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

    萧红的一生是磨难的，但她总在磨难中伸展着生命的欢欣，创造着她自己的黄金时代。这种生命之灿烂，从根本上说，不是社会、时代的恩宠，不是那些既爱她又伤害她的男人的惠泽，也不是那亦父亦师亦友的鲁迅先生的赐福，而来自于她自己天赋的性灵之光。

    尽管批判乡土中国的种种陋习，为受难的女性及瘸子、瞎子、疯子、下人等种种不幸的人代言，都展示了萧红作为一名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但是，萧红最独特的文学才华乃是，虽然挣扎于生活的泥淖中，却能以纯真的心灵穿越现实的雾霾，以“越轨的笔致”为我们召唤出一个本真存在的生命境界。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写这段温馨的文字时，萧红三十岁的生命已近终点。躺在香港的病榻上，追忆在故乡呼兰河的童年往事，萧红悲伤地想到：“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这个握着笔的萧红，就是安徒生童话中在圣诞夜的寒风里对着墙角独自划火柴的小女孩。《呼兰河传》中故乡后园与祖父一起栽花种地、一起烤鸭子的和谐景象，从她的笔端中流出，温暖了她那因敏感于现实磨难、敏感于人生悲凉而忧伤的心，温暖了她当下荒凉的人生。所以，萧红虽然反复唱着“我家是荒凉的”的哀歌，但她心中总另有一首温暖的、能给她带来安慰的歌。她回忆童年乐园的咏叹，是辛酸与甜蜜并存的复调曲。

    然而，并不止于此。这故乡后园的记忆，不仅驱逐着萧红自己的“寂寞”(茅盾语)，还足以照亮每个活在世上而被现实生存所羁绊的生命。“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记忆中的后园，不仅有温暖的亮光，还是个万物有灵、生命自由自在的世界。拟人之于萧红，并非仅是一种辅助性的文学修辞手法，而是她与万物一起生长的生命体验的自然显现。回忆唤出的后园世界，并不只是萧红对自我童年记忆的追溯与复原，而是一个成年女性，在深知自由之可贵、深知生命充沛生长之不易之后，对存在诗意的创造性建构。当她的笔墨挣脱了常识的羁绊时，她也褪去了苦难的伤痕，而给我们昭示了生命自由灵动的应然情状。故乡后园的文学书写，展示了一个沧桑女性灵魂的纯真与美丽，也在沉闷的大地上为我们推开了一扇生命飞翔的窗子。它与鲁迅笔下那江南美艳之至的雪景一样，都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负重中艰辛跋涉时遗失的精神乐园。这样，萧红就不仅仅是一个惹人怜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了，她还是一个在冬夜中为我们带来天国消息的信使。

    萧红不仅善于构建纯净的精神乐园来对抗现实的泥泞，还擅长在泥泞的生活上创造出生活的兴味。“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地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得连一个疤拉节子也没有，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长的木头，长得这样完好无缺。”这段文字批评了呼兰河人不去填埋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子、使得路人只能扶着人家的板墙艰难过街的现象，其中自有一种国民性批判的精神力量。与众不同的是，萧红在批评一种生活现象的同时，又能投入到那个被批评的情境中体会其中的趣味。这个街景描写中就奇异地混杂着启蒙者的批评话语和过街者的冒险趣味。奇妙的是，这启蒙话语与趣味话语并没有互相消解，而是构成一种张力，形成一种双声语。萧红的创作提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知识分子在理性地反思生活、批判现实的同时，仍然可以凭借着自己未被生活消融的童心而在不美好的生活中享受生之趣味。既批判现实之腐朽，又化现实之腐朽为内心体验之神奇，萧红在此彰显了个体生命的勃勃生机，而又封闭住了向现实妥协的歧路。直面生活的泥潭，萧红的生命既闪烁着理性的光辉，也充溢着活泼生动的情调。

    以天赋的性灵之光照亮苦难的生活，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翩若惊鸿的洛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