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的话语》属于那种可以一读再读的小说，一个在电脑打字时代还用笔写作的作家才能保持字斟句酌的舒缓与隽永，也只有一个偏僻藏区的少数民族作家才能将语言“陌生化”得如此不露痕迹，无意为之而自然天成。作为一部带有浓郁康巴文化色彩的作品，而又没有书写藏族题材时常见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这部作品可谓具有典范的意义——它已经不再是新中国初期藏族当代文学中的风情展示，也越过了“藏族新小说”的技术创新探索，而回归到朴素清新而又别具意蕴的本土风格，可以视之为数十年来藏族小说经历主导性话语和西方风潮洗礼之后的沉淀产物。

泽仁达娃在这部小说中通过晚清到民初康巴地区的人事铺陈，形成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康巴记忆的文本。之所以说是“记忆”而非“历史”，是因为长久以来关于康巴历史的书写一直存在于正史系统的权威笼罩之下，而藏人关于过去的认识并非这种历史编纂法所可以轻易置换；它也并不是所谓“新历史主义”观念下的“重述历史”，因为本身康巴历史就是“历史”的缺席的在场，《雪山的话语》更多是要表述一种关于地方的记忆，而不是对于既有历史的某种改写，尽管它在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充实或者替换了有关康巴历史的已有写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觉的记忆书写与非意愿性的“回忆”（如本雅明在普鲁斯特那里发现的）也有所差别，前者是一种主动文化建构，带有明确的意图。

英雄与历史动力

康巴的这段记忆围绕着贝祖村为中心展开，因为祖辈的仇杀而与母亲隐姓埋名逃亡在此的阿绒嘎，用叔父格勒活佛的骏马锦衣和自己的机智到毛垭草原诱拐漂亮的姑娘德吉；胸有大志、威武能干的朗吉杰布带领村民战胜更江土匪，并杀死头人成为新的领袖；神勇无敌的更江土匪美朗多青则在母亲的“爱”与贡玛土司的“恩”中归顺土司。这三个核心人物一为智者，一为枭雄，一为勇士，实际上构成了雪山的精魄。有关这样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构成了地方记忆中最为鲜明的画面。

这个记忆充满征战、屠杀、阴谋、仇恨、报复，但却并不猥琐阴暗，因为昂扬着一种充满野性的生命力。伴随着必然的生与死的命运，小说在在张扬了一种血性，美朗多青出场便是与兄弟二匪的决斗，勇悍异常，更主要是恩怨分明的态度，即便后来贡玛土司因为感觉到他更得人心，为了自己的孩子，弄瞎了美朗多青的双眼，并且砍去一臂。他也没有反抗，依然豪气干云地大笑。而贡玛土司本人也一样是个硬汉，热德因为儿子布根被猎人郎加寻仇杀死，求助于表哥贡玛土司，但后者之所以帮忙，正如他自己所说：“表哥，不是你的眼泪骗走了我的同情，而是郎加的凶残激起了我的愤恨。”对于强者的钦佩拜服，与对于弱者的轻视无情，是一体两面，这是一种崇尚力量和顽强的观念。

在尚力观念之下，绝望、软弱被视为懦弱和可怜的象征，而“贝祖村的老人和女人，肚子里淌着泪水，嘴唇却放飞歌谣在重建家园。”这种乐观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根本。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尽情释放自己的生命，天然的情欲和后天的情感都得以自然绽放，善恶的道德判断就不那么界限分明了。小说中贯穿的就是这样一种传奇英雄的历史观：英雄主宰着自己和民众的命运。即便是通常意义上的“坏人”也有其令人敬佩的一面：匪首亚松迪果和他的情人央美在遭到贝祖村偷袭，陷入火海中时，依然纵饮狂歌，以至于朗吉杰布也不禁赞叹：“这样的匪首和他的情人，真应该还活在世上。”然而，匪首之死恰恰暗示了豪强英雄的末路。

“不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一碗清水”的贝祖村男人朗吉杰布自己也是匪首一样的枭雄，他由一个普通村民，一路搏杀成为康巴一代最为强大的土司，不停征战。小说中写到邓登喇嘛因为深谙朗吉杰布的宏阔命运，却又无法阻止这个英雄的诞生与发展，于是通过打卦借朗吉杰布之手杀死自己，而朗吉杰布其实也放飞了自己的心灵：“你还有什么不能去完成的呢！”杀僧灭佛，通晓命运奥秘的喇嘛无法阻止英雄的扩张，而朗吉杰布在那一刻的反思，表明了一个追求权力的反叛者主体的诞生。与他形成对比的美朗多青那样的传统英雄，朗吉杰布已经是一种力图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动主体。

阿绒嘎的疑问是“为什么上千年的佛教，阻挡不了康巴人仇杀的脚步？”他无法给出答案，朗吉杰布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完成统一的使命，他杀头人巴安、杀修炼的邓登大喇嘛、杀古朗土司，全身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梦见他们时也会颤抖。当他带着这一疑问咨询扎龙喇嘛时，后者说：“你骨子里的自卑和叛逆铸就了你无比的自大和英勇。一切都是天意，我不会违抗天意。”而有了自我寻求自觉的朗吉杰布望着与天相接的群山，认为：“我们无法超越祖先的原因是把圣人供得太高了。这样后人只能匍匐在圣人的足下。”他实际上是个传统的叛逆，在价值观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恪守佛教的清规戒律：改革政教合一，试图施行政教分离，这让他失去僧侣和信徒的支持。

大土司指着多科活佛的额头说：“你不能给现实的今生造福吗？”多科活佛反问：“你心灵的磨盘什么时候才能碾碎你的欲念？！”

这是两种合法性、两种理念之间的冲突，而不仅仅是朗吉杰布个体的性格原因造成，是真正的悲剧。

“我本想让佛教朝着造福人间的方向发展。也想使佛教朝着康巴强大的方向转变。但这种做法损伤了僧人的利益和威望。”大土司朗吉杰布感慨地说：“佛教讲得太大太空了。我拿不出那么大的真实去覆盖芸芸众生的前世今生和后世，就这样我所做的一切，成了用泥土掩盖天空。”

结果，朗吉杰布死在阿绒嘎和自己忠心的管家之手，死于“藏人对佛教的虔诚情感和美好心愿里”。失败的英雄没有改造得了时势，也并非时势造成，他的彰显了作为普通民众的阿绒嘎作为历史动力的核心问题。只是无论是英雄还是民众对于历史都是无意识的，凭着本能和惯习行事，这也是小说文本呈现出来的“记忆”的客观性所在——它不存为某种具体的历史观念所束缚，从而更为丰富地呈示了芜杂、生机勃勃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过往人事，而无目的中合目的性地表现了历史的自我选择。

民间智慧与地方性知识

小说写到的时间，康巴无疑已经不再是封闭单一的原生态了，内地、外族乃至外国的影响已经逐渐进入这块偏僻的土地。但是全篇只有大商人泽珠的一句话透露出这种文化的杂糅：当他赞叹阿绒嘎和本登科巴头茶叶的技巧时说：“哦，阿绒嘎，阿米日嘎（美国人）的脑袋长到你身上了。”不过，外来的影响只是此处吉光片羽，并没有体现在日常之中，笼罩着康巴地方思维仍然是千载而下的本土模式。当然，这种本土思维内部也发生了裂变，比如德吉因为想逃跑，就虐待阿绒嘎瞎眼的母亲，给她老母虫吃，而老人却以为是佛法预兆他应该戒肉。这种对于预兆的反讽，可能是作者无意间所为，却体现了一种历史与心理的真实。

在已经出现轻微变局的场景中，传统的民间智慧依然显示出久盛不衰的魅力。阿绒嘎这个人就有着藏族民间故事机智人物阿古顿巴的影子，而他诱拐德吉的过程也不难发现松赞干布派往汉地的使者禄东赞的原型。阿绒嘎可以说是民间的化身，他历经逃亡者、猎手、银匠、马帮商人的角色，每种身份中都以智慧巧妙地化解危机。在处理偷鸡蛋的蛇、偷吃种子的马鸡的片段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民间文化的精粹如何如盐入水一样安插在叙事中，成为自然的存在。在茶马驿道上，阿绒嘎的马偷吃别人马厩里的青草，被追打，他去处理这起纠纷时被羞辱，通过街边楼上三个谈生意人的评论展现出来他的智慧：

一个商人说：那个挨打的人不如投生女人。“坐在他身边的商人说：”那个人每次都保证把打飞的帽子拣起来，而且稳稳地戴在头上，他的脾气好得可以在肚子里跳锅庄。“坐在他俩对面的商人说：”也许他的本事比谁都大，你俩想想遭到这样的辱打和嘲笑，他的脸色却一点也没变，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宽广无边啊！”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多有这样的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在一处类似深泽七郎《楢山节考》的情节中，阿绒嘎为了留住一心逃跑的妻子德吉，将母亲背到巴科岩洞遗弃，在将要离开时，母亲说：“阿绒嘎，背篼拿回去，你老的时候你的儿女背你用得着它。”这个不着痕迹的言辞，有力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穿插于行文中的谚语和警句也随处可见，比如“心情好的时候，即使背着货物，也会有歌声陪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即使骑着马，也觉得鞍垫硌得屁股痛。”贡玛土司安慰收到朗吉杰布威胁的大格土司说：“朝天上撒灰尘的人，最终灰尘会落到他自己头上。” 格西真珠吉佩圆寂时留下一溜贝叶纸：“自私的人看起来得的好处多，可是自私的人多了，会酿成众生的灾难。”这无疑来自藏语中的谚语遗产，它们不仅是点缀后或者卖弄，而形成了一种谚语式的思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泽仁达娃就是用创造谚语的方式叙述自己的小说，从而才形成精致细腻的风格。

民间智慧作为一种独具地方和民族风格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直观地体现了地域和族群文化的风貌。它们曾经广泛通过藏族的口头说唱比如“仲和仲鲁”（说唱故事）、“古尔鲁”（道歌）、赞词和祝颂、岭仲格萨尔（格萨尔史诗说唱）、喇嘛玛呢、折嘎等流传拨散在高原、草场、山间，如今则化入到藏文化中成长的新一代作家的笔端。除了哲理与经验性总结，服饰、景物、习俗、仪轨、宗教等具体“地方性知识”也在不经意间得以表述，贡玛土司的女儿麦朵嫁给大商人泽珠的场面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秋收刚过，结婚的吉日就到来了。庞大的迎亲马队第二天下午到达了贡玛土司家的院门，大院里挤满了赶礼和看热闹的百姓，迎亲队伍中领头的人物是昂巴让人群陡然起敬。他不仅说话利落，而且精于诗文、历法、卦术等。他从怀中取出哈达。他亲手把哈达献给院门的铜狮，然后手捧另一条哈达，他挺胸抬头环视四周，偌大的院子寂静无声，昂巴朗颂赞美诗，一句赞美贡玛土司家院门的诗句，听众一起发出拉索拉的叫好声。赞美了院门的他，开始走入院子赞美土司家的坐骑牛羊、藏獒……官寨的大门挡住了他的赞美。中断了叫好声的听众开始兴奋起来，果然昂巴牙疼似地从怀中摸出一些啐藏洋，他的表情立即逗发了一片笑声。昂巴从开门杠的口子里送进去藏洋，被好几双姑娘的手推出来了：“你冒充大商人家的迎亲者，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从口子里出来的话让众人开怀大笑。昂巴增加数目的藏洋递进去：“哎哟，新娘的好友们，这么多的藏洋压疼了我的手！”昂巴的周围涌动着笑声的浪潮。昂巴收回自己的空手，姑娘们的风趣话也跟着他的手出来了：“这回算我们发善心了，下回你不增加藏洋的话，我们不会理你的穷手。” 昂巴在姑娘们掀起的笑声里说：“哦荷，我的藏洋口袋忘到路上了。”

捞足了笑声，昂巴出手很大方。新娘的好友们也不再为难他。等收够了挡门的藏洋，主人家派的人嚷着外面有急事，新娘的好友们便给他启开门。昂巴趁机挤进来，姑娘们叫呼起来：“抓住他，抓住他”，人群也跟着吼起来：“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无数舞动的手却没有真的去抓他，昂巴也装出怕抓的样子飞快地往前冲，迎亲队伍紧随其后，他（她）们奔跑的脚步，跟两边的笑闹声一样响亮。步入大堂的迎亲队伍乖乖地在铺好的地毯上落坐。送亲队伍中的新娘的舅舅高声斥责他（她）们：“怎么进来了一群不懂礼节的客人呢？！”昂巴一边叨念着拉索的恭维话，一边弓腰献上哈达：“舅爷哦舅爷，迎接仙女一样新娘的人员是我们哦。”舅爷拍着藏桌高声说：“你们就这么简单地来娶，好几位土司提亲不成的新娘，不是闹笑话来了吗？”昂巴陪着笑脸向“生气”的舅爷献上哈达：“拉索，拉索拉……”一位随从不失时宜地给他呈上系着哈达的上等茶盐。昂巴亲手把它献给灶头。然后手捧哈达讲述灶头的来历和特征，给阔气的灶头赞美结束后，昂巴开始赞美高贵的柱头，当然他把最好的美酒献给了柱头。婚礼的仪程继续在喜庆中进行：昂巴从精美的珠宝箱里取出珊瑚项链、珍珠腰链、金耳环、象牙手镯、串着九眼珠、玛瑙、绿松石等的头饰、水獭长袍、丝绸上衣……昂巴一边赞美着带给新娘的穿戴，一边朝新娘的好友递送。新娘的好友都把手藏到身后。她们不会轻易接受男方的礼物。尽管带来的新娘的穿戴华贵得让人暗自赞叹，但她们却团结一致地你一言我一句数落起来。双方的表演赢得了不少喝彩后，昂巴又在笑声中完成了一项任务，随后他宣布了一条喜讯：“今天参加婚礼的所有客人，均会得到一饼产自汉地的黄糖。”昂巴听到许多人发出啧啧的赞叹声。露出笑意的舅爷招手请他（她）们上座自己的身旁。至此，迎接和送亲的人员亲如一家地笑谈起来。唱山歌情歌的歌手随时大展歌喉的时候到了。喜爱弦子锅庄的男女也可以尽情地加入到欢乐的圆圈中。锅庄弦子的空隙间，掰嘴劲的高手会引爆满屋的欢笑。迎亲人员中也有不少能歌善舞的，他（她）们献上的歌舞，让人们开了眼界也饱了耳福。舅爷站起来高兴地说：“骑着狮子一样骏马来迎亲的贵宾，穿着孔雀一样服饰来迎亲的贵宾，他（她）们带来了布谷鸟一样动人的歌舞！”

黎明在歌声中到来，黎明在鸡啼声中来临。跳《扎西锅庄》的时候到了。《扎西锅庄》就是送别时的祝福歌。《扎西锅庄》悠长而略带忧伤的腔调，唱得许多人心头酸酸。

盛装的新娘麦朵被伴娘和好友们簇拥着推出房间。新娘被自己的手蒙着的脸在流泪。当她站到柱头旁时，她的亲属和头人纷纷起身，他（她）们排着向即将远去的新娘献哈达。每人说完一句或一段祝福，顺便把携带的贺礼，放在精美的箱子里。箱旁的人记完礼品便大声念着礼品的名称和价值。就这样，箱子里的金银珠宝越积越高。院子里也有人忙着清点百姓献上的礼物：牛羊马匹和财物。

手持吉祥箭的高僧走向新娘麦朵，他在新娘的头上转动三圈吉祥箭。然后走到大堂的东面喊福气：东方白色土地白色房子里居住的白色仙女觉比拉姆，请用能吐珠宝的神猫，赐给新娘福气和财运。

高僧喊完东方的福气，随后到居位在不同方位的神灵那儿去喊福气。最后他回到柱头那儿喊福气：让福气全部来到的八位神仙，请赐给本家平安祥和昌盛。

出门时新娘麦朵的手被伴娘放进托盘，托盘里的麦面开放出她手掌的模样，或者说她的手掌清晰地印在麦面中心。也就是说她把福气留在了托盘里。留在了娘家，与此同时，手扶灶头的母亲向她呼叫：“女儿麦朵哦，远嫁他乡的麦朵哦，大树一样生根的福气你留给本家，朝阳一样升起的运气你带走。”

这个段落几乎全面地勾勒了婚礼过程、执事与参与人员、物品与话语、细节与全景场面，但又不是游离于文本之外的刻意的镶嵌，地方性独有的民俗风情成为情节本身的有机组成。那种嵌入式的表达往往在期待视野中，有着外来之眼的“凝视”目光，而地方性知识本身自为存在，无需假借外来的评价。这种对于本土特色的态度，较之那些带有“异族风情”色彩的自我殖民化式呈现显示了一种地方文化主体的独立与自觉。

雪山话语的可能性

统观整个文本，尽管有着主次之分，阿绒嘎与朗吉杰布等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但是情节和人物藤蔓丛生，构成故事的丛林，人物、角色和事件处于平等的位置，整个情节并没有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的起伏，所有壮烈的悲剧性场面与日常的琐碎细节都处于同等的地位。因为从地方记忆的角度来看，这一段故事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更加重要或者不重要。时间在这个地方是一种绵延式的存在，即便那些被认为极富于戏剧张力的“现代性冲击与断裂”也一笔带过，而传统实际上一以贯之，即便外来影响也被纳入到传统内部，予以吸收与本地化。

这里显示了“雪山的话语”的真正意味，它显然不仅仅是表达某种藏族风情史诗，“雪山”“骏马”等意象当然可以做隐喻式的解读，然而无论是世俗的日常生活、战争的非常态事件、宗教的超验式体验都是一种地方与族群的集体记忆和情感积淀。这不是一种“藏地密码”，而就是藏地的存在本身；它不是魔幻现实，而就是真实和心理真实。

《雪山的话语》取材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基俄、白孜等地，康巴倒话的思维方式和诗意的语言潜移默化地融入在叙事之中。“倒话”是一种藏汉混合语，作为母语使用于青藏高原东部、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又称“雅江倒话”。倒话周边主要是藏语，分属藏语康方言南北两路土语群。作为一种混合语，倒话的基本特点是词汇成分主要来自汉语，但语法结构却与藏语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这就可以解释了小说中那种糅合了感伤与豪放、细腻与粗粝、柔情与剽悍的陌生化笔触，以及需得经过延宕和反思才能获得理解的审美效应产生的原因，它是用一种混合语在写作，这种语言丰富了当代中文写作样式和情感思想表现方式。

这只是形式方面，从更广阔的的背景中来看，将其藏族当代文学史中，在新世纪出现这样一部小说，也许更能清晰看到它意味着什么。从最初的益希单增、降边嘉措的革命史叙事，到藏族新小说如色波、扎西达娃等人的先锋试验，再到书写历史的风潮涌起，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阿来《尘埃落定》、尕藏才旦《首席金座活佛》、梅卓《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白玛娜珍《复活的度母》、达真《康巴》、《命定》……纷纷从不同角度和地域切入藏族近现代历史的叙述，可以看到某种藏族文学主体性的诞生和文化认同的寻求。泽仁达娃在这种风潮之内将眼光放在康巴地区，可谓在康巴重塑族群记忆。这种记忆不假外力，完全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族内人”的自我呈现，因为规避了外来者眼光，从而使得这种记忆更具有“原生态”的意味。

这种意义上来说，所谓“雪山的话语”在就是一种自足的内部言说，将贝祖村为代表的康巴作为一个中心，敷衍传奇，演义过往，成就一段独立不依的族群与文化记忆。这种记忆中的“康巴中心观”无视了外在的进化论、人性论、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而着力于枝蔓丛生的民间与地方表达，从而为认识中国这一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的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历史多样性提供了一种崭新视角。边缘、边区、边民在这种话语中跃为中心，形成一种新型的地方文化角逐力，在当下的文学文化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一旦产生就会产生新的生产力，为未来的写作和知识积累养料。正是无数这样的“话语”的存在，才让中国文学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