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英秀

又一次从远方回来。

又一次，“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我素无写生活日记随笔的好习惯。平常日子里不写，旅行中更不会。所以，走过的许多地方，也同经过的许多人和事一样，在脑海中不留印痕，过去就过去了。当时或曾有过的不一样的发现，甚至确信自己将会铭记不忘的那种壮怀激烈，最终渐行渐远，像童年的蒲公英，风一吹，就散了。历史证明，我这种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因此，我向来钦佩那些随身携带着纸笔记下所见所思的人，但自己，却终究绝缘于这样的勤勉。每每读《鲁迅日记》，就想，别的且不提，就单说从日复一日的365天透析出来的明晰、完整、有序，也是多么不容易。这个伟大的人，他并不因为心境的高远，因为思想的“生活在别处”，而放弃“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对身处其中的日常生活具备了高度的整合能力，同时，让手中的笔冲出泥淖鼓噪的当下，指向更苍茫辽远的所在。

说到旅行，人大抵想到的都是游山玩水，而鲁迅先生似乎并不是对此有十分喜好的人。他说：“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其实，他也是很去过一些地方的，只是，足迹所到之处既不能成为身心安妥之处，又无法使一个胸结块垒的人暂时地领略到纯然看风景的乐趣。在日本上野的樱花开得最烂漫的时节，他叹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从北京到厦门，人家介绍“山光海气，是春秋早暮都不同”，而他只说“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从广州几赴香港，见识却是“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虽只是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如此这般，先生便慢慢懈怠了“走来走去”的兴致。虽有“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的漂泊感，但终究在上海一隅安定下来，静默地生活，读书，写作。在人生的最后10年，他越来越少出门了，日记里鲜见有关旅途的记载。“整个中国都像一个墓场”，先生又能去哪里呢？但万卷书万里路已俱在胸怀，笔力所到之处，江山扑面，千帆尽是。

帕乌斯托夫斯基却是个甘愿受“漫游之神”支配的人。他常常旅行，他说：“几乎我的每一本书都意味着一次旅行。换句话，说得更确切些，每次旅行之后，我总写成一本书。”一个作家，能如此成功地在旅行中体验到他想要的“生活”，并且如愿以偿地把“生活”变成“书”，实在令人振奋。实际上，像帕乌斯托夫斯基这样的写作方式并非个案，自16世纪始，欧洲文学就形成了这种游历行走的传统。作家诗人们执著地在“茫茫黑夜漫游”，然后以手中之笔捧出广大而真切的社会人生的“湖海”。他们的足迹和视界，为世界留下了太多真正的文学经典。在中国，浪迹天涯、云游山水自然更是古已有之的事业。哪个文人书生没有写过关于“行行重行行”的羁旅诗篇呢？哪个诗人墨客不是走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路上？夸张点说，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行走文学史”。单唐一代，旖旎万千的“山水诗派”，雄奇绝伦的“边塞诗派”，怎一个辉煌了得！

我常自惭，生为一介女子，注定的“第二性”，情归之处，却偏偏是属于另一个性别的“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大飘零，那些遥不可及的慷慨悲歌。唐诗三百首，字字珠玑，但最让我意乱情迷的每每都是“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类感觉的诗句。在我浅陋又煽情的想象里，那是个怎样快意恩仇的年代啊！汪洋恣肆的谪仙之人李白就不用说了，就连瘦瘦的杜甫，在焚心似火枯焦了那把胡子之前，也曾拥有过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年少！他20岁南下吴越，24岁回洛阳，翌年又东游齐赵，30岁再回洛阳，往来偃师、洛阳间。33岁，他遇到刚被“赐金放还”的李白，两人同游梁、宋，建立了千古传诵的友谊。之后，又遇高适，三人北上齐鲁，过历下，登泰山，酣饮纵游，慷慨怀古。就是那样青春作伴、指点江山的好时光，使杜甫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情怀中，写下了一行行激扬的不朽诗句。后来，往日风流换成了血泪苦旅，但沿途风景依旧润物无声，一步步丰富着他，壮大着他，成就着他，使他成为国破家难、离乱忧患中发出时代最强音的诗圣。当瘦骨已做铜声，行走却还要继续时，“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那又是怎样一幅断肠的情景啊！

这些发生在遥远的行走年代的文学和友谊，这些光华万丈的山水和人事，如今已是炫目而温暖的传奇。而我，在已逾不惑之年后，却还只是一次次想象着这些令人唇齿生香的情节，一次次惘然在去往远方的路上，然后，让自己两手空空地回来。是的，提炼、结晶和升华永远胎死腹中，难以最终完成。当然，也有仅有的例外，让行走中偶遇的感动，以文字的方式留存给自己。我之所以说留存给自己，是因为我深知我的文字和现下大多数同行们的一样，对于别人，它们是速朽的。我打时间里走过，它至今未曾赐我一支神助之笔，但毕竟，我已练就了一双识别的眼睛和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应有的自知之明。

那是几年前的夏天，在去往邻国的一个边境小城里，我邂逅了那种想要写点什么一定要写点什么的冲动。是的，只是冲动而已，并没有什么电光火闪的灵感和构思闯进我的脑海。但一个萍水相逢的地方能撩拨起如此的冲动，也弥足珍贵了，要知道，我是自小至今不会写游记的那种人。

是它的静抓住了我，那小城的静。想象中不该是那样的，一个进出境的地方竟然没有喧闹，不见躁动。一条河清清地穿城而过，河堤上，三三两两太过漂亮的树以典型的亚热带姿势风情摇曳着。阳光浓得像是泼洒下来，但远近层叠的绿还是那么厚实，那么干净，丝毫不见蔫了颜色。街上，听不到中国任何一个城镇都被裹挟其中的那种巨大的商业声响。车和人自然是有的，但都懒懒的，淡淡的。整个小城，仿若在炎热的天气中睡过去了一样。

我在细细的静里，慢慢走过那个尖耸的绿色山峰掩映下径自美丽的小城。我知道我已爱上了它。有点委屈，有点恍惚，突然觉得，前路，归途，都像极了白日下的梦，惟此刻真实。一种久违的软弱侵袭而来，我钝钝地在一棵开着硕大的白色花瓣的大树下坐下。那时候，从右边河岸的方向，来了一缕风，那么沁人心脾的风。同来的，还有我的冲动。

后来的行程中，好风景纷至沓来，而我的心里只装着那个城。一定要写点什么，一定得让什么故事发生在那个小城，我对自己说。什么故事呢？我那根深蒂固的古典英雄情结于这样静美的所在，怕是不大相宜吧，那么，自然不外乎是爱情故事？

那是惟一的一次，旅行结束后，我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但我完成的并非是配得上那个美好的小城、配得上自己千年等一回的创作冲动的好作品。一个浪漫的女人和孤独的男人，在缥缈之地相识，他们自以为跌进了爱情——其实，他们只是跌进了生命的不甘空虚和荒芜？跌进了对自我灵魂的破坏、确认、救赎？你看，我这样庸常的表达，在任何一个作家的笔下都可以实现。无疑，这个萌生于不可复制的旅途感受中的小说，只是我许多个不成功的作品之一。

有人说，文学之道其实就是探讨旅人的途径。是的，荏苒几十载，谁不是人生这条路上的旅人、过客？我们貌似较长久地拥有在这个世界行走的时间，但究其实质，这和极短暂地去往某地途经某处是一样的——浮生如寄，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人生是怎样的，就如不知道下一处风景是怎样的。还有，或长或短，我们都会必然地遭遇到自己的盲点和限制。也许，前路上只有一种安排是可以预知的，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每个人都得承认自己的有限。这二者，未知和已知，是构成旅途之魅的核心物质，也是构成文学之美的源能量。

那样的事是常常需要面对的：爬了多半的山路，写到峰回路转的小说，却因为体力、心智、视界等等的原因，不得不停下来，不走，不写。更令人绝望的是，你终于走完了，写完了，但那些路，那些字，与你千山万水，宛如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的时候，就连仅剩的孤独也是虚妄的：你经历了它，而它却隔岸观火，从未让你收获到与你曾无数次感受过它的那些长夜相称的广阔。所以，你必须又一次相信你一直在相信的东西：写作从来都是漫漫黑夜，在无限可能中慢慢澄明，慢慢光亮，就如旅途的意义会逐渐呈现出来一样——这样，你才能重新启程，迎向又一轮的黑夜，隔绝和封闭，空无和荒凉，而不是成长、进步，被馈赠和赋予。

聂鲁达说：“我活到一定的岁数，诗就来找我了。”我不知道这样的年岁，离我还有多远。通常被认为是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些事物，青春、梦想、热望、激情，早已渐次挥手作别，那么残余的光阴里，被“诗”登门造访的概率又有几多？“诗”之难以进入我正在经历的生活，正如任何其他的人和事在不绝如缕地进入一样。太多的人告诉我说写作的人应该一定程度地远离身边的人群，远离日常生活，他应该孤独。可是，“一定程度”是怎样一个恰如其分的姿态？日常生活的泥沼里滋生着无处不在的触须，它缭绕你，暗蚀你，那种拖曳下沉的力，细碎、圆滑，却又强大、坚硬，有着毋庸置疑的程式化面孔。置身其中，而又超脱于一定距离之外，断不是我这般心性的人能完成的事吧？而人群，又是怎么可以说远离就能远离得了的啊，与他们爱恨纠结、浑浑噩噩的每一天，既是损耗又是养分，这一切构成了我之所以能证明自己的全部依据。如果远离他们的给予和破坏，那我的“孤独”该是怎样失氧的苍白？父母越发地老了，孩子正在迅疾地成长，无论是惨淡的暮年风景，还是被书包压弯了腰的少年背影，都是我醒里梦里如履薄冰的心之疾患。还有，一份已走成习惯的婚姻，像满城玫瑰习惯了年复一年在初春的沙尘天气里绽放，还有，越来越不堪重压的职业生涯……常常，在冬天的黄昏，我茫然地立在街头，失去了家和此岸的概念。那样的时候，我不是没有想到过“远离”和逃脱。然而，硬硬的西北风总是转眼间就刮走那间歇性发作的迷梦，我惟有抱着一篮混沌暮色中已不复鲜艳的水果蔬菜，走向万家灯火中的某一个窗口。除了走向它，我还能怎样走向自己？我的脚步，总是急促而沉重，每一步都像是适时而至的回头是岸，又像是走向更大的迷途。

如果，心生不出翅膀，纵是身到天涯，怕也是画地为牢吧？

大舍才能大得，这肯定是许多伟大的人淬心砺骨的经验，一个旅人，怎么可能将沉溺于当下与极目于远方真正地兼而拥之？既然你确定自己的生命是为了表达那尚未倾诉的思想，发掘那正在沉睡的感情，是为了赞美大地上一切迷人的事物，抚慰黑暗中所有的心灵，那么，出发永远是必须的。安徒生是一个一生都在路上的人。他终生未娶，漂泊不定，常常构思着童话，从一座城市游历到另一座城市。他虽外貌黯淡，但并非没有资格获得爱情。在旅途中，他的善良和才思往往那么容易博得别人的好感。在一则广为传诵的故事里，一位叫埃列娜·葛维乔里的美丽高贵的女人，在夜行的驿车上与安徒生相逢，她深深爱上了他。而他，根本不可能不爱她。但最终，安徒生拒绝了爱情，选择继续做一个只以手中之笔编织爱情的“流浪诗人”。许多年后，在人生的尽头，他说：“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事啊，但我从来没有在爱情里生活过，因为我要童话。”

或许，这样的“远离”，也可以解释为怯懦：安徒生不敢让虚构让位于现实，他缺乏在生活中真正经历爱情的能力和勇气，但我仍然认为这种缺乏勇气，就是勇气本身。如果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他要构建的人生依然如此：“我真愿只有20岁，这样我就会在我的背囊里放上一个墨水瓶，两件衬衫，身边带一支羽毛笔，走向那广阔的世界。”

生活充满了太多形态，但属于每个个体的从来只能是他能抓住能拥有的那一部分。譬如我，在远方的大海边、沙滩上，让赤足奔跑的欢笑声和着水鸟的鸣叫飞向更远的天空；在异域的历史陈迹里，感觉到时空苍茫、人在天涯的岑寂辽远；或者，在一座擦肩而过的小城里，在一棵静默的花树下，绿色的小河突然荡漾出心有灵犀的涟漪——这样的事，虽时有发生，但梦一般短暂而飘忽，更像是一个象征的姿势。真实的情况是，我和大街上太多的人一样，被每一天的日常洪流裹挟着，来去都不由己。日子里布满了皱褶，皱褶里盛满了灰土，而我要做的惟有感恩，致敬，让自己也像一粒尘埃融于所有这一切包容着我成长着我的平凡卑微的事物们中间，然后，执著地“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说得多么好。文学之于我，亦如是吧？远方之于我，亦如是吧？它们空无一物，却始终给人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