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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权强县改革,如何再深化再出发?

四川日报    2019年01月20日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扩权强县、扩权强镇改革,赋予县级更多自主权。”

  作为全国县级行政区数量最多的省份,2007年7月,我省正式启动扩权强县试点,前后共分3批次将78个县纳入试点范围。

  当前,加快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中,被视为发展基石的县域经济如何找准发力方向?已探路10余年的扩权强县改革又该如何“再出发”?今年省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就此展开了探讨。

       □袁敏 徐莉莎

       看现状

       存在“两个婆婆”现象

  在保持现有行政区划不变的前提下,将与地级市相同的部分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赋予扩权县,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活力和内生动力,是扩权强县改革的内涵。

  渠县是全省第三人口大县,2007年被纳入全省首批扩权强县试点名单。省人大代表、渠县县长王飞虎认为,扩权强县试点为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渠县也从中收获了很多实惠。

  政策效果初步显现,问题也同样浮现。在省人大代表、南充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刘松眼里,扩权强县是一套自上而下的政策组合拳。“拳打得是否漂亮,还得看落地效果。”

  省政协委员、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陈健生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审批程序还是绕不过市一级。”他坦言,在具体实践中,不少管理体制上的逻辑没被理顺,“事权界定模糊”“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等现象仍然存在。省-市-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县级政府出现了省和市“两个婆婆”。

      下深水

      进一步加大“放管服”力度

  陈健生建议,在深化扩权强县中,要明确实践中的各级权限边界,还需要系统推进行政审批、电子政务等配套改革任务,彻底打开扩权县发展的现实束缚。

  县域主体也在呼吁进一步加大“放管服”力度。王飞虎认为,“放”方面,希望推动项目、土地、环保等审批权力下沉;“管”方面,可大力推行承诺制、备案制,重点加强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服”方面,指导扩权县做好产业和项目规划,优先将环保等补短板项目布局到扩权县,并出台政策支持扩权县资源转化利用。

  要进一步向下放权,需市级密切配合。省人大代表、省人大预算委员会委员易敏利建议,省级层面可以加强对各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统计,加重各市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考核比重。

  省财政厅在对省人大代表、遂宁市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经济师杨茂君所提建议的反馈中提到,我省将建立起资金、任务、权力、责任“四到县”制度,充分赋予县级对农业项目的决策权和资金管理权,因地制宜,统筹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接手更多下放的市级管理权限,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省人大代表、武胜县委书记毛加庆介绍,“今年,武胜将重点发展壮大文化旅游经济,主动对接省级部门,争取更多项目和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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