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8日，《学习时报》头版头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栏目刊载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的署名文章《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本网今日予以转载：

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 尹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产业结构优化、创新活力旺盛、区域布局协调、城乡发展融合、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的发展新格局。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时指出，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产业结构优化、创新活力旺盛、区域布局协调、城乡发展融合、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的发展新格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高质量发展明确、全面、精准的定位，是我们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切实贯彻，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第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动“三个融合”上突破，加快构建“产业结构优化”新格局。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基本方面，对经济质量有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产业是伴随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深化而不断扩展的历史范畴。在经济成长低级阶段，产业结构演变主要表现为产业间比例关系调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产业间结合状况对经济的影响力上升。现代经济与科技、金融、人才等要素结合加深，产业与产业之间、产业内各生产部门之间、生产部门与要素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加复杂，形成产业体系，深刻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换句话说，一个区域的产业布局要获得好的聚集效益，必须更加重视人、财、物、技的结合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已达到很大体量，但结构性问题明显，一个重要表现是缺乏高端产业和产业链高端，同时产业内融合配套不足、产业间有机关联不够。破解的关键是，尊重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着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各产业各部门有机互动融合提升的系统工程，按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推动三产同转共进、全域协调联动，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我们将坚持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立”“降”促进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围绕“三个融合”推动产业全面整体协调发展，即：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围绕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加快先进制造强省建设;围绕三次产业融合，提升服务业配套水平，助推一二产业发展，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打通“三个通道”上突破，加快构建“创新活力旺盛”新格局。推动发展首先要解决动力问题，发展动力决定发展的速度、效能、可持续性。现代经济理论认为，驱动经济增长既可以依靠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也可以依靠技术创新。近年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减少，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等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已遇到“天花板”。与此同时，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对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既提供了机遇也形成了倒逼。历史上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面貌和格局，印证了科学技术是作为“乘数”作用到劳动力、土地、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上去的，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越大，对经济发展贡献越大，发展质量也越高，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实现我国经济由大变强、破解“阿喀琉斯之踵”的根本之策。现在社会进入创新活跃期，我们要顺势而为、深化改革，着力破除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制度障碍，提高人们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和自由度。我们将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以政府自身“放管服”改革撬动重点领域改革，聚力打通军民融合、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三个通道”，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创新，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打造东南西北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的立体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走出一条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路子。

第三，提升规划统筹水平，在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上突破，加快构建“区域布局协调”新格局。协调发展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上经历了从扩大到缩小的过程，但近年一些局部区域经济分化，发展差距有扩大趋势。地区间发展差异多是由地理地缘条件、科教文化因素和产业基础决定并在历史中形成的，一定时期内也与发展动能转换等结构性、体制性因素有关。各地因为自然历史禀赋不同，发展不均衡具有客观必然性，也可以说不均衡是发展的动态表现，但差距过大也不利于形成可持续的互利关系。这个发展差距，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总量差别，而要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指标。区域发展布局应该强调“协调”而不是“均衡”。协调是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区域协调不是要齐步走，关键在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把自身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同时通过加强区域间发展联系和互动融合，使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这需要提高区域发展统筹层次，尤其是发挥党委政府作用，强化以差异、互补、协作为特征的共生共荣路径设计，跟进措施并监督执行。我们将充分考虑各地历史条件和区域特征，发挥好规划引领、政策导向和区域协同发展领导体制作用，继续支持成都做大做优做强，提高首位城市对全省辐射带动力，同时按照差异化发展要求，着力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格局。

第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做好“五篇文章”上突破，加快构建“城乡发展融合”新格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当前我国最突出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突出的发展不充分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同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一样，我国经历过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和工农业剪刀差历史阶段，近年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城乡融合开始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但城乡发展差距并没有根本扭转，城市虹吸乡村资源，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知识结构、农村社会建设和乡村治理等方面问题则更为突出。现阶段城乡发展融合的主要方面在乡村振兴。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看，“三农”状况决定着全面小康的成色和现代化质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我们将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按照“四个优先”要求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篇文章”，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加快向农业强省跨越。

第五，建设生态经济体系，在“五项重点工作”上突破，加快构建“生态环境优美”新格局。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问题一直伴随人类活动而存在，尤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工业化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呈指数增长，环境问题随之加剧。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我国工业化是时间压缩型的，但几十年高速增长并不能从总量上节约资源环境要素投入，由此在短时间内积累了较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成为发展瓶颈和民生痛点。现在国家实力大幅提升，绿色低碳技术迅猛发展，使我们有条件解决这一难题。环境问题的表象是环境损耗超过了再生能力，根源在不合理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好的环境质量和好的经济质量是一致的。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关键在树立正确思路，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设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减少资源索取和要素依赖。我们将坚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战略思想，树牢大局观和长远安全观，履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政治责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扎实推进节能减排、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污染防治、国土绿化、生态建设“五项重点工作”，谱写美丽中国建设新篇章。

第六，抓住民生关键问题，在推进“三个着力”上突破，加快构建“人民生活幸福”新格局。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辅相成，发展为改善民生奠定基础，反过来，改善民生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老百姓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需求层次上升。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改善民生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党委政府主要是保基本兜底线、促进公平可持续，一方面保障好基本民生，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重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以更好更多发展成果满足多样化民生需求。我们将着力抓好普惠性民生工程，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着力破解结构性民生难题，解决好养老、城市管理、住房保障等制约人们美好生活实现的突出矛盾;着力办好扶助性民生实事，尤其要下足“绣花”功夫，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下一个民族、不丢下一户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