邦寺高僧司徒曲吉久勒做出预言：欧曲隆河畔将是佛法兴盛之地。于是登巴泽仁便决定于此处修建印经院。学者们则认为，当时的登巴泽仁已52岁，执掌政权已有多年，统治区域已扩大到纵横千里，政治制度日趋完善，政局日益稳固，传播民族文化、弘扬藏传佛教，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是政治经济大局的需要。

      当然，我们还应该做出这样的补充：登巴泽仁倾其财力构建典籍宝库，与他个人的文化气质有直接的关系。他的一生，诸多方面都很优秀，自幼就在多名高僧大德的指导下苦读经典多年，少年时就显示出超乎常人的博学。他精通佛学、医学，擅长文学、历史，熟悉天文、建筑、绘画等多门知识，很受清王朝的赏识。37岁时（1710年），雍正王朝册封他为宣慰使司，御赐金印一颗、金银千两、锦缎百匹。他的文化修养和领导能力，在土司中堪称一流。如此卓越的人物，必定会做出如此卓越的事。

      德格印经院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浩瀚的典籍，在海内外赢得了显赫的声名。在高僧大德眼里，它是智慧的海洋，是知识的宝库；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它是超越世俗的圣迹。所以，每天，都有很多佛教信徒、僧人和远道而来的藏文化学者，围绕印经院一圈圈地转经。他们深信：如此神圣的殿堂，定能寄托期愿，定能给人们带来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