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俗语与一个时代

“猫论”溯源与误传

“猫论”溯源，要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1962年，一些农村地区为了应对饥荒和自然灾害，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

这些变化，在党内引起较大争论。

1962年7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引用刘伯承经常说起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只是一次内部会议的讲话，“猫论”并没有传播开来。

当年7月7日，邓小平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再次借用这句俚语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这次讲话，后来被收入《邓小平文选》。

这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被误传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本是四川农村的一句俗语。天府之国，田多粮多，鼠多猫亦多。农人养猫，为的是灭鼠护粮。所以，黄猫也罢，黑猫也罢，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就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并逐渐流传起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了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上世纪80年代初，薄一波曾问邓小平，对“黑猫白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猫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

邓小平的语言魅力：

简练、平实、幽默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广安协兴乡牌坊村，直到1920年前往法国留学，他在四川生活了16年，语言风格深受四川方言的影响。邓小平的语言艺术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简练、幽默、平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著名的“猫论”就是一次集中体现。

简练，是邓小平语言的突出特点。晚年时，孩子们曾经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问起他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他的回答是两个字：“吃苦。”谈起他和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历史，他的评价也是两个字：“合格。”

邓小平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幽默。邓小平一生既波澜壮阔，又历经磨难，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乐观主义者”。他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乐观主义使邓小平养成了幽默的性格和语言风格。

1957年1月12日，清华园里，万余师生冒着凛冽的寒风等待着邓小平来作报告。邓小平用缓慢而清晰的语调开始了他的报告：“过去，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股坐不住，讲怪话：‘不怕飞机加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呀？”邓小平这番诙谐幽默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听众的距离，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邓小平提出开启社会变革的理论，其中许多都出自民间俗语，语言平实却充满睿智，因为它们源于人民和实践，深刻反映了人民的切实需求。除了开头提到的“猫论”，我们熟知的还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等等。

给邓小平做翻译

听不懂四川口音遭遇尴尬

说话爱用俗语、谚语，还带有浓重的四川话口音，这就给倾听者带来了难题。外交部英文专家、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的施燕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回忆过她因听不懂邓小平说话而遭遇的尴尬。

施燕华曾做过邓小平的随身翻译，觉得他的四川话还是比较好懂的，不过邓小平比较喜欢用一些民间的谚语，给翻译带来不小的挑战。“比如有次说到美国的中东政策，邓小平认为是‘驴驹子推磨’。我听了几次都不懂，后来旁边有一个陪同的司长告诉我说是‘小驴子推磨’，我才明白，原来是说中东政策原地打转的意思。”施燕华回忆。

即便是邓小平的“四川普通话”已让施燕华觉得非常好懂了，也不免有存在听力盲点的时候：在四川话里，四、十不分，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施燕华一般用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邓小平)就会说‘不对，是十’。”

翻译家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尬。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到“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连不上，张维为一时愣了。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长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是“失误”，这才让他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