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敏 文/图

    2016年8月9日，甘孜州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宾。它为人们了解甘孜州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你只需花数小时，就纵横甘孜州1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感受甘孜州横断山脉地区丰富多彩的生态资源；你可以穿越时空隧道，感受远古到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你也可以徜徉流连独具民俗的风情，在这座新建成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宝贝。

    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1984年，甘孜州博物馆成立之初，它并没有具体的工作内容，甚至工作场所，主要负责一些日常展览、组织及布展工作。直到2000年，博物馆建成了一座积职工宿舍和办公为一体的综合楼，此时博物馆主要职责是保证文物的安全。甘孜州博物馆新馆2010年破土动工，2016年1月份，开始展陈布展工作，8月8日布展结束，8月9日正式对外开放。经过六年多的奋战，甘孜州博物馆终于闪亮登场，那些被深锁于柜匣里的宝贝们，才第一次正式的、隆重的重见天日。

    新馆位于康定新城区的老榆林（原州孤儿院位置所在），一个依山傍水之地。每天，都能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建筑外观耸入云霄的高碉上。巨大的梯步是展馆的通道，作为博物馆外围景观的延伸，增加了博物馆主体的体量，整个博物馆由此显得气势浑然。梯步的尽头，建筑主体逐渐显现。它的外观充分融入了甘孜州建筑的特点，以土石为主，色调土黄，气质古朴沉着，与外观顶部所采用的现代装饰板——鲜艳的红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冲击，现代与古老的元素在这里和谐并存。甘孜州文化是康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主体外观左上角，以“康”字藏文隶书作为整个康巴文化的象征。其型制端庄严谨，像一枚年代久远的印章，道尽整个康巴文化历经的沧桑。

    甘孜州博物馆日常陈列主要包括“圣境”“印迹”“传承”“信念”四个部分，展览面积近5000个平方米，通过文字的提要、实物的展出、场景的塑造、以及声光电的效果，打造出一所现代综合型的博物馆。当代，博物馆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经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甘孜州博物馆的建成，无疑为甘孜州的民族文化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带给每一位游客的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文物背后的故事

    文物，是一件件过去年代的留存。它背负着历史的使命，承载着文化的精髓，它通过岁月流动，在时间里默默传承，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魂脉之所在。正因为这样，它积蓄的力量，储存的价值，年复一年，不断叠加。

    甘孜州博物馆收藏着文物数千计件。布展之初，要在众多的文物之中选择既有代表性，又有展示效果的文物，确实让人绞尽脑汁。策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四年，从精心策划到文物拣选，最后落实陈列。现在，馆内所呈现出来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每一处转承起伏，都独具特色，让许多前来参观的游客眼前一亮。

    文物分布最为密集的展厅，是二楼讲述历史的“印迹”展厅，从策展一开始就否定了以历史为线索来贯穿始终。因为我州独特的丧葬制度——石棺墓，虽然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大约两千年以前），但这种丧葬制度至隋唐初期却彻底消失了。自那以后人们又经历了些什么呢，我们只能在断续地痕迹中暗自推测，却无法将这一时期更多的故事连贯起来。最终根据博物馆实际情况，将历史展厅划分为祖先的足迹、岁月留痕、藏传佛教的流传、土司文化掠影、茶马古道记忆、西康的变迁等六个部分。

    当这些文物散落于展厅的每一个角落，与每一位游客不期而遇时，透过这一件件没有生命的文物，人们仿佛跨越时空，感受着这些物品曾经经历过的非凡之旅。同时，这也是一次颇不寻常的学习之旅。

    这里陈列着时间可追溯至5000年前的展品。远古时代人们吹响的号角声，似乎还回荡在展厅昏暗的空气里，这些静静陈列着的历史遗存，是人类在这里活动的最好说明。跟随着时代的脚步向前，分布在甘孜州境内雅砻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大渡河流域的石棺墓有器物大量出土。这些器物器形质朴古典，除了青铜器、陶器之外，还有一些石器与之同时代共存。其中在炉霍卡萨湖石棺墓出土的曲援弯内式青铜戈和鱼尾形青铜戈，此两件文物，其器形虽拙朴，但型制却极为罕见，成为了考古界重要的研究对象。

    而新龙出土的双耳陶罐、蛇纹铜镜、格山铜剑均为此地出土器物中的典型代表。双耳陶罐犹为特别，其器形浑圆，虽为手工制造却呈现出极为难得的对称，整个罐体散发着釉质的光泽，糅合了艺人独具的匠心，最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今年，它被国家文物局选中，作为甘孜州秦汉时期出土文物的代表，与众多国宝级的文物一同亮相，参加美国大都会博物馆2017年的重头戏——“秦汉文明”特展。

    岁月洗礼，青铜器曾经灿烂无比的成色早已不再。自然界所赋予的青色，早已冰封刀刃。这是岁月的积淀，在它们身上留下的重重的痕迹。

    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丧葬制度的改变，岁月湮没了一些痕迹。看过了巧夺天工的丹巴古碉、新龙波日桥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精美的藏传佛教用品陈列应不暇接。

    历史仍然在继续，长长的卷幅，细细摊开，这是两幅卷轴式诰书，值得细说。两副诰书分别为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给嘎玛巴活佛的诰命。诰命均为长卷卷轴式，由蓝、土黄、明黄、白、褐等五色织锦托裱而成，其内容均分两段，前段汉文楷书，后断为横排墨书藏文，内容与汉文一致。噶举派是藏传佛教中最早采用活佛转世的教派，在明朝庭的支持下，曾一度居统治地位，该藏品的价值在于实物真实记载了明袭元制，中央朝廷有交管理着西藏地方事务，是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物证。

    镇馆之宝

    从体积上来说，“虎皮帐篷”确实是馆藏文物当中最大体量的一件物品。在众多文物中，它的名声在外。根据它的型制，人们测量虎皮围度，订制钢架，四五个人同时搭建，才呈现出人们现在所看到的蒙古包样式。这顶镶海贝虎皮圆顶帐篷，共计108张虎皮。整体由二幅扇形帐顶，四幅近长方形帐围，共六幅组成蒙古形式帐篷。其上点缀海贝作装饰，帐主体为虎皮面料，间有豹皮、獭皮、骆驼皮等，有红色粗棉布里衬。

    然而这样一件宝贝，到底是属于谁的呢？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一时众说纷纭，通过翻阅各类史书，查阅理塘县志推测，此顶帐篷由大施主丹增曲吉赠送给长青春科尔寺（理塘寺），极具宗教和政治意味。丹增曲吉，即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实汗。1638年，固实汗至拉萨会见五世达赖，获固实·丹增曲吉(意“佛教护法王”）尊号。传说此顶帐篷通达天威，震慑天地，同时也是身份、权势和地位的象征。几经辗转后归毛垭土司所有，久旱之时，搭建其于毛垭草原之上，进行祈雨之佛事活动，日常用于念经、祈福、祈愿苍生平安等宗教活动。2014年，“虎皮帐篷”走出甘孜，参加了“圣洁甘孜走进北京”的活动，引得各大媒体争相报到，京城百姓争相前来参观，一时轰动京城。

    和虎皮帐篷一样，这之前，为保证文物安全，所有的文物都是束之高阁。按照博物馆严格的出入库制度，除了库房管理员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接触到文物外，人们揣度、猜测，无法一一目睹他们的真面目。而如今，每一件真品就放在博物馆里，传达着历史的信息，透露出艺术的价值。人们仅仅透过一扇玻璃，就能静静地欣赏这些国家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