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文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的百年奋斗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伟大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在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逐步探索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以此为契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在纪念建党百年华诞的凯歌声中，重温这两次重大转折，对于引导我们更好地防止左倾、警惕右倾错误，进一步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确认识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方位，科学把握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要求，准确把握国家重大战略机遇的“天时”、生态区位独特的“地利”和甘孜人民爱国、守法、感恩、奋进的“人和”，不断促进全州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两次重大转折性会议前“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

要深刻认识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我党历史上重大转折的作用，就必须首先认识了解这两次会议前“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

1933年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集中50万兵力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博古、李德等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在政治上，也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借福建事变之机将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的正确主张，使红军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机遇。这样，在近一年的作战中红军连连失利，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在长征中，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特别是湘江突围一战几乎使红军陷入绝境，人员折损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且还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由此看来，不结束博古、李德在中央的错误领导，不全面纠正他们极“左”的军事路线，中国革命就不能有新的转机，党和红军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强烈要求下，1935年1月15日——17日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以解决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指挥问题。

历史在曲折中前进。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 年2月7日，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两个凡是”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三是坚持反右，反对反“左”；四是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加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1978年就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洋跃进，其结果造成了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支付的极大失衡，给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带来了新的困难和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在“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之下，大量冤假错案难以平反，大批老干部无法出来工作，“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无法使农村生产力得到发展。一句话，中国的现代化无从谈起。因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顺利实现拨乱反正，发展国民经济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这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社会动力。

“左”倾的错误不仅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牺牲， 而且也使党和国家蒙受了很大的灾难。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都蕴含了一个朴实的真理：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困扰，把挫折和灾难转化为发展和胜利。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与恢复发展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早在1929年，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 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在1930年写的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更自觉地阐述了实事求是原则，系统地批判了本本主义的错误，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观点，指出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提出共产党人要善于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正是由于毛泽东极力坚持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确立正确的游击战、运动战作战方针，才可能有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才可能在长征中使“左”倾错误领导人最终放弃去湘西的行动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取得了先决条件。在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大功率电台遭破坏的情况下，摆脱共产国际干扰影响而独立自主客观分析解决自身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惨痛教训，结束博古、李德错误指挥，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是经过猴场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被称为广义“遵义会议”的四次会议后，成立了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成为代表党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人，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更是从根本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同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以邓小平同志支持和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基础的。1978年5 月11日，光明日报首先刊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揭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文中明确指出：“凡是有超越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很显然，这从理论上和思想路线上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道出了深受“左” 倾错误压制和奴役的广大干部的心声。这样，一场以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的思想论战展开了。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说：“马恩列斯从没有讲过‘凡是’，毛泽东也没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毛泽东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这次思想论战是在“文革”后中国往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展开的。就其实质来讲，这不是一般性的争论，而是要不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论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通过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较量，广大干部群众消除了对“两个凡是”的神秘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这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一样，都是我们党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结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不愧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胡绳语）。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解决了从1957年以后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另一方面重新恢复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在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又出现了更大的思想解放：十四大冲破“计划经济”崇拜，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十五大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作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科学论断;为落实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党中央又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解放思想，励精图治，着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

离开本国实际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事求是不仅强调弘扬严谨治学的学风，更突出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还要求我们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培养注重实际、调查研究的务实作风，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在于照搬苏联的作战经验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结果把中国革命引进了死胡同，而遵义会议不仅没有迷信洋教条，而且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军事路线错误进行了坚决批评。这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共产国际给我党作指示写决议的状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能力，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我们党进一步走上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正确解决革命中各种复杂问题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得到进一步肃清，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也大为提高。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更是强调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特别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还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共产党人要善于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在1941年5月19日发表的《改造我们学习》的演讲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和各级干部善于从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客观实际出发，找出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性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基调，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十二大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九大提出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握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坚持社会主义，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搞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色，不能脱离阶段、脱离实际，这是矛盾的特殊性。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方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坚持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唯物主义原则的基本要求。

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启迪

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们要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让遵义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真谛在引领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焕发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芒！

今天，准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一定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处于成长上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补短板、扬优势、强弱项、提能力，在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中，努力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优势互补的发展新格局。毛主席说四川是一个好地方，习近平总书记说四川腊肉真好吃，省委书记彭清华说甘孜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好地方。这实质就是启迪我们要立足省情州情，发挥生态、旅游和地域文化特色优势，坚持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突出绿色发展导向，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好优、绿、特、强、新、实文章，擦亮四川农业大省这个金字招牌。而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甘孜州来讲，就是要善于把中央、省委的大政方针同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发展主要矛盾和维稳特殊矛盾，抓好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个关键，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融入全省经济发展体系为方向，按照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区域布局，坚持东部崛起、南部加快、北部追赶，梯度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做到产业富民、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的一体推进。这也是新形势下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科学谋划高质量发展，谋求“十四五”良好开局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央尊重安徽省凤阳小岗生产队和四川省广汉向阳公社等地群众探索创新，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领广大农村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生活在基层、真正的高手在民间，从甘孜州的情况看，无论是丹巴藏寨美人谷，还是康定折西片区的甲根坝的木雅民居都体现了当地群众的智慧和首创精神，既包含深厚的历史底蕴，又体现开放包容的时代特色，藏汉结合、中西合璧、浑然一体、大美天成，这是政府包办代替所办不到的，更是那种在发展乡村旅游不加调查、不加研究的形式主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因此，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我们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用好用活乡村文化元素、凸显民间民俗风情，有序推进新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突出嘉绒风情、木雅风格、川西民居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建设打造一批高品质的乡村振兴示范点。

实事求是既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和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真理，坚定信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在科学谋划“十四五”发展中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又要坚持系统思维，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统筹兼顾、科学谋划，抓住全面、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突破难点，既要打好解决急难险重问题的攻坚战，又要打好谋全局、打基础、利长远，推动创新发展、跨越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持久战。不唯书，不唯上，科学分析新情况，合理解决新问题，坚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服务构筑西部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努力建设全国知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遵义会议扭转乾坤、转危为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的英雄壮举，为铸就长征精神丰碑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胸怀祖国、放眼全局，环顾全川、审视甘孜，倍感新时代的长征路任重道远。让我们弘扬长征途中的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实事求是、敢闯新路，自力更生、自信自强，沿着改革开放之路，披荆斩棘、阔步前进，为建设团结富裕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甘孜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共甘孜州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