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文

   杨鹃国认为，苗族（红苗、黑苗、花苗）妇女裙裾上的线条，就分别代表了苗族迁徙所经过的河流和重要的山路，甚至能辩出哪条线代表黄河，哪条线代表长江，哪条线代表嘉陵江，哪条线代表洞庭湖，哪条线是指向西南的山路。背牌上密挤的回环式方形绣纹、水纹和棱形纹饰，则代表的是北方的故土，那里有田畦、阡陌。围腰上有形若刀枪剑戟弓弩的纹，被看作是先祖使用的兵器。如此等等，都是先民战争迁徙及生息发展的历史记录，正如苗族古歌中所唱：“……衣衫上的花纹就是罗浪周底/围裙上的线条就是奔腾的江河/他们又想起曾经住过的房屋/他们又把这些景致做成披肩/把这些披肩拿给年轻的男子穿/他们又记起那些开垦出来的田地/他们又把那些景致绣在围裙上/他们把这些裙子拿给妇女穿……”

   用服饰图案反映战争和迁徙,不是后辈子孙刻意所为，而是先民在迁徙途中就开始使用的记录方法。这种情况在苗族古歌中多有反映:“我们天天奔跑日夜游荡/不知哪里才是落脚的地方/让我们摘下花朵插在姑娘头上/让我们割下树胶染在阿嫂的衣上/让我们把涉过的江河画在阿妈的裙上/不要忘记这里是祖先栖居的地方……”当时妇女们用树脂在衣裙上匆匆绘下的故土景像和迁徙路线，是记实的、单调的，有明确目的功利的。如迁徙路线，既是辛酸历史的映像，更是留给后代返回故里的路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回祖地已成为幻想，服饰图案的功利目的逐渐被象征意义、思想意义、寻祖心理所取代，就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并在代代相传中融进了更多的道德伦理和审美情趣，其构图、疏密、虚实、明暗、空间布局、色彩强弱等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异，变的更加抽象了。

   以战争和迁徙为内容的族源历史仅是服饰符号的一部分，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创世史诗、神话故事和原始宗教的传统意识。这些传统意识往往表现为图腾崇拜、神灵崇拜和自然崇拜。

   像其它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栖居于横断山的众多民族的先民都有自己的创世之说，起源之说和生命之说。那些关于人祖诞生及繁衍历程的神话传说，虽纷呈异彩、各有不同，但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模式：人祖最初起源于某种动植物或某种物体，并在繁衍过程中与之发生着特殊的关系。这样，某种动植或物体就被视为祖先、亲族和保护神而受到虔诚的崇拜。因为原始人面对庞大复杂的大自然，不能解释其神秘莫测和各种现象，也不能解释自己的生死、病痛和梦寐，总以为冥冥中有不可捉摸的力量在主宰着世界，于是就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和自然崇拜现象。

   被崇拜的对象很多，有天上的日月星辰、风云雷电，有空中的喜鹊、麻雀、鹰、燕、白鹤、蜜蜂、飞蝶等，有水中的鸭、鹅、鱼、虾、青蛙、贝壳等，有地上的牛、虎、狮、狗、鹿、羊、马、猴等，有树木、花朵等各类植物。这些被崇拜的动植物或物体的形象不仅被供于祭坛、绘于肢体，也被彩绘、刺绣、腊染、镶拼于服饰上，以表示人的敬畏和感恩。如彝族人，他们有人类先祖最初诞生于葫芦的说法，视葫芦为灵物，所以有的老人喜欢在胸前佩挂一个小葫芦。再如纳西族，他们的祖先认为人的生命的诞生与一只大母蛙有关，因而就喜欢穿戴一种蛙形的披肩。披肩上刺绣有七个星状圆盘，也是缘于他们的创世故事：很久以前天上八日并出，晒得人死草焦，有一个身披水鸟彩羽的纳西少女勇敢地战胜了毒日，却牺牲了自己，为纪念这位少女，人们把七个太阳的图像用彩线绣在了披肩上。在苗族的创世史诗和神话传说中，有这样的说法：枫树生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又生了人类及一切动物和日月星辰，之后才有了兄妹合磨、赛马成亲、姜央射日月之类的故事。所以，枫叶就被视为生命之源、万物之母，许多刺绣、蜡染或编织的花纹，都缘于枫叶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