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浩

      在《梁文道：生活能穷出认命的人，生出许多古怪事》一文中，梁文道说，研究萧红的学术文章已汗牛充栋，他要另辟蹊径，“因为她的作品是相当的丰富，例如说《萧红小说散文精选》，里面为她作序的香港的作家洛枫，就特别注意到一点，我觉得这个注意点，正好也是我看她的作品常常看到的地方，我觉得她写得非常好，就讲她的饥饿。”

      萧红跟很多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一样，都喜欢谈食物，但是，萧红所写的食物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比如说跟周作人写的茶点，跟林语堂讲的吃食完全不一样。萧红的《雪天》，主要描写她和萧军在哈尔滨曾经很贫苦寄居在一个叫欧罗巴旅馆的日子，那段日子基本上他们是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所以常常处在饥饿之中，其中不少段落文字就写出了萧红的饥饿，“而萧红写饥饿写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是现代作品里面几乎中国作家里面写的最好的。”

     萧红笔下写出的食物，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基本的、人之所以还能生存下去的一个条件，她是把饥饿写成一种关于“人的肉体还能不能活着，还是要被消灭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状态，这时它“不再是美食不再是文化，完全都跟那些东西无关，完全跟中国作家平常谈食物所关心的重点都不一样了”……

的确，萧红通过描写她的饥饿，写出了她在那个时期的生存条件，她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状态，那些抱着闲适、欣赏来描写食物和美食文化的心态，是做不到的。萧红写饥饿，构成了她的文学记忆。

     著名作家阎连科，在谈到文学素材的来源时，曾说到自己的饥饿经历，并说他自己是被“饥饿”刺激成为作家的。

   “饥饿”，是阎连科他那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最强烈的感受。有一天，阎连科的父亲叫他到他父亲干活的工地去一下，阎连科走了十几公里路。到了后，工地炊事员把阎连科带到一间黑屋子，嘱咐他不要发出声音，接着端来一大碗肉，一个4两重的馒头，从外面锁上门，让他在里面小声吃。阎连科吃完了那碗肉，半碗猪油也喝下去了。阎连科后来才知道，那天工地杀了一头猪，炊事员是阎连科的亲戚，才这样偷了一碗肉。后来，这碗肉的美味让阎连科树立起人生目标，将来有一天要过上好日子：想吃肉就能吃上肉，想吃油条吃油条，这引导着阎连科读书、劳动和写作，走到今天……

     饥饿对阎连科的文学创作影响非常大，他的很多作品都涉及饥饿，他用各种方式去表现饥饿、表现革命，表现在饥饿面前人性的美好，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就表现了在饥饿状态中这种亲情的美好。为什么要写“饥饿”？阎连科说就是“希望能告诉读者另外一种真实的存在，历史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样子，不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样子。文学虚构的，但是文学的真实是必然存在的。”

     莫言来自一个匮乏的年代。他的很多回忆，都提到了童年时代物质匮乏的经历，尤其是对饥饿的描写。莫言曾说过他童年时期经历过的一次极为饥饿的情景，“村里的小学校拉来了一车煤块，那种亮晶晶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一个孩子跑上前去拿起一块就嘎嘣嘎嘣地吃起来，香得很，大家伙一见就扑上去，每人抢一块吃起来，那味道的确好，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味出来。大人们也来抢，结果一车煤块就这样让大家给吃完了。”这一童年匮乏、饥饿的生活，给莫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以后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蛙》。

     莫言曾经说，文学其实是一种记忆。有时候在写作时打开记忆的闸门，对饥饿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泻千里。至今，莫言仍然对食物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敬畏。莫言的妻子杜芹兰介绍，几十年来，莫言无论名气多大，他对吃一直没有要求，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馒头、面条、包子，永不厌烦，至于饺子，无疑算得上是最高的礼遇了。

     另外，我们在三十年代鲁迅的作品里、沈从文的作品里，也能看到饥饿的文学描写。鲁迅的笔下就写到了祥林嫂的饥饿，孔乙己的饥饿，闰土的饥饿……

     这些作家关于“饥饿”的记忆是普遍的，而且，这些关于“饥饿”的知识，不仅成为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成为他们对于世界的综合解释和认知，由此具有了普遍和典型的意义。这种普遍和典型的价值，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也具有哲学的意义。生命中曾经的饥饿回忆或饥饿感，让萧红看到了生存的严酷、生命的真实状态，让阎连科、莫言成为作家。