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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深传播”:全新复杂语境中红色记忆的赓续策略

甘孜日报    2019年04月16日

——以泸定桥精神传播为例

◎张志君

【内容摘要】本文从“泸定桥精神的由来”切入,描摹了泸定桥故事的传播变迁与传播变异,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指出了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面临被解构乃至颠覆的危险绝不应掉以轻心,并且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新复杂语境中赓续红色记忆的相关传播策略建议。主要包括:“从单一的传统媒体传播向多媒体传播乃至泛媒体传播转变”“从单次传播向多次传播乃至 N 次传播转变”“从表层传播与深度解读分离向表深结合的‘轻深传播’转变”等。

【关键词】泸定桥精神;集体记忆;传播策略;轻深传播

一、泸定桥精神的由来

1935年5月下旬,数万红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艰难跋涉到了大渡河边,当时的情形是,前有波涛汹涌、水流湍急、难以逾越的天险大渡河,后有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形势可谓万分危急。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在当时曾多次预言朱、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值此危急存亡关头,值此危急存亡关头,廖大珠等22位红军勇士在一昼夜急行军240华里基本没有休息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已经被敌人抽去了桥板且放火焚烧的泸定桥上与敌军拼死搏杀,在战友们的配合下,击溃守军两个团,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在没有空中力量和水上力量配合下的一个勇夺天险的奇迹。

83年后的2018年5月29日,笔者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的邀请,前往泸定桥所在的四川省泸定县参加“红军飞夺泸定桥精神研讨会”,并到现场实地凭吊,怀着崇敬的心情,现场口占一首《满江红》词:“大索横河,凭吊处,心潮激荡。抬望眼,目极远眺,恍回沙场。廿二勇士成与败,数万红军兴或亡!非夸张,有翼王前鉴,人心伤。瑞金殇,永难忘。东洋恨,何时偿?!党指引,纵火海不彷徨!壮志勇克地形劣,气势令敌心胆丧!应笑慰,自有后来人,响当当。”词虽不工,甚至可能不一定合乎古律,但却道出了笔者当时对于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的确,当时的历史真的是“廿二勇士成与败”关乎到“数万红军兴或亡”,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真实的历史,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泸定桥精神”。

二、飞夺泸定桥故事及其精神的传播变迁与传播变异

清代著名文学家郑板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这段话虽然说的是画竹,但用来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记述之间的关系也无不可。泸定桥故事及其精神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经历了由“院中之竹”(历史事件)到“胸中之竹”(历史感悟)再到“手中之竹”(历史记述)的过程。

在笔者看来,泸定桥故事的传播至少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变迁阶段:

一是萌芽及区域传播阶段。对应的时间起点是1935年。1935年5月29日,长征中的红军惊险奇绝地夺取了泸定桥,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彭加伦以一篇题为《飞夺泸定桥》的短文记述了这段战事,收录在1937年2月于延安编成,1942年正式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这一时期的传播特点是当事人通过一番“胸中之竹”的酝酿,将“院中之竹”变成了一种“手中之竹”,这种“手中之竹”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以有限的传播载体(书籍)进行传播,而且这些传播具有来自不同的传播主体但却指向同一内容的多种信源的特点。

二是面向全国大众传播阶段。对应的时间起点是1955年。195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20周年,人民出版社以《红军长征记》为主题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广大读者才知道了彭加伦以“飞夺泸定桥”命名记述的长征时期发生的这个故事。其后,相关故事被收录进各种版本的中小学教材中,面向数以亿万计的读者进行传播。这一时期的传播特点是“手中之竹”的组织传播化,尤其是收入教材,在全国范围的中小学进行相应的组织传播,使得泸定桥故事和在其基础上生发出的泸定桥精神成为绵延几代人的一种“集体记忆”。按照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的说法:“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

三是国际传播阶段。对应的时间起点是1964年。这一年的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以中国民族艺术团的对外名义出访蒙古、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缅甸六国,进行交流演出。演出节目中就包括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审查通过的舞蹈《飞夺泸定桥》。从此开始,“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以艺术的方式在国际上得以传播。这一时期的传播特点是“手中之竹”的跨越国界化,使得“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而且也成为了世界许多国家相关民众关于红色中国的一种集体记忆。

四是领袖题碑肯定阶段。对应的时间起点是1985年,这一年的5月,中共四川省甘孜州委、州政府、军分区在泸定隆重举行红军飞夺泸定桥50周年纪念大会和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奠基仪式,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为纪念碑亲笔题写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碑名。聂荣臻元帅亲笔为纪念碑撰写了碑文,高度肯定了“飞夺泸定桥”的历史意义。

当然,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在泸定桥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刺耳的杂音。其中一个来自一个旅居英国的华人张戎,她在一本出版于英国的书中说,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红军到达时那里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另一个据说来自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布热津斯基也说过容易让不怀好意的人对飞夺泸定桥产生负面联想的话。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治“两面人”鲁炜主政国家网信办期间的不作为,使得网络一度成为了有害信息和虚假信息的“避风港”和“化外之地”,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进行解构乃至颠覆的歪风邪气一度甚嚣尘上,“泸定桥故事”的传播出现了让正义的人为之心痛的可怕变异。流传了几代的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面临被解构乃至颠覆的危险。

三、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面临被解构乃至颠覆的危险绝不应掉以轻心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在《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沉二》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要灭亡别人的国家,必定要先毁去他们的历史;破坏别人的建筑,败坏别人的社会秩序和法纪,必定要先毁去他们的历史;埋灭别人的才能,废除别人的教化,必定要先毁去他们的历史。“去其历史”乃是所有心怀叵测的人最常用的手段。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巨变,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主动放弃对包括但不限于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苏共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把控,积极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去苏联历史”,大肆丑化革命领袖斯大林甚至列宁,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斯大林被描绘成“恶魔”,列宁也成了“无赖”,苏联历任领导人似乎都是“问题领袖”,整部苏联历史从头到尾除了罪恶还是罪恶。结果使得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变了颜色。

曾经是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利加乔夫就此写道:“颠覆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

无独有偶,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当下,除了在经济上动辄威胁加增进口关税等贸易手段之外,那些一直怎么看中国都不顺眼的敌对势力肯定不会放弃任何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记忆进行解构乃至颠覆应该是他们所乐于见到甚至非常愿意亲力亲为的——笔者这样说可不是像有些所谓的“公知”所冷嘲热讽的那样,是什么“愤青情结”,而是实实在在有“公知”们顶礼膜拜的“歪果仁”,而且还是顶级的“歪果仁”的话为证的:曾任“美国之音”台长的杰弗里·科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曾经指出,“冷战”后“美国之音”的首要任务就是颠覆共产党及极权国家。联系到近年来不断有人用充满恶意的调侃语气恶搞包括但不限于邱少云、董存瑞等在内的革命先烈以求博得更多的点击率和关注度,联系到刚一上台执政的台湾民进党当局就急于修改台湾地区中小学历史教材,急火火地“去中国化”,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能也不应对于那些对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记忆进行解构乃至颠覆的行为掉以轻心,否则的话,就是对那段历史的亵渎,就是对于影响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的亵渎!

四、全新复杂语境中红色记忆如何赓续

全新复杂语境中红色记忆的赓续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新中国立国之基,关系到新中国不重蹈“苏东剧变”覆辙,确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问题。

由于基于数字化的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红色记忆的赓续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语境。为了确保红色记忆的赓续,笔者认为,相关传播至少应做到并且做好以下几个转变。

一是从单一的传统媒体传播向多媒体传播乃至泛媒体传播转变。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以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通过相对单一的传统媒体进行传播的,无论是早期的书籍载体,还是后来的报刊、广播、电视载体,这些媒体或载体虽然介质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属于“把关人”基本可以由主流话语层进行把控的平台,就算是外面的声音再多再杂,只要管住“把关人”,就可以确保导向不出偏差。而基于数字化的互联网传播则在问世之初就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当“老革命”遇上“新问题”的时候,就有必要做到并且做好从单一的传统媒体传播向多媒体传播乃至泛媒体传播的转变,变“领导时尚”为“引导时尚”,相关主体要适时地将自己的角色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调整为与广大网民打成一片的“参与者”,不断累积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从而变“要他信”为“他要信”,变“要他传”为“他要传”。仅以“泸定桥精神”传播为例,就可以借助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开展包括但不限于“什么是泸定桥精神”等的相关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既发动了网民,引发他们对“泸定桥精神”的正向关注,又可以因势利导对网民进行相关引导,从而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成效。

二是从单次传播向多次传播乃至N次传播转变。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是人脑对经历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对事物的识记有些通过一次感知后就能达到,而大部分内容则需要通过反复感知,使新的信息与人已有的知识结构形成联系才能成。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都是许多事情并不能

一蹴而就,必须不断重复才能达到预期。在传统媒相对比较简单的语境中,红色记忆的传播有可能一次传播,终生不受影响。但是,在新媒体传播的复杂语境中,想要依靠一次传播就使得相关传播对象印象深刻,这恐怕是过于理想化了。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借助各种媒体,调动各种手段,反复进行多次传播乃至N次传播,以期对相关对象产生不断的刺激,使得他们不断强化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

著名历史学者,畅销书《秦谜》的作者李开元先生有一个说法,叫作“3+N的历史世界”。他认为,史实是第一历史,是存在过的往事;史料是第二历史,是古人留下的讯息;史书是第三历史,是基于史料的论述。在这三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历史作品,则属于“N”。

就“泸定桥精神”等红色记忆的传播而言,除了借助各种大众传媒之外,还可以借助李开元先生所说的“第二历史”也就是各种史料,通过重新建构特定的物理空间即展览馆或纪念馆开展相关陈列进行传播,相信肯定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

三是从表层传播与深度解读分离向表深结合的“轻深传播”转变。“轻深传播”是笔者仿照“轻奢风”“轻奢品牌”等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其意是指介于“表层”与“深度”之间的一种传播样态。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传播环境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态势,一方面是各种资讯的海量供给,一方面则是相关资讯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出现了大量

的“羡余”信息。所谓“羡余”在中国古代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名词,引进西方的信息论之后,“羡余”(edundancy)成了信息编码术语,被用来指称多余的信息成分。在我看来,这些多余的信息成分至少包括两种,一种是无益无害的信息,一种是有害无益的信息。无论是分辨哪一种“羡余”信息,都需要具备一定相关知识的熟悉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表述的相关行为主体,及时伸出援手,帮助不甘居于下游的网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如果说“轻奢代表一种文化素养”,那么,“轻深传播”代表的则是一种对于相关历史和文化的积极负责任的精神。这方面有很多鲜活的范例,同样是传播红色记忆,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就广受包括网民在内的读者们的欢迎甚至追捧,据媒体披露,截至2012年2月,该书就已连续印刷30次,累计印数突破百万册,成为一部“叫好又叫座”的书籍。11《苦难辉煌》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了“轻深传播”的方式进行了以往很少有人尝试过另类红色文化传播。

五、“轻深传播”关键应该把握好的几个度

“轻深传播”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关键是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度。

一是“程度”。“轻”和“深”都具有相对性,何者为“轻”?何者为“深”,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众传播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感到满意,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度”,理想的“轻”应该是通俗而不庸俗,轻松而不轻薄,理想的“深”应该是深刻而不故作深奥。

二是“角度”。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乃是一个立体的世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一个多维体,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观察结果,关键是找到别人没有找到的角度,倘若找到了这种角度,基本上就等于向成功的路上迈进了一步。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之所以受到追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把“苦难”与“辉煌”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词语组合在一起,为红色历史的文字传播的创新性叙事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

三是“向度”。在泛媒体时代,单向传播极有可能会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因为每个行为主体往往都“一体而多构”,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在这种语境中如想确保红色文化的成功传播,就必须考虑传播的向度,通过巧妙的互动环节设计将传播队伍做大,把每一个潜在的受众都变成显在的传播者,这其实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一再强调的“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朋友变得多多的”的当下含义。

(作者系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兼《教育传媒研究》编辑部总编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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