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全景。 新华社发

皮洛遗址一个发掘出的探坑。 新华社发

皮洛遗址发现的部分石器（合成图片）。新华社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考古人员在皮洛遗址现场进行古DNA样品提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考古人员在皮洛遗址发掘现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涵予

　　皮洛遗址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

　　皮洛遗址发现近万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首次建立了中国西南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遗址发现的手斧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证据；遗址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为研究人类扩散、适应高海拔环境提供了重要信息。

　　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正式揭晓，来自四川的考古“双子星”——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和稻城皮洛遗址双双入选。

　　皮洛遗址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被誉为“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新发现”。

　　“皮洛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是必然中的偶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皮洛遗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郑喆轩如此说道。

手斧揭秘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郑喆轩是2014年入川工作的，这期间，他除了配合基建考古外，也摸索旧石器考古。在入川工作前五年，他的足迹就遍布巴蜀大地，可唯独未曾踏足川西高原所属的青藏高原，不过这片区域独特的地形地貌、纯粹的民族风情、零星久远而模糊的旧石器线索……一直深深地吸引着他。

　　2019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科华在展望新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提到了川藏铁路调查，对青藏高原有着无限憧憬和敬畏的郑喆轩第一时间主动请缨，提出基建和旧石器时代摸底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并获得研究院支持。“主要是初步摸个底，看看那里的地形地貌，有没有适合早期人类活动的区域和环境。”郑喆轩说。

　　2019年3月，在冰雪未消之时，郑喆轩带队奔赴甘孜州康定市。“虽然前期我们通过卫星地图已对川西高原区域地形有所预期，但翻过折多山后，宽广的河谷，绵延的阶地，深厚的第四纪黄土还是深深地触动了我们。”郑喆轩回忆，川藏铁路红线刚好跨过山下的二级阶地，照既往经验，这里即使没有旧石器遗存，也会有新石器之后的文化遗存发现。

　　翻过折多山，郑喆轩一行人便对沿途展开拉网式调查和勘探，但起初调查结果并不乐观，整整10天，一无所获。“这里难道是一片历史荒漠吗？”随着调查的推进，初始的热情逐渐被强烈的挫败感所替代。然而，他们并未被挫败感所击倒，反而是相互鼓励，不断总结经验、调整思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3月31日，在沿着国道318向雅江方向行进过程中，郑喆轩在新都桥镇东俄洛村远远看到了前凸的两河交汇处有一非常典型的三级阶地，爬上阶地调查，终于发现了一件旧石器时代非常有代表性的工具——手斧。

　　刚发现手斧时，郑喆轩是有点自我怀疑的。“我连忙呼叫不远处的师兄陈宥成，结果他也迟疑了一下，但很快我们就从彼此眼神中看到了喜悦和确信的光。”郑喆轩说，“这个发现仿佛拨云见日，一下子就晴空万里了。”

在稻城海拔3750米处发现皮洛遗址

　　2021年9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宣布在四川稻城发现一处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旧石器遗址——皮洛遗址，这一重大考古成果立即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皮洛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是必然中的偶然。”郑喆轩说，2019年4月中旬，他们在稻城有过一次短暂的最为基础的地貌勘察，当时在距皮洛遗址不足1千米的高坡上驻足过。由于已是下午4点，必须赶往理塘县住宿并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所以发现皮洛遗址的时间推迟了。“虽然没实地前往，但皮洛的种子已深深埋在了我心里，其后的一年中更是偶有回想。”

　　在2020年4月到5月的调查规划中，郑喆轩将稻城作为当季调查的重点。他回忆道，2020年5月11日，当考古人员爬上稻城县七家平洛村后的三级阶地就惊喜发现，那些裸露在地表以及阶地前缘和冲沟两侧的土壤剥蚀区域的“石头”尽管部分风化严重，但依然能清晰地看出其中有许多经古人类打制过的石器。

　　“当时初登皮洛，第一反应就是，好大好平的一片阶地”，郑喆轩说，它南北长约2千米，东西宽约0.5千米，哪怕没有石器发现，考古团队也要2—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调查。幸运的是，他们当天就发现了少量的石核、石片。

　　在皮洛遗址上，第一件典型的手斧是在5月12日发现的，很快又发现了第二件、第三件……当时，郑喆轩便预感到这个遗址“不对劲”。5月14日，非常震撼的场景出现了：一个区域的地表，暴露出来的石器俯拾皆是，光手斧都采集了差不多20件。郑喆轩清晰地记得，当日上午天朗气清，午后却是漫天乌云，不久更是刮风下雨，接着黄豆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正常情况下，看到天色明显有问题，我们会很快下山避雨，但当时整个团队都陷入一种兴奋的状态，宁愿一边被冰雹砸得皱眉头，一边却憨笑着弯腰捡‘石头’，谁也不愿收工。直到所有人的防雨衣裤都湿透，才哆哆嗦嗦地跑下山。”

　　虽然皮洛遗址处于平均海拔3750米的高处，但郑喆轩认为，在稻城这片区域，它绝对是古人类最理想的栖息之地，因为这里地形平坦开阔，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动植物资源比较丰富。

基础发掘人员平均年龄不足28岁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2021年4月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皮洛遗址开展了主动发掘，直到当年的11月末才撤下高原。在此期间，郑喆轩和团队始终保持“攻坚”状态，特别能战斗。

　　很难想象，这支特别能战斗的团队，基础发掘人员的平均年龄竟然不足28岁。队伍中，有没有既往田野考古经验的实习生纵迎，有刚接触旧石器考古的技工王道宽，也有仅有旧石器考古调查经历的技工柳江、秦建红……整个团队，更是没有一人有在高原连续工作2个月以上的经验。然而，这个“啥都缺”的年轻团队，却不缺坚韧专注和热情。在皮洛遗址长达7个月的发掘中，他们每天都处在兴奋中。

　　不用翻开日记，郑喆轩也能对皮洛遗址每一阶段的发掘工作娓娓道来。“虽然2020年5月皮洛遗址发现及10月初步勘探时都有较好的预期，但未正式发掘之前，一切都还是雾里看花。”郑喆轩说，所幸前面长期系统的基础工作没白费，第一轮两个10平方米的发掘区就在草皮下的②层发现了典型的石器，明确了第一个文化层，第三天就在③层发现了第一件手斧，后来更是明确④层、⑤层直到⑧层都有早期人类活动。

　　“哪怕是现在，作为发掘者，我都觉得挺不可思议。”郑喆轩说，“因为皮洛遗址无论从规模、地层、遗物、年代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多超乎想象的地方，就像一部精彩的长篇侦探小说，每一章甚至每一句都扣人心弦，让我们激动和兴奋。”

　　据统计，皮洛遗址共有7个文化层位，共发现近万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并且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中国西南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其中，遗址发现的手斧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证据。

　　随着高原工作的不断深入，郑喆轩愈发感慨和感动于早期人类的艰辛和伟大。“我们在现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和良好的后勤保障条件下，面对高原上长期的生活工作，都时常觉得特别辛苦、难熬，更何况10余万年前的皮洛先民。”郑喆轩表示，他们成千上万次地反复踏上高原，来到皮洛遗址，不断地适应、学习、总结，不断地挑战自我，挑战自身的极限，这当是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开拓精神在起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