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刚/文 冯晓红/图

近日，甘孜州公安局政治部组织知名作家媒体赴成都，对88岁的甘孜州公安局经文保处原处长冯云富老人进行了深度访问，有幸聆听了有着67年党龄老人独属于他们作为康巴高原第一代人民警察非同寻常般的传奇生涯。

10个人的公安局

冯云富，今年88岁——1951年从警，1994年退休，全程都在雪域高原圣洁甘孜。

1933年，他出生在甘孜县——父母系从四川内地邻水逃难到甘孜落户，做小生意谋生。

老人回忆，从小就喝酥油茶，吃糌粑，与当地藏族孩子一起，在雅砻江边、草原上、寺庙旁、野地里摸爬滚打长大，除了衣着与当地孩子有区别，其他都没有两样——他不仅能说汉话，藏语与当地孩子一个腔调，若穿上藏装，就是一个藏家小子。

15岁那年，父母忍嘴从口里挪出钱粮，送他到远在康定的中学读书。“暑假从康定回家，与同学合租牛帮一条牛，要走上20多天，路上哪里黑那里宿，草地山洞都栖过身。”所以，他对沿途的山高水长都了如指掌。

1950年，18军进藏，在甘孜县扩军。他与几个伙伴踊跃从军。52师保卫科知道他熟悉当地情况，又会藏汉双语，便让他当通司（翻译）。

1951年，甘孜县筹备人民政府成立事项，部队抽调他和5位外省籍战友协助地方开展筹建工作。这一去就没能脱身——新政府成立后，地方上强烈要求他们留下来，6个人就与当地抽调的四个同志一起，组成了甘孜县首个公安局——当时叫公安组。

“10个人就在县政府一间办公室办公，晚上集体滚大铺。没有明确分工，大家都抓治安。我因为会双语，审讯的工作要干，人口登记要做。由于文化又相对多些，文字材料自然归我。其实，凡需要做的，都必须上手。忙得一天到晚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老人说道。

枪林弹雨

1954年4月，已有3年警龄的他担任了甘孜县绒坝岔区工作队副队长。任务是开展当地各阶层社会状况调查，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并帮助当地藏族群众发展生产。作为公安，他另有重任——调查土匪活动情况，配合部队剿匪。

当年要剿的匪不是传统意义上聚啸山林的绿林草莽，而是国民党军队残部、反动土司头人纠合的武装、被他们裹挟的寺庙势力、袍哥会组织。这样的土匪有数十股，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数十人，甚至有跨越几个县联动作乱，人数上千的匪帮并有台湾国民党空投武器、电台、人员支持。这些匪帮不满足于占山为王，而是四处出击，攻击区乡甚至县级人民政府。

“同他们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搏斗。曾经有一个工作队怀孕的藏族女队员，被土匪抓到后杀害，并残忍地将她破肚。”老人如是说——那一段经历，就是刻骨铭心的枪林弹雨！

工作队就是剿匪先头部队——既是为大部队提供情报的侦察兵，又是与土匪面对面作战的第一梯队。

作为“侦察兵”，现场侦察与蹲点守候是家常便饭。刚去工作队那年冬天，他们侦查到了一股土匪窜进一座寺庙。在派人向县上和部队报信的同时，他们就地潜伏在在零下10多度的雪原上观察土匪动向。饿了吃干粮，渴了吃雪，冻得僵硬就僵硬，眼睛不敢眨眼——这个已经成了他们“侦察”时的常态。最长的一次，是在一个偏远的雪山下潜伏了三天。纠缠他一生的胃病就是那时蹲点守候“潜伏”下来的。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卓有成效的“潜伏”，才有剿匪平叛的摧枯拉朽，捷报频传！

作为“第一梯队”，真刀真枪是必须的！一次他们接到群众举报，有10多个土匪在一个草原上活动。他与工作队同志合计，自己有30多条枪，拿下这股土匪小事一桩，不必花时间找大部队错失战机。一行人纵马出动。赶到现场才发现对方也是30多人，旗鼓相当。狭路相逢勇者胜，他们喊声“打”就冲了上去。土匪见他们人少，散开队形反包围迎战。他们边射击边向土匪冲过去，打破土匪队形，回身又以反包围队形压向土匪。土匪再变队形接招。几番来回中，子弹在他耳边“乒乒乓乓”乱飞。他回忆说，当时容不得瞻前顾后，就只有不顾不管拼杀！几个小时后，土匪最终被他们气势压倒，丢下10多名死伤者，在夜色中向山上逃窜。工作队虽然无人牺牲，但也受伤了五六人。一个藏族小伙子就在他身边中弹摔下马。他清楚记得，当时那小伙子突然纵马就冲在他了前面一米，否则中弹的就应该是他。在和战友抬着担架下山时，受伤的小伙子痛得不断吼叫。他这才感到一身都是冷汗。

还有一次，他们通过情报获悉，有100多名土匪聚集在一座雪山下。于是就出发追踪打探情况。两个多小时后，发现了土匪踪迹，至少有300人。凭他们10多人冲上去，那就是送入虎口。大家一商量，派一人火速赶回向上级报告，然后撤回。回撤时，他灵机一动说，不走原路，而是从近道上公路返回，顺便为进剿部队寻找更好更多的进攻路线。正是这一决定救了他们——驻军接报后，派出一个营按他们提供的情报第二天分两路出击，将这伙土匪围剿。被俘土匪头目供述，土匪当时也发现了工作队的行踪，并在工作队返回的原路的山口派了60多人埋伏，准备一口将他们吃干净……

他扳着指头算，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心动魄，至少不下5次。

最让他得意的是昌台剿匪之战。根据自己建立的情报网得知，昌台聚集了来自理塘、义敦、新龙、白玉等县的几股叛匪，图谋作乱。他当即安排人贴近查明具体情况，掌握叛匪动向。自己又亲赴154团共同研讨剿匪作战方案，并与团参谋长带领该团一个营紧急出动，在义敦、白玉、理塘呷瓦、新龙甲拉山等处设卡守候，将叛匪外逃通道都全部堵死。主力部队在工作队引领下，泰山压顶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土匪打得落花流水，完胜——击毙叛匪36人，轻伤重伤13人，俘虏15人，自动投降28人，并连带剿灭与之相联的土匪上百人……庆功会时，团长、政委、参谋长轮流向他敬酒，醉得他人仰马翻——他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喝醉，也是唯一一次大醉。

纵马高原

夏天的草原，远处雪山冰峰，眼前遍地野花，那时的冯云富二十出头，可谓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随时都在草原上纵马奔驰。老人谈笑风生回忆，兴致来了，就拍马追赶路上吉普车，有几次居然就追上了，得意地对着吉普车伸舌头——因为那时甘孜的公路是土石路，吉普车许多时候跑不过烈马。

只是雪域高原并非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深秋一开始，雪就来了，冰天雪地的日子几乎有半年。路难行，人难行，连马也难行。一次他下乡回来，就遇到了一个手脚冻伤，饥寒交迫躺在雪地上孩子——这是一个10来岁的藏族小孩，进城与家人走散。他当即将孩子带回工作队驻地，带到卫生队请医生救治，又根据孩子的叙说，亲自将孩子送回了家。10多天后的一个下午，孩子的父亲又来到工作队找到冯云富，“我上午亲自看见有10多个带枪的人骑着马进了一个寺庙”。当天晚上，他们就在这伙土匪走出寺庙时，将其一网打尽。

冯云富雪地救助孩子的事，当然不是个案。他说，1964年从甘孜县调到州公安局时，当地群众感谢他送的哈达就有一大堆——在工作组开展工作的方圆几百公里两个区，说“冯云富”可能没人知道，但说“有痣的汉娃娃”，当地群众都知道。他们用藏语亲切地称呼他“甲珠勉切”（意为“有痣的汉娃娃”）——他脸上长着一颗大痣。

“有痣的汉娃娃”光荣称号，来自于他与藏族同胞亲如一家。下乡就吃住在藏家，与他们一起喝酥油茶，喝酒，用地道的藏话唠家常……村寨里老人小孩与寺庙里活佛喇嘛生病，他马上到卫生队请医生上门救治。藏民牛马被偷盗，他当成自己的事——他就曾10多次及时破获偷牛盗马案。当时的甘孜，许多藏族群众对新政府不理解，而且还抵触。但这些不理解与抵触，在冯云富的说一家话，喝一家酒，吃一家饭，睡一家床，办一家事面前，便都冰雪消融。

除了“有痣的汉娃娃”，他还有另一个光荣称号“大娘阿布（意为大娘的儿子）”——这个要拜他母亲包实友所赐。父母当年虽是逃荒来到甘孜，靠着勤劳在甘孜县城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辛苦度日，但为人却极仁爱心善，每看到街角来进货的马帮坐在门口喝凉水吃干粮，母亲总要从店里端点藏茶，舀一碗豆瓣酱给老乡们下糌粑。因此远近老乡与母亲都很亲近，称她“大娘”。所以，说到“大娘”，甘孜人都晓得是包实友，又因冯云富小时候机灵可爱，讨人喜欢，众人就喊他“大娘阿布”。剿匪工作中，他获得的许多情报线索，就是一些喊他“大娘阿布”的老乡悄悄告诉他的。

旧时甘孜地处偏远，农业生产落后，群众生活艰难。为了让藏族同胞过上安康生活，工作队下乡发农具组织群众开荒生产。起初，老乡们处于观望状态。工作队于是让事实说话，半天工作半天种地，几个月后就收获了青稞、萝卜、莲花白，不仅改善工作队生活，还送给群众分尝。群众啧啧称奇，纷纷找工作队要种子要农具，积极开荒扩大耕地面积。生产一发展，群众生活自然改善，心便都向着新政府，愿意和工作队打交道。

正是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许多老乡就成了工作队剿匪中的“编外队员”，工作开展自然如鱼得水。比如，在他主导破获的台湾空投特务案、空投伪钞案与贩卖6800多两鸦片大案时，自然就不缺情报线索。再比如，在甘孜远近闻名的大金寺所涉重大叛乱一案中，他才敢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领头到寺庙与活佛谈判——活佛与许多喇嘛他都熟。动之以情，晓以大义，活佛积极配合，交出土匪藏匿于寺庙内准备用于叛乱的枪支与迫击炮。

在工作队期间，他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在县团委工作的藏族姑娘易慧敏——藏族名“益西拉姆”。恰好姑娘的哥哥益西居敏是他小学同学，其时在驻军骑兵团任参谋长。彼此知根知底，益西居敏热情地为他俩牵线搭桥，因此喜结连理。

何以家为

益西拉姆也是一个传奇。奴隶娃子出身，才12岁就给进藏的18军当翻译。因为年龄太小，实在不能跟随大部队行动，到川藏交界处，部队又派人将她们这些年龄小的送回了甘孜，参加地方工作。新政府成立，她进了团县委，被派到区乡工作，在这期间初识了冯云富。之后，组织上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女干部，送她到中央团校学习，后分配到重庆的四川省委第二团校工作，还担任班主任。但她的心却在故乡的土地上，主动要求回甘孜，这才有与冯云富组成一个家。

可是这个家的前二十年，基本就是处于“四分五裂”中。他们的几个孩子是这样介绍自己小时的家——

老大冯晓萍：1964年，父母从甘孜县调到州府康定工作，就把我和弟妹三人先后寄养在甘孜大嬢家。后来虽把我们接回康定，但因常出差，也没时间管我们，许多时候，生活就由我带着几个弟妹自己解决。

老二冯晓冬：我生在康定，但父母工作在甘孜县，我从小就寄养在康定刘婆婆家。刘婆婆见我长得可爱又听话，两岁时提出抱养我。半年后，妈妈实在舍不得，又把我要了回来。

老三冯晓红：小时最盼的是爸爸回家。平时难得与我们见上一面的爸爸，回来就下厨房，做新学到的菜品青椒炒肉、木耳炒肉片、炖猪蹄子为我们改善生活。还陪我们下棋。我的象棋就是他手把手教的。那时爸爸常和我们玩“失踪”，三月两月不回家是常事，最长一次是调到新龙县当公安局长，一年半后才见到他。

老四冯杰：我三岁时才被接到康定，但说不来汉话，只能说藏语。

1976年，冯云富被调到新龙县公安局任局长、政法党组书记。他再度焕发青春，纵马亮剑，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当时新龙治安秩序异常混乱，发案多，但破案率仅为28.6%。他到任立即组织破案战役，破案率上升到86.5%，重特大案件全破，当年发生的48起案件全破。

“我们家应该是公安世家。父亲在公安43年，大姐是37年，如今，弟弟也在高原子承父业——贡献了自己又贡献儿孙”——冯晓冬如是说。

“十多年前，妈妈患病逝世，父亲一夜之间顿然苍老”。冯晓红说时，声音哽咽，眼圈发红……

岁月留金

英雄也会暮年，但英雄必有让自己热血沸腾，情不能已的精彩画面——

“我得到过十世班禅回赠的哈达。”——那是1986年7月，藏传佛教格鲁派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到甘孜州视察。这期间，冯云富一直是班禅近身警卫——那时，他是甘孜州公安局经文保卫处处长。班禅的整个行程活动、行程路线、生活住宿等安全保卫工作方案，是他一手一脚做的，并得到了州公安局、省公安厅及更高层的审批认可。迎班禅时，他向班禅敬献了哈达。没想到班禅离开甘孜时，竟向他回赠了哈达，还送给他两只钢笔。

“胡耀邦总书记给了我两盒烟”——1985年9月，胡耀邦重走长征路，亲临甘孜。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同样也是他一手一脚做，也是近身警卫。一天，胡耀邦在驻地休息时，看到冯云富经过门外，就主动招呼他进去，亲切地同他聊天。当胡耀邦知道他在甘孜几十年，藏语说得非常好时，欣慰地握住他的手说，“涉藏地区就需要你这样的同志！”之后，拿出两包特制的双喜牌烟，塞到他手中。冯云富不抽烟，但心里却想着将烟带回家，给抽烟的老二分享。不曾想刚回驻地，就被参加保卫工作的弟兄们一抢而光。“耀邦总书记没一点架子和派头，我......我，就像见到了分别多年的老上级，老上级！”老人激动得竟然有些结巴。

“邓小平同志我也见过”——那是1964年，四川省人代会需要懂藏语的公安人员参与大会安保工作。冯云富被抽调到成都，进了大会安保组同时兼翻译组。人代会后，来川视察指导的邓小平总书记接见了大会工作人员。他清楚记得，小平握住他的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他说，“你们在高原涉藏地区工作很辛苦，党和人民会记得你们。好好干！”

往事历历如灿烂的星辰闪亮太空。说到这些荣耀时刻，老人从沙发上腾跃而起，双眼放光，眉飞色舞，手足比划——这叫戎马一生，归来仍是少年！

退休后，老人以自己名字为根，取了笔名“水雨田”，写下了10多本涉藏地区工作回忆录。老人自豪地说，在工作队时，他做情报工作，就为民主改革初期甘孜政教的局势写了12本情况报告，为土司头人、寺庙喇嘛，尤其是西藏直接管辖的大金寺活佛、堪布、格西等人写了120余篇人物小传，在民主改革时期，为上级党委政府和公安部门决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