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次仁

羌，在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学者于省吾先生说：“追溯羌字构形的由来，因为羌族有戴羊角的习俗，造字者遂取以为象。”《说文·羊部》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 羊亦声。”由此看来，羌是对西方牧羊族群的一种泛称，它并不是确指哪一个部族。古代汉族史学家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了解是通过战争、掠夺、俘虏、传闻、道听途说等间接信息获得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双方不可能有互通语言文字的人充当翻译，因而其史料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这在《后汉书·西羌传》中也讲得明白：“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尚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好不可纪也。”古代汉族史学家还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后来的人就有点信誓旦旦了。

藏族学者南卡诺布先生在其《藏族远古史》一书中指出：藏族史家在论述周边藏系各部族时，往往喜欢用方位词表示。比如，东方的族群称为“夏尔巴”；南方的族群称为“珞巴”；门域的族群称为门巴；北方的族群则称为“羌”；这犹如藏族内部称日喀则地区的藏族为藏巴；拉萨人称为博巴；安多地区的人称安多娃；康区人称为康巴一样。因此，藏北草原被称为“羌塘”。而汉族史家不懂藏文，只好用汉字“羌”为注音，这样，生活在藏北草原的古藏人部族被汉人误解为古羌人而延续了几千年。藏族学者毛尔盖·桑木旦先生在其《藏族史齐乐明镜》一书中也指出：“远古由藏族原初四大氏族分化出来的人群因居住地而得名为叶桑噶波、叶门那波、门泽那波、羌赤益喜等四个集团，羌赤益喜部族被简称为羌。我同意一些人的看法，显然汉人以羌赤的简称来命名整个藏族为羌人。”他还指出，“藏族《原始氏谱》还说，‘在此地自从古时出现五大氏族后，各氏族遂有各自的图腾，董氏族的图腾是鹿，直氏族的图腾是牦牛，扎氏族的图腾是野驴，嘎氏族的图腾是绵羊，郭氏族的图腾是山羊。’”因此，在汉文史料中才会出现什么白马羌、黄羝羌、黄牛羌、牦牛羌、白狼羌等等称谓，这实际上是对远古藏人不同部族的形象称谓。仅凭羌人戴羊角，崇拜羊神就断定以山羊为图腾的古藏人为羌人，似乎有点片面。

为了佐证上述观点，我想介绍陈崇凯先生的观点。他在其《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史》一文的第一章第三节“藏族先民的两次东南迁徙及夏禹与原始苯教的关系”中说：“显然，无数的材料可以证明，华夏民族的兴起，来源还有别的渠道，在此从略。至少可以说，在晚更新世晚期的冰期中，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古藏人”东南迁徙，并且进入现在的川、滇、甘、青，甚至更远一点的湖南、贵州境内都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一支后来被称为‘羌’的‘古藏人’进入上述地区，进行了若干世纪的畜牧生产后，开始农业耕作。”他还说：“古气候的研究表明周朝（约公元前13世纪）早期仍有一段寒冷期，这一寒冷期尽管为时不长，但对居住高原的藏族先民又是一次大威胁，有可能造成藏人祖先的第二次东南之行。这一迁徙反映在汉族史书中，便是《后汉书·西羌传》中的无弋爰剑：……为何羌族大兴盛，为何出现那么多种类？以‘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解释显然是不通的。丹珠昂奔认为这种种类的出现恰恰是藏人第二次东南迁徙的结果，而这次涌人的数量比较大，可能是一个氏族一个氏族的整体迁徙。而汉文史籍则将这些西来的民族统统归于羌系列。当然，由于第一次迁徙之基础，原有的‘羌人’部落，在文化形态上与西来的藏人大体相近，有些甚至是完全相同的。”

相对于学界的传统主流观点，上述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印证。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不同的声音，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作为上述观点的旁证，我们还是听听石硕先生的看法。石硕先生在其《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一书中运用神话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相互对比，前后印证，对藏族族源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其中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指出，远古时代西藏腹心地区的“恰”氏族与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的“穆”氏族相互联姻的史实，正是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传说产生的蓝本。二者开始发生渊源关系的年代极其久远和古老。横断山区的“穆”氏族并不是过去传统认为的氐羌系，而是与氐羌有别并且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定居在横断山区的另一个族群系统——夷人（藏文史料中称为“穆”）。

作者通过对《白狼歌》的语言学分析，明确白狼语为古代“夷人”的语言，从白狼语产生的青藏高原东缘这一地理范围和与彝语支语言最为接近的事实，印证今彝语支的先民即是古代“夷人”，否定其为“羌之夷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