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昌平

4月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阳光明媚，人们已经脱下了身上厚厚的冬装，穿上了属于春的衣服，心旷神怡。

节目录制是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内进行的，那天现场专门请了不少的观众。主持人是刚从上海电视台借来专门主持这档节目的董卿，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她还不是很“著名”，但也一定很有影响的了，因为伊兰就很自豪地对我讲，她们请的是当时上海电视台的“第一花旦”，从她后来的发展看，果然不同凡响。

录制节目的前一天，我同她对台词，我问董卿：“说四川话行吗？”她说：“可以啊！但是你先说两句我听听，看能否听明白，如果行，你就说四川话。”于是，我就同她讲了几句四川话，她说你一定不要说得太快，说快了我就听不明白了。我就将语速放慢了一点，她说行，明天就用这样的语速。原本因要说普通话而存在的压力顿时就放松了下来。

第二天的现场录制十分热闹，也不知他们从哪里请来了不少的观众，将准备好的看台坐得满满的，这些观众的素质十分高，既不在现场乱走动，也没有在现场高声喧哗，到该鼓掌时，他们就一定会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了这样的氛围，我们上场接受采访也感到精神十足。

首先请上场接受董卿采访的是陈加林副州长，他原本普通话就讲得很棒，所以全程都是讲的普通话，效果十分理想。随后就是请的杨苏萍书记，她也是讲普通话的高手，她的普通话标准流畅。紧接着就是我上去了，上台前我还在暗自提醒自己，讲四川话的语速不要太快了，不然董卿听不明白，那是要砸锅的呀！

谁知上台后，董卿用她那主持人特有的标准普通话一提问，我脑子里想也没想什么，接上去的就是我那还不算“标准”的四川普通话。当时董卿就是一楞，她一定在想，你不是说好讲四川话的，怎么现在你冒出来一个这么难听的普通话了。但这都是一瞬间的事，场下的观众一点都没有反应过来，采访仍就继续，我也就只有硬着头皮将那属于我的四川普通话继续讲了下去。

那天的那场采访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架上火去烤”的感受。我要不断想着下一句普通话怎么讲，我感到头顶上的灯光格外的炽热。我的背上早已被汗水打湿，想重来已是不可能的事，想下台来也是不可能，那狼狈劲至今想来都让人难堪。节目录制完后，加林副州长和苏萍两人说我表现不错，才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在这次节目录制的过程中，现场还穿插表演了一些与《康定情歌》相关的文艺节目，有我们上面提到的容中尔甲的演唱，还有当时在北京城已经很有名气的“女子十二乐坊”演奏的康定情歌等。老实说，中央电视台确实不愧是国家级的电视台，做这样一个介绍西部民歌的综合文艺节目，他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据伊兰介绍，从提出设想，到这次录制，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后期都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大概还得要一段时间才谈得上播出的事。

由于他们前期工作的充分，我们在他们那里还真了解了不少有关《康定情歌》作者的线索，就是在他们那里我才第一次看到了喻宜萱老师灌的第一张《康定情歌》的唱片，第一次听说了吴文季后来的踪迹，第一次知道了“山歌社”编印的油印本《中国民歌（第一集）》竟然真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民歌集，其中江定仙为此作的序就是后来在中国音乐界影响极大的“江序”。

此刻，希望能尽快见到喻宜萱老师就是我们这一行人的最大愿望了。通过文有仁，方辉盛两位老师的衔接，拜访喻宜萱老师的时间很快就敲定了下来。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文有仁、方辉盛两位老人坚持要同我们一块儿去拜访，这让我们十分感动，因为他们都是70岁和80岁的人了，让他们从北京的这一头到北京的那一头，确实让这两位老人辛苦，让我们心中过意不去。

但由于他们已经几次去拜访过喻宜萱老人，同老人已经十分熟悉，有他们引见，会让我们更加方便，更何况，我虽然已经在电话和书信中同两位老人有了几次交往，但毕竟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也极想同这两位我心中的“高山”见一见，当面向他们表达我们的谢意。于是，在电话中，大家约定了一起去拜望喻宜萱老人的时间和相聚的地点。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阳光将大地照得明晃晃的，但还不算太热，正是让人浑身舒畅的时候。喻宜萱老师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幢宿舍楼之中，要不是有文有仁、方辉盛二位老师，我们怕是很不容易找到这里。听到我们的敲门声，我们就听见一个极有磁性的女声在说“来了！来了！”老人亲自开门迎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