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华

鱼通藏族的形成

●贵川部落投唐归附

唐时，吐蕃势强，大势东扩，康巴原有土著部落大多为吐蕃兼并，部分部落则不愿臣服于吐蕃而投唐归附。为了安置这批g归附部落，唐王朝根据“国家一统”和“因俗而治”的原则，按知州、知县设置方式，在大渡河及周边地区设置了109个羁縻州。这些羁縻州按部落列置，或大或小，都督、刺史由部落首领担任，世代承袭，并与朝廷之间保持一种定期“贡赋”关系，故称羁縻州。这些羁縻州分别由雅州都督府、黎州都督府管辖，其中雅州都督府所领羁縻州57州；黎州都督府所领羁縻州52州。贵川部落就是其中之一。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692年，吐蕃大首领曷苏率其所属并贵川部落请降，则天令右玉钤卫大将军张玄遇率精卒二万充安抚使以纳之，师次大渡水，曷苏事泄，为本国所擒，又有大首领昝捶率羌蛮部落八千余人诣玄遇归附。玄遇以其部落置叶川州，以昝捶为刺史。仍于大渡西山勒石纪功而还。”这是有关贵川部落归附最早的记载。后来的《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其中《新唐书·吐蕃传》中所记的随吐蕃大首领曷苏归附的有“贵川部落与党项众三十万”；《资治通鉴》所记时间在“如意元年六月”，地点在“大渡水西”。上述史籍所记均无矛盾，仅详略不同。

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贵川部落分上贵川、下贵川两部。上贵川在今“康定盆地”，下贵川在今鱼通。他认为康定藏语称“打折多”，意为打曲和折曲二水汇合之处，“羌蕃谓鬼为‘折’，故康定盆地有鬼原之义。唐人谓河原为川，故称其为‘鬼川’。又官文书讳言鬼字，而鬼与贵双声，故写作贵川也。”他还认为，贵川部落归附后，唐朝于武周（690年—705年）末年在康定盆地置羁縻贵州；公元729年，在鱼通地区置贵林州。因康定在上，鱼通在下，故康定之贵州也称上贵州，鱼通之贵林州也称下贵州，均属黎州都督府管辖。

吴吉远也认为唐时的贵川部落有两支，一支在“康定盆地”，一支在鱼通地方。但他认为，贵川部落并非“鬼川”，而是因为音近贵川而得名。

宋代，袭唐旧制，仍设上贵州、贵林州两羁縻州。

●贵川部落的融合

如果说鱼通人源自贵川部落，那么贵川部落是怎样融合的，是在什么时间融合的呢？

我们认为贵川部落的融合进程启动较早。从《旧唐书·吐蕃传》关于629年“吐蕃大首领曷苏率其所属并贵川部落请降”的记载来看，贵川部落在归附之前，已为吐蕃属部，因而，其融合进程的启动应在归附之前就已经开始。

吴吉远认为，贵川部落归附后，居于“康定盆地”的一支，因与吐蕃、木雅等接触较多，联系较为紧密，逐渐吸收了藏文化。唯鱼通一支或是与康定一支同时迁入，或是在如意元年归附时被安置在鱼通地方的，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被周围藏族视为异族，称其为鱼通，即缠头帕的人。

我们基本同意这一判断，但有几点需要补充。一是贵川部落原来就住在鱼通还是被安置在鱼通地区需进一步分析研究。二是贵川部落虽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吸收藏文化。三是鱼通一支的融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地理环境封闭的影响，但除了地理环境封闭外，唐、宋时期鱼通地方特殊的地缘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

第一，唐时，吐蕃东侵，康区东部地区成为唐、蕃争夺相当激烈的地方，两大势力常在这一地区形成拉锯。处于唐、蕃两大政治势力夹缝之中的古羌部落，为了生存，他们中有的是附于唐朝，时附于吐蕃；有的则明附于唐，暗中却与吐蕃私通。贵川部落随吐蕃大首领曷苏归附，正是当时各部落历史的一个缩影。在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下，各部落既在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在接受藏文化的影响进程同时进行，相互干扰，这无疑会使贵川部落融合的进程都受到影响。

第二，从文史籍记载来看，贵林州的设置贯通于唐、宋两朝，也就是说自吐蕃东扩至吐蕃王朝灭亡约200年的时间里，贵川部落都不在吐蕃政治势力范围内。对贵川部落则只能是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而施加影响力。这种影响的力道远不及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统治而形成的影响力度。因而，贵川部落的融合的速度相对要慢得多，融合过程也相对要长得多，融合的程度也有一定差距。事实上，今天的鱼通人在语言、服饰等文化上与其他融合人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特殊的融合方式所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