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记者 刘小兵

       前不久，收到朋友发来的一条募捐消息。核实其真实性后，我将其发到了一个微信群里。不久，一位陌生群友表示愿意捐助一笔钱，不过需要我证明信息的真实性。“我是一名记者，信息已经核实，只是没有保存相关证据。”我只能这样告诉他，同时向他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对方立即用微信向我转了500元钱，他的举动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为什么我并未拿出证据，你就愿意把这么多钱交到我手上？”“一个记者的价值和知良还值不上500元钱吗？你是记者，我宁愿信任你！”陌生群友的回答着实让我感动。

       对入职两年的我来说，陌生群友的话既是一种深刻的警醒，也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少年时，我便立志做记者，因为记者既弘扬真善美、又揭露假恶丑，是一个高高在上、风光无限又充满正义感的职业。几经周折之后，我如愿以偿的做了记者。

      “从事任何工作，都是既为自己，又为社会；只是有些职业天然就要多一些社会担当，比如教师、医生和记者。” 上大学时，我常常把老师的话铭记于心。

      记者如何才能多一些社会担当？我一度困惑。“记者一定要记，但又不能只会记。”刚入职时，报社的一位老师的话让我找到了努力前行的方向。在熟悉新闻采编工作时，我发现：记者应该充当信息的发现者、筛选者、分析者、重组者、发布者、负责者等多重角色，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能力不足或态度不端，都算不上一名合格的记者。第一次采访，有人问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是什么？“我希望自己是大家的眼睛、耳朵、大脑和嘴巴 。”我如是说。

       有人说，记者的生活是铁脚马眼神仙肚，四处奔波、加班熬夜、挨饥受饿。我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记者能参与很多事，认识很多人，走进很多地方，见识不同生活，听见各种声音；这些都是我认知自己、认知社会、认知生活的窗户；透过这些窗户，我能便有机会看见生命的本色。

      记者这个职业所能带来的成就感也是很多岗位无法相比的。这种成就感有来自外界的评价，也有来自内心的舒坦。

      前些天在街上做了一次关于“你觉得记者是一个怎样的群体？”的海采访活动，每当听到“记者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很大”之类的言语，我都有一种甜蜜的满足。

      我对自己职业认同则始于两件小事。

      去年7月，我路经情歌广场时看见有很多小孩在安放《康定情歌》歌谱的高台上打闹嬉戏；高台上没有禁止攀爬的提示牌，也无人劝阻这种既不文明又不安全的行为。随后，我以记者的身份向康定市相关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两天后，高台被装上隔离栏，从此再也没有小孩到此打闹。

       去年8月的一天，一位康定市民给一个带孩子到康定治疗癫痫的内地家庭赠送了几张门票，满足患病孩子观看“情歌节”演出的愿望。我原本打算就此采写一条有关“情歌节”的新闻，当我看见他们一家挤在拥挤的出租屋内，木板床上只有两张薄薄的被子时，我发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可能比完成采写任务更紧迫。所以，我向报社领导和同事们讲述自己的见闻，大家为这个家庭捐赠了3000多元现金和一些衣物、卧具等生活用品。至今我仍能清晰记得当时在场群众那赞许的眼光和孩子一家潸然而下的热泪。

      我曾想，有关部门不及时在《康定情歌》歌谱高台安装隔离栏，会不会有孩子从上面摔下来受伤，并引发一场责任纠纷；我们捐助的物资也许没能帮助那个家庭走出困境，但应该给他们的心灵带去了一丝慰藉。时至今日，我依然为这两件事感到欣慰，也感谢记者这个职业给了我做这两件事的机会。

       作为记者，我们声音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被更多人重视，我们也就有了更多帮助他人解决困难的机会。这或许是记者这个职业能为我带来成就感的根源。

       对记者而言，无论是宣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还是单纯传播一个信息，只要坚守住了实事求是这个底线，都是在弘扬正能量。

       不可回避的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深化，各类虚假、恶意信息急剧膨胀；大众的思想认知随之摇摆，似乎是非、善恶、好坏的界限都已模糊。宣传思想文化系统有位老师曾对我说：“我们这个社会正面临空前的信息混乱和思想危机，记者所面临的挑战和责任也空前严峻，但是任何一个真正的记者，都勇于在混乱中激浊扬清”。

      谈到记者面临新形势，关于新闻媒体和其他信息发布主体的阵地之争恐怕不能不谈。

      进入自媒体时代之后，信息获取、发布变得易如反掌，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我认为，并非所有传播信息的人都算得上是媒体人，因为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合格记者的专业水平和职业品质；一个合格的记者不仅是新闻人，也是历史和社会的记录者，在这个岗位上练就的素质，会让一个人终身受用。

      做人要爬上高岗望星空。做记者尤其如此。“爬”提醒我们要深入生活，脚踏实地，面对艰辛；站上高岗，能让我们看得更远、保持清醒；望星空，便是要心怀美好的追求，以免因疲惫而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