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先枣

   （上接8月19日）

   将央洛珠的故事绝不是个例。

   石渠温波乡56岁的班洛，7年前就被诊断出患上了包虫病，可他就是不相信，老是说自己不过是“肚子有点痛，其它啥都没影响”。县、乡医生给他发放“阿苯达唑”，他想起来了才吃，更多时候忘了服用。2014年，他腹上鼓起一块包，就找人烧艾灸，可他的肚子里面还是痛，不管是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也好，还是熟人劝他上医院也好，他一概不听。直到2017年4月，病情明显严重，他才进了州医院检查。医生建议他接受手术治疗，他却吩咐家人去问问算卦的结果。

   术后，班洛恢复得很好。医生们问他：万一，算卦的结果是不让手术，那情况会怎么样？他说，幸好没出大事，不信科学真可能要人命啊。

   四

   无时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踪的错误观念，就这么成为了包虫病的“同盟”，对包虫病的宣战，也就是向旧的观念、旧的意识宣战，难度不言而喻，征途肯定漫长。但这是事关人命的大事，除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去一一破解征途上的难题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

   可有谁愿意迎难而上来破解这难题呢？

   有！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

   因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坚持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不受时空限制，不论事大事小，从喜怒哀乐到生老病死，只要是与人们生产生活有关的各个方面，共产党、人民政府都得操心。

   “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包罗万象，为人民群众解除病痛也是为人民服务。

   说起在2017年５月６日成都召开的“藏青川三省（区）包虫病联防联控会议”上提到的“石渠经验”，就不能不简要回顾近些年来为了综合防治包虫病，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医疗卫生部门所做的一些努力。

   包虫病的防治一直在做，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仅把这种病当作是一种普通的寄生虫病来对待，办法不多，力度也不够。

   1992年，中国政府颁布了防治包虫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包虫病防治纳入“九五”“十五”国家医学科技重点攻关项目；在扶贫工作项目中，也把防治包虫病作为防治三大寄生虫（包虫病、血吸虫、虐疾）之首进行防治攻关；

   1993年，卫生部在北京举办第16届国际包虫病学术大会；

   随着对这种病认识程度的不断深入，工作的力度逐年加强。

   2000年7月，中、英、法、新西兰、丹麦、日本等国及联合国卫生组织官员和专家在中国四川成都召开了“四川省控制包虫和囊虫等人兽共患病迈向多边合作研讨会”；

   接着，2003年、2005年，我国在乌鲁木齐连续举办研究防治包虫病的国际专题峰会。

   国家卫生部将包虫病防治列入国家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并于2007年４月24日印发《包虫病防治技术方案（试行）》，要求在开展病人线索调查的基础上，以县为单位，在５年内完成辖区内所有流行乡的调查，行政村覆盖率应达到80％以上，以行政村为单位人口覆盖率应达到60％以上。

   特别是石渠县以及其他一些牧业县的包虫病肆虐情形，国家、省、州、县党、政、医疗部门一直都在关注，一直都在努力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关民生、事关生命的事情。

   2007年10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针对我州包虫病的情况做出批示：“要重视和支持高寒牧区包虫病的防治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杜青林同志也就包虫病防治工作做出批示。而后，俞正声等党和国家领导先后都对包虫病防治工作不断做出重要批示，卫生部、省、州党委、政府不断制定和出台有关包虫病防治的政策，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把防治包虫病工作落到实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