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记者 陈杨
    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甘孜会师”后编为红二方面军）于长征途中先后进入我州，并在我州16个县（市）经过和驻留，时间长达15个月。在和我州各族群众相处的日日夜夜，红军指战员们把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付诸行动，使各族群众亲身体会和感受到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根本不同。
    早在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就十分重视对红军指战员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就撰文强调“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红军总政治部把有关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编成10条纪律，作为教材教育指战员。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亲自宣讲。
    原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在《难忘的岁月》一文中回忆：“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群众的风俗、生活习惯，我们调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婚姻制度、喇嘛的教义以及社会组织。我们还研究了如何作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这些都说明，红军是十分重视民族工作的。
    为了使党的民族政策通俗易懂，深入人心，红军还把尊重藏族群众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和保护群众利益等若干注意事项编成歌谣，普遍教唱。至今，留在我州甘孜、炉霍、道孚等地的老红军还能吟唱其中的“四要十不准”。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使藏族群众蒙受欺骗和胁迫，产生疑惧，有许多群众在红军到来之前纷纷逃离甘孜，上山躲避或远走他乡，村寨里不见人烟，冷冷清清。群众在山上挨饿受冻，春耕来临土地无人耕种。红军每到一地，总是把动员群众返回家园，消除疑惧，安居乐业，组织群众春耕生产作为第一位的任务。
    红军到达炉霍、甘孜后，朱德总司令看到村寨里冷冷清清，空空荡荡，春耕在即土地无人耕种，十分不安，当即作了四项规定：一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要爱护藏族群众一草一木；三在藏族群众没有回家之前，不得允许不准住他们的房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族群众留在家里的牲畜。同时，召开了各部队负责人会议，要求各部严守纪律，又亲自与通司（翻译）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纪律，派人带上通司上山寻找离家群众，动员他们回家。眼看农时不等人，朱德总司令找总部其他首长商量说：“从现在情况看，藏族群众这几天还回不来，农时不等人啦，生产总系到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们和藏族群众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对身边的同志讲：“老百姓还在山上，我们不把粮食种出来，他们回来就要饿肚子。我们红军绝不能误了农时”。
    红军总部许多首长都参加了春耕劳动。驻甘孜县的红军掀起春耕生产的热潮，提出了“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的口号。据留甘孜的原红三十军265团战士王全明回忆说：“我们连队驻在绒坝岔，用了整整两周时间帮助群众春耕，晚上还要搞军事训练，我连一共帮了315户。群众把拇指翘得高高的，不断称谢。”同时，部队在自己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口粮中挤出青稞种子播种；没有农具就用自己的小铁铲和群众家里的木犁，没有耕牛就以人力拉犁耕地。为了不影响春耕，部队还规定了所有军事训练不许占用耕地时间。为部队磨糌粑的水磨只准在晚上用。
    由于红军及时播种，加强管理，精耕细作，大量施肥，当年甘孜粮食获得大丰收。群众称赞红军是“菩萨兵”，“红军人好心也好，种的庄稼也特别好”。这给甘孜人民留下了一段佳话。
    在甘孜，红军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买了群众的粮食，使用了群众的水磨、炊具和烧了群众的柴火都付钱或以物易物。吃了群众的东西都要过秤，按价付款，或留下欠条附言说明以后归还。红军初到甘孜时曾使用过川陕苏区的布币，上面印有“串”字，怕群众以后不好使用，后来都换成了银元、铜板或者以物易物。
    老红军扎西旺徐、王全明两位同志回忆：“红军来了，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他们对待藏族人民亲如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